张维为：

大家好！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个人认为，也许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回忆和思考我们的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

我第一次给他做英文翻译，是1985年8月28号上午，他会见一位非洲领导人，当时外交部的领导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就提早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10点开始，小平同志就提前20分钟到了会场，跟我们一一握手。那么他跟我握手的时候，他简单地问了一下。他说：“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就微笑地问我说：“知道霞飞路吗？”

霞飞路就是淮海路，当时是法租界时候的名字。邓小平在20多岁的时候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是我们党中央的秘书长。当时中央领导都是单线联系，邓小平作为秘书长把所有的地址电话，都要记在脑子里，所以他是记忆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我后来也观察邓小平，也研究邓小平，发现他实际上从16岁，他从上海坐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然后到26岁，这个10年，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里度过的。他在法国主要是里昂和巴黎，然后经过柏林到莫斯科，留学了一年，学马克思主义。

然后回国之后，1927年，是先在汉口，然后就在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移到上海来了。

我自己感觉就是，他有一种“城市情怀”。他对上海这个城市也特别有感情，他最后晚年连续7年春节都在上海度过的。我可以想象，他那时候才20来岁，在世界大城市里闯荡，恐怕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大城市往往比较势利、比较浮华。但我想一定就是大城市的某些方面，对他也有触动。

如果我们讲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或者农村转向城市的话，也许他这种大城市的经历，闯荡世界的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成为那一代红色领袖当中，一个最具有现代化的精神的领导人之一。这点我感触是蛮深的。

如何评价一个领导人？我想关键是看他为这个国家做的选择，或者叫抉择。我自己觉得就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或者中国发展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上为中国做了三个重要的战略抉择。这三个抉择奠定了中国成功崛起的基础。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78年，他提出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有其他选择的，比方说当时也可以选择，我叫做略微调整过的这种苏联模式，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加点市场调节，但是不去拥抱全球化，不去拥抱市场经济，不要说互联网了。

但是邓小平他的眼界很高，他对这个世界比较熟悉。特别1978年，他当时密集地访问了一系列国家，包括新加坡，他深深的被触动，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包括日本，他感觉中国落伍了。对邓小平来说，他要建设一个经得起比较的国家，经得起比较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他决定大规模地改革开放。现在看来，1978年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国运。

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1989年，当时有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很多人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邓小平一锤定音，强势回应了亲西方势力要推倒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企图。现在回想一下也是，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话，恐怕我们的政治体制会崩溃，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走苏联崩溃的这条路，根本谈不上今天中国的崛起。

那么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现在我想想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南方讲话他去南方当时叫南巡，也就是说20来天他就去南方。

为什么？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国内也是一片悲观声，很多人在质疑，中国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但邓小平做了一系列的判断，在苏联解体前三个月

他有一次内部讲话。他说：“现在历史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这是邓小平非常鲜明的特点，每一场困难、危机他都看到机遇，就是大的机遇一定要抓住，他可能觉得当时周边同志没有看清楚，所以他到南方去呼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市场经济是个中性的东西，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我们要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证明邓小平的抉择

是有远见、是正确的，我们成功了。所以我觉得，三个历史关键时刻做的三个战略抉择大致上确定了中国全面崛起的方向方位。今天我们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际上，这就是九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现在我们讲不走改旗易帜邪路，这就是八九对政治风波的处理。

我们讲我们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选择。所以这个总结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这边我再跟大家回忆一段经历。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稿，就是回忆邓小平的。我今天讲的不少内容来自于这本书稿。其中有一段经历，我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次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

我是在1985年9月18号那一天，我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了邓小平。当时我是陪加纳国家元首叫罗林斯，然后晚上我们的飞机就飞到厦门，见到当时的副市长习近平。而且9月18号那天很有意思，为什么？当天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实现了初步的新老交替。当时我们的叶剑英元帅、邓颖超等十位我们的中共的元老退下来了，然后李鹏、吴学谦新的一波进政治局了。

邓小平是那个会议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从人民大会堂步行走到福建厅，我们在那儿等他，然后见罗林斯。整个会见谈的是人才培养、人才发现和有序接班。会谈要结束的时候，罗林斯主席告诉邓小平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厦门特区。”因为他对特区非常感兴趣，邓小平就问他说是要待多少时间，他说一天。邓小平说这个太短了，后来很有意思，邓小平讲了这么一段话：“也比不看好，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下午我们就坐专机去厦门了。我记得当时加纳元首罗林斯就问习近平，习当时应该是32岁：“你们有深圳特区，现在厦门也是特区，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当时习这样说的，他说深圳它是靠近香港，和香港有很多的联系，厦门靠近台湾，和台湾有些特别的历史渊源。那么罗林斯也很聪明，他也悟出来，他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是现在我理解邓小平搞这个特区，不只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也是有比较深远的政治考虑的。这个理解是对的。

