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过程是很精彩的，可以采取积极一点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把中国模式想透，实事求是，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清楚。但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魄力。”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将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系统阐释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先进性。

《这就是中国》每周一21:30在东方卫视播出，在本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在解读两会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践，将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点。

观察者网现整理出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又到了三月，到了中国政治的“两会季”。可以说，“两会”已经成为我们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了解中国方方面面发展的很好的窗口期。我自己也刚从北京回来，我在央视国际频道参加了两会的一些报导，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人要我谈谈，为什么我们给今年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是在6%-6.5%之间，这个指标是不是有点保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已经很大了，我们的经济总量突破了90万亿，也就是等于13.6万亿美元，有位学者做了计算，这大概等于一年我们的增量，去年一年的增量等于创造了一个澳大利亚。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概率比较高，所以我们要有某种底线思维。由于全球资产价格、大宗产品价格都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美国自己的债务危机很严重，说不定也会恶化。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际上还在抬头。当然我们最后希望形势能够比这种预测要好一些，但我们还是要有底线思维。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确实要在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进行调整结构，提升经济质量，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关键。我们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实际上正在下一盘经济质量全面提升的大棋、好棋，我相信最终它会给中国人，给世界带来某种惊喜。

另外最后一点，从我们自己的宏观目标来说，我们现在给自己定的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所以今后两年我们的测算是只要保持6.2%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宏观目标，这样，我们给今年的目标也符合全面小康这个宏观目标的要求 。

也有人要我谈一谈对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印象。我自己认为，这个报告非常务实，“干货”很多。报告提到了要“以人民为中心”，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

比方说，总理讲，我们要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按时拿到应有的报酬。我们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然后我们不能让繁琐的证明来回折腾企业、折腾群众。

报告还提到，我们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方面的减免。任何新建的社区，要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完善各种养老条件，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报告还提到，我们要更好地照顾婴幼儿，针对现在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要加快发展各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这些表述我觉得非常接地气。这就使我想到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也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主要的特点：“民生为大”。政治机器不能空转，一定要落实到民生方方面面的改善。希望大家听了以后能够有所收获。

2007年我在德国参加过一个论坛，主讲中国崛起，讲完之后就有互动。有一位欧洲学者就问我：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

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民主化这个概念怎么界定？他有点不耐烦，说：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还补充了一句：至少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是这样的。

我跟他说，你是否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讲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ing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们从事实中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您讲的这种形式的民主化，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后我很客气地建议，你们觉得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讲话比较有底气。

其中一个学者说印度。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去过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后来又去了两次），而且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以我自己的感觉，印度恐怕比中国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看到的贫困，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贫困比比皆是。

加尔各答的人力车夫

另外一位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他去过没有，答案是没有去过。我说我去过。当时那个国家人口才170多万，而且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也没有出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有钻石矿，民族成分也是比较单一的，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当时由于艾滋病的失控，当地人均寿命降到了不到40岁。

我说你们还有没有例子？又有人说哥斯达黎加。你也会注意，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讲到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就老讲这三个国家：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

我又问他去过没有？他说没有去过。我去过。那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多数人都是欧洲移民。但是总体给你感觉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城市里大片的贫民窟，20%左右的人口还是处于赤贫状态。我就感叹，西方很多国家，包括他们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么几个国家，就算他们认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以中国人的眼光、视角、标准审视一下，这个离成功的标准还很远。

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其他例子吗？我看没有人举例子了，我说，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没有做好的可以举10个、20个、30个，你们需要的话。

我简单谈了一下菲律宾，还有美国黑人在非洲创立的所谓民主国家利比里亚（Liberia），还有美国家门口的海地，我说确实是都没有做好。

我就在想，中国没有采用西方模式或者西方推荐的模式，而是坚持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坚持中国模式，做得远远比这些国家成功得多。那么我就想总结一下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我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点，一一作简单介绍。

第一是实践理性。中国人比较务实，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本本主义。我们非常明确，从一开始就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我们在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模式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决定大胆探索自己的路，我们今天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哲学观上的差别太重要了。你仔细比较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下的发展路径，一般西方主导的改革都是从“修宪”开始的，修改宪法，修改法律，修改有关的规定，最后才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中国做法正好相反，中国一般是从试验开始的，先试验，逐步在小范围内试点，试点成功再推广，然后再制定有关的规定、法律，直至最后修宪。我回头看这40年，实践理性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还有各种各样的伪民主化……这些真正的陷阱。万一中国不幸陷入的话，那就糟了。

第二是有为政府。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文明型国家”是一种“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只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代表部分人利益。

中国的有为政府，背后是“党政体制”，这个体制本质上我觉得是我们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负责“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然后你看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政府的执行力非常弱，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没完没了地扯皮，最后连修一条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现代化的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西方国家了。