那么回到刚才邓小平讲的“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做学问、读书很重要，同时一定要实地考察做调查研究。我自己实地考察过70多个发展中国，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一种是全盘否定。

西方全盘照搬西方的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我叫做上下结构脱节。上层结构它的议会国会，讨论的跟西方的议会国会一样的问题，同性恋权利、废除死刑，甚至动物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底层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社会结构和非常原始的经济基础，所以最终是老百姓民不聊生。这种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全盘否定西方也这个问题，就是往往是民粹主义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市场没有技术，所以这两个选择都没有成功。

你比方说前一种选择，我想到典型例子就菲律宾，五六十年代还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现在变成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第二种例子我想到就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都没有走好。那么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非洲领导人曾经问过邓小平说：“怎么跟西方打交道？”邓说：“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这个模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就是趋利避害模式。

今天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胆地、公开地、热情地拥抱全球化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为什么其他这么多的国家成了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的这种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后来想一想，恐怕和邓小平的抉择有关系。当时西方拼命地推销全球化，但他推销的那个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光是经济全球而且政治全球化，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等等等等。有些国家就跟进去了，结果就导致了灾难。邓小平非常明确，他对全球化的界定是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全球化我们要慎之又慎，乃至抵制。

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讲了，今天的世界市场被西方占得满满的，我们怎么打进去？所以他在这个场合上讲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才能够这样崛起起来。所以，这个趋利避害的方式，让中国成了为数不多的，真的是佼佼者。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参与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太重要了。

西方很多国家实际上是巨大的受益者，在于它内部政治制度的问题，使它这些超级跨国公司获得的利益没有能够在国内得到很好的分配。导致就是中产阶级缩小，美国中产阶级最高的时候占人口70%多，现在我看到的多数指标认为是50%以下了。

你可以感受到为什么特朗普这样的人会上台，民粹主义会得势，跟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的问题有关。

另外就是跟转型经济国家比较，实际上我是不太喜欢这个词，指的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世界银行老用这个词。但我一下子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我们姑且用之。主要指前社会主义国家。我也走了很多，几乎都去过。这些国家大致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的模式，最典型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激进改革模式特点是什么？就是我叫“双休克疗法”，政治上一夜之间废除所谓一党制，然后实行多党制，搞一人一票，经济上一夜之间搞私有化市场，但结果是灾难性的。

我记得我1990年的时候去苏联访问，当时我到苏联最大的百货商店，在红场叫古姆，我都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个市场所有的柜台空空如也，没有东西的。餐馆排着长队最后排到以后说，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当时陪我的是一个苏联社科院的小伙子，他说张老师，我给你讲一个我们最近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他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一个人说我得去把他给干掉，

他拿了一把枪去刺杀。他走到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回来了，人家问他说，老兄，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人一把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自信的领导人，口号是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结果是经济崩溃了。

那么保守改革模式也没有做好，这特点是不拥抱市场经济，不拥抱全球化，不拥抱互联网，非常封闭，一个经不起比较的一种制度和生活水平。

这使我想起了我当时在外交部翻译时，因为我们给领导做翻译，可以看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的记录，那么我记得他当时，1982年和金日成有一个谈话。

当时金日成说，我们朝鲜经济很困难，但是我们在想办法改善经济管理的方式，他说巴基斯坦的总统叫哈克，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员发现，就是养鹌鹑比养鸡划得来，因为鹌鹑蛋的营养是鸡蛋的四倍。后来我就看小平怎么回应，小平的回应是我们还是在考虑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考虑是小打小闹的调整，而邓小平是改革，考虑的是非常深刻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改革，建立一种经得起比较的制度，使中国成为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国家，所以这个抉择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我把中国的模式称之为是稳健的改革模式，也就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也很重要，但是一定是辅助性的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不让政治机器空转，一定要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的改善，我叫民本主义的模式。

当然，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只是指就是物质生活，现在也包括精神生活，包括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等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和西方国家有比较。西方国家这么多年来拼命在全世界推销他的民主制度，我叫做民主原教旨主义来推销它那个市场经济，我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发明了很多的陷阱，我们都听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很多是忽悠人的。

实际上我说过去40年主要就是两个陷阱，一个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一个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如果你不幸地坠入这个陷阱，要么国家崩溃，要么国家走衰。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你克服这两个陷阱基本上就成功，中国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邓小平的见解是非常深刻，也是很生动的。

他说过很多次，美国不是讲三权分立吗，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三个政府互相打架。”今天《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说：“美国是‘否决政治’。”三个政府打架，邓小平30年前就说了。

今天特朗普总统说Fake News假新闻，邓小平30年前怎么说的，“一批撒谎的人在做事！”他指美国之音，Fake News 30年前就说了。还有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当然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像美国百姓的财富锐减，一般有不同的估计，降低了1/5，有的说1/4。我觉得这是很惨重的教训。比较下中国采取什么制度，我叫制度创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蛮厉害的，政治上我把它称之为“选拔加选举”，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是比西方光是靠选举的模式厉害，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经济上我是混合经济的模式，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混合，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混合，战略规划与市场的活力混合。

我不是说我们做得十全十美。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肯定是比美国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要成功得多。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过去了，中国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我们经历过很多困难，但西方主要国家甚至小国都经历过了，然后老百姓财富的锐减，我们财富是普遍地增加。

社会方面我们是社会、政府的比较良性的互动，这跟西方特别美国这种对抗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效果更好一点。

两个多礼拜前我是在美国，当时纽约市长说是我们25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整个一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没有枪击案，然后到第四天又有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对老百姓关切的问题回应，已经非常之缓慢了，甚至没有回应了，整个控枪问题议程设计，完全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

相比较我们政府对于百姓关切问题的回应是相当快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回应，要注意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否则也容易演变成民粹主义。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有改进的余地。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是比美国现在做的要好。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就是邓小平的思维方法，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有三个很显著的思维方法，一个我叫做长线思维。他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能够做长时段的战略思考的大政治家。那么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三步走”：1980年到1990年，1990年到2000年，2000年到2050年。我们今天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大的方向上进一步细化，我们提前完成了他的很多目标。而且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领导包括习主席还是在这样长线的思考。民间有个说法说习近平是拥抱2050，拥抱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特朗普是拥抱1950，恨不得就是水泥工厂、纺织工厂、钢铁工厂，他都要重新建立。

那么另外一个是底线思维，我觉得非常重要。有一次邓小平谈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谈到我们中国和越南之间那场自卫反击战。当时外国客人就问他，说你们当时有没有担心，苏联当时是越南的盟国支持越南的，比中国武力要强很多，苏联会不会干预？

邓小平抽了一口烟，然后说，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他说：“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底线思维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局面，看能不能应对，能够应对我就出牌了。你仔细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南海问题上、东海问题上、两岸关系问题上，习主席都是一锤定音，这背后是透彻的底线思维。

第三个我叫多线思维，就多角度的思维，英文叫做sophisticated。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我把它翻译成“成熟的心智”。因为你整个看我们改革开放40年，很有章法的：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社会、后政治。这个叫sophisticated。

两个礼拜前我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演讲，当时在演讲之前，我们跟哈佛几个老师一起共进午餐，他问我怎么看特朗普？我说，这样吧，让我引用你们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话。拜登是这么说的：“Please grow up！”快长大，就心智不成熟，真这么回事。我看彭斯那天发表演讲，我人在新加坡，看得出他很不自信，讲的话他自己都不信，什么中国政府动员所有的国家集权要颠覆美国政府。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这个政府也是not mature 不成熟。

另外我觉得多线思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是碰到危机的时候，把它看作是机遇。他们有人问我的，说是中美爆发贸易战，如果邓小平健在会怎么样？我觉得，邓一定看到又一个机会来了。我们是打一个布局，打一个漂亮的自卫反击战。如果对方频频失误，我们说不定还可以打成一个淮海战役。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处理的也不错，有理有力有节，很有定力。因为时间在我们一边，市场在我们一边。我的结论就是，中国基本上做到了邓小平原来设想的，就建立起一个经得起比较的国家，经得起比较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经典的标志就是我讲的话：“一出国，就爱国！”2014年时候《观视频》，替我做了叫《中国人，你要自信》，这个视频传播得很广，网上数亿的点击量。当时我在视频里我这样说的，我说以我自己的估计，至少70%的人一出国就爱国，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说，这个比例至少80%。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90后已经加入了出国看一看的大潮。我真的有时候不好意思讲美国，我两个礼拜前我到洛杉矶，我去美国洛杉矶去得少，这次是30年之后再一次去，没有什么变化。那个高速公路我真是不好意思讲，不如我们的贫困县。真的，水泥的路面全是坑坑洼洼的，关键是我担心美国，怎么把这高速公路修一修，太难了。各种既得利益全部绑架住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阻碍，什么是加州人民的共同利益，什么是洛杉矶人民共同利益形不成。所以修个高速公路你要打多少官司，非常非常之难。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就是一出国，就爱国。是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我们今天留学生回国也成为主流了，85%以上，我们今天向外输出的游客出境人数已经1亿3千万人次，99.999%都回来了。背后就是他们出去一比较，还是我们这个国家好，尽管不是十全十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觉得邓小平这个理想，已经初步实现了。总之，回望过去40年感慨万千，我们不是没有犯错误，不是没有磕磕碰碰，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重大的方向性的战略选择上做出正确决定。而且邓小平在这当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所以中国今天确实实现了全方位的崛起，那么我想今天，我就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演讲，和大家一起来缅怀这位改变了我们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人，一位改变了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包括在场命运的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