中国这样的比较有为的政府，应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与西方同步进入了信息社会，甚至在不少领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当然了，我觉得政府在发展和经济事务中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即使是政府职能的转化或者弱化，往往也需要靠中国的党政体制和强势政府来推动。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在过去40年中，很多情况下都是政府主动地、大胆地、大范围地放权。我觉得这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稳定优先。作为“文明型国家”，“百国之和”的国家，我们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这容易导致因为资源问题的纷争，容易造成不稳定。我们巨大的版图，又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

所以，中国稳定同时还受到了西方的威胁，包括境内境外的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他们期盼着“藏独”、“疆独”，甚至“台湾独立”等等，期盼中国会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当然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这种“大一统”情结，实际上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迅速地形成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会使西方这种企图落空。

我觉得“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确实意味着国内不稳定的因素也远远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相当大。所以邓小平多次说“稳定压倒一切”。

现在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政治遗训。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起来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我觉得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非常深刻的结论。

那么反过来看，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传承，只要你保持国家政治稳定，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通过勤劳致富，丰衣足食。因为中国人有勤劳奋斗的传统。华人到海外也有着一样的精神。只要有稳定的环境，比较开明的政策，他就富裕起来了。

中国文化把“太平”和“盛世”是连在一起的，只有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逐步地解决。

第四点是民生为大。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传统。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情况下，“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包括我们后边提出的“温饱”、“小康”、“全面小康”，乃至今天讲的“两个一百年”，实际上背后都体现着这种民本思想，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过去4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如果放在国际范围内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的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本身就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而且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现在一般说是七亿四千万人脱贫，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估计。如果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是八亿五千万。现在世界上还有十来亿的人生活在赤贫当中，而西方模式迟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来搞政治。所以非洲人有个说法叫做“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第五点是渐进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决策者面临的信息不足，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中央政府一般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我们一些传统的智慧，比方说“摸着石头过河”、“欲速而不达”等等，实际上在我们改革中也得到了体现。

我这里要补充一句，这里指的渐进是宏观战略上的，并不是说速度就一定慢。比方说我们对外开放是从建立四个沿海特区开始的，这个从宏观来讲，是一个渐进，是试验。但从微观讲，这四个特区是中央一作决定，下边就开始做了。所以体现了我们中国模式的速度和效率。

渐进改革还包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一步到位的，是分轻重缓急的。所以你看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大致有这么一个清晰的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地区，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绝大多数的改革事实上没有要求一步到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整个改革进程的连续性，最后通过这样逐步的积累来完成改革的。这种方法符合“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

第六点就是混合经济，这个太重要了。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混合；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混合；国有经济的作用和民营经济作用的混合。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

改革开放的40年中，民营企业也发展迅速。现在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记得2016年“双11”那一天，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我就拿着手机跟他们谈“双11”。今天中国“双11”，网上的交易额是1207亿元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阿里巴巴一家公司今天一天网上的交易额，超过了印度整个全年的电子商务额。这就是中国巨大的成功，或者说马云阿里巴巴公司的巨大成功。

英国学者就说了，这不正好说明你们民企更厉害，对不对？我说你这讲得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民企，像阿里巴巴公司，像马云本人，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例更好地说明了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成功。因为你不仅要看到马云本人的智慧，阿里巴巴本身的开拓精神，你要看到背后一整套国家做的事情：遍布全国各地的4G基站，世界最大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的工程，5G研发到现在的整个部署，更不要说这么多年来，国家常年对教育的投资，对电力事业的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几乎完美地说明了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个巨大成果。当然这个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把它完善，要不停地改革，使它做得更好。

第七就是对外开放。过去40年，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应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从沿海开放，到沿江开放，到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都开放，现在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我们回想跟苏联模式的比较，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他就觉得要有意识地构建两个市场：西方自己是一个市场，然后社会主义阵营又是一个市场。实际上美国本身也是这样，它希望把社会主义国家从西方的市场体系中排除出去。而邓小平战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建立起一个经得起比较的国家，经得起比较的制度。

但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开放的过程中，总体上我们是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以我为主，绝不盲从。背后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源于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它更容易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我想今后也是这样。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地、真实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状况，使我们更多地确立了政治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我们今天加个话语自信。所以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坚信中国自己智慧可以为世界作出很多的贡献。

最后一点我叫做三力平衡。哪三种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立法、司法、行政分开来互相监督，互相check and balance。实际上从我们的分析角度来看，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本质上都属于政治领域，英文叫political domain。

但问题是在这个领域之外，还有更大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平衡。然后你就发觉，美国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力量太大，而美国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它的政府缺少一种中立性、独立性，而是被资本的力量所左右。美国的资本力量已经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渗透，对社会议题设置的渗透和控制。所以美国梦过去二三十年，应该说是风光不再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缩小，不再扩大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资本力量的长处是在于它能创造财富，能够展现效率。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也是使资本力量迸发出来，所以中国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有副作用，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的话，资本逐利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等等。那么在中国模式下，我认为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规范和制约。

从中国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中性和有为，在受到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能力。我相信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我们会看到中国模式三力平衡的这一特点，对于超越西方模式、超越西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很受重视，很多国家特别发展中国家都公开表示，希望学习中国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我们是通过22年武装斗争才建立新中国，之后跟美国又较量过两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这种政治独立性，这种国防力量，独立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工业体系，一般国家都是没有的。所以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这对于坚持自己的道路和模式非常之重要。

许钦铎（节目嘉宾）：张老师讲到，中国是很少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我们知道之前有一本书《日本可以说NO》，就是日本经济强大起来了。

张维为：讲讲而已。

主持人：是在它经济爆棚的时候。

许钦铎：有五万美军的军事基地就在日本，怎么可以说NO？连主权都不独立的国家，怎么可以说NO呢？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们中国模式的发展有经济特区，我觉得我们还有个“政治特区”，我们的台湾省。台湾的制度你觉得好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习总书记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的讨论很多，政客一直说不接受“一国两制”。我有个特别好的台湾朋友，一个政治学家，说，本来就不应该接受。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台湾的制度，现在哪有什么力量去跟大陆的制度争这个模式？台湾是西方模式在亚洲的一个典型，曾经是民主灯塔，可是这个灯塔施行下来……我记得我去年10月份跟马英九先生有一个对话。他当时做一个讲座，说“三民主义”在大陆跟台湾地区实现的对比。他说大陆在民生层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根据美国自由之家的指标，民权、民主层面大陆不如台湾。

后来我反过来问他一句，我说马先生，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标准，“三民主义”在大陆早已经实现了。然后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前两天还写了一个小的评论，台湾这这20年来的整个模式、政治，不管是政客还是政党，他们每一次选举，每一次上台下台，都是说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了台湾去打拼。可是仔细一想，仅仅是盯着那四年盯着那张选票，谁真正为台湾全体民众的福祉和台湾整体的前途在考虑？我说这就是一个模式的活生生的例子，反面教材特别容易理解。

张维为：我曾经讲过，过去一直到今天，我们把这个时代定为和平与发展，这个定位很重要。美国过去怎么定位的？民主化、全球化，对不对？结果全球化都退出来了，民主化，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个个的颜色衰退。所以你看实际上是他对时代定位定错了。

观众1：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面的。中国古代在封建王朝阶段，大家说是一个政治的超稳定结构。但是福山说过，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可能你遇到一个好皇帝，发展得就会比较顺利，但是遇到一个坏皇帝，可能国家就会迅速衰败下来。中国制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过民国的动乱到新中国逐渐稳定下来，政治制度也变得逐渐顺遂。您也回答过福山这个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是层层选拔出来的，那么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监督呢？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上面是否有这样的安排呢？

张维为：当西方把中国人的历史简单归结为好皇帝坏皇帝——即使退一万步，说他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你想一下，我们一个好的朝代，我粗算一下大概有七个，寿命都是在至少两百七十年以上的。美国历史才两百三四十年，整个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就是两百多年。所以谁也不能保证西方这个制度这个模式能够持续下去，我已经开始研究西方国家会变成第三世界，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希腊就出现了，法国内部也出现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新的情况，从战略上、历史大维度上来看的话，可以有一点自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前两天讨论过，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至少已经比美国考虑得更加周全了，无非是一个“下下策”，一个“上上策”。“下下策”是保底的，如一个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比方执政能力、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他该下去的时候要下去的，退场的，这个我们已经有了。

而且我们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集中制就意味着不会产生像小布什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那样的情况，这种在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不允许的。所以“下下策”我们做到了。

在“上上策”方面我们做得比美国好多了，你要进入一个政治局常委，恐怕都是担任过两任省部级领导，所以整个历练比他们要全面。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制度十全十美，我们也要继续探索。

观众2：张教授、主持人好。在您所接触到的西方一些国家里，社会的精英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民众，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模式这种声音？

张维为：总体上因为西方媒体洗脑非常厉害，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很形象的，你只要看西方媒体刊登的天安门的照片，他一定要放一个警察，这个概率大概是90%，就暗示你是一个警察国家。实际上纽约警察比上海北京多了去了。

比方说你到美国去读书，你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他就要问你了，中国怎么还不允许“西藏独立”呢？台湾问题也是，他说台湾人民要求“独立”，让他“独立”不是挺好吗？

现在出现的积极变化就是互联网世界。就上次那个经典的案例，一个人问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还不爆发颜色革命？美国人觉得很惊讶，还没有爆发。上海一个女留学生就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浦东1990年的照片，一张是2010年的照片，然后说这两张照片的对比解释一切。老外就在下边评论，说美国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发展，城市能够变得这么漂亮。所以互联网世界，实际上用好了可以帮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传递出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