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宁可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下滑，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众志成城，共战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

2月24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蔡雨阳，共同讨论中外模式在应对突发疫情中的一些做法，以及各个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为响应防疫号召， 本期节目为现场无观众录制。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场人类的共同灾难。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是人间正道。但西方有一些幸灾乐祸的人借疫情散布各种谬论，比如美国一位冷战思维学者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法国《皮卡尔信使报》封面用的是“Alerte Jaune”，“黄色警报”，以此来影射“黄祸”。美国商务部长则罗斯公开对媒体说，这场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就业机会回流到美国。但所有这些观点都立即引发国际舆论的哗然，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抗议和反驳。因为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文明的底线是不容践踏的。

在经济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批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说疫情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即便它不夺走你的生命，也可能夺走你的工作。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的8%，今天却占到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制造业受到打击，美国将深受其害，所以他认为罗斯的观点是“愚蠢的”。

其实今天的世界经济早已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美国《财富》杂志不久前刊文感叹，今天几乎所有重要的电子消费产品都依赖中国。中国iPhone工厂复工推迟的报道，使苹果市值跌掉270亿美元。湖北是全球汽车零配件供应的关键区域，因为疫情全球汽车产业掀起了一场停产危机，从日产到韩国现代都因为中国供应的零部件短缺而受重创。德国近三分之一的企业遇到供货问题，连美国的药品供应也出现了危机，美国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来自中国，胰岛素、抗抑郁药物、血液稀释剂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所以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除非中国恢复生产，否则许多国家药企的供应链、供应将很快耗尽。

美国一些势力企图借这次疫情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谈何容易。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开放是一种嵌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中国早已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虽然过去几年也有跨国公司生产线迁出中国，但大都是制鞋、成衣生产这些产业链非常短的生产线，像中国这样具有世界最完整、超复杂产业链的经济体全球难觅。更何况中国还是事实上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我认为只要疫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结束——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我也认为中国一定能够打好正在展开的这场经济保卫战。

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抗疫举措的时候，美国居然有人指责中国采取的严防严控措施侵犯人权。比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指责中国“封城”导致“侵犯人权”。还有美国学者呼吁关注中国采取隔离检疫所谓的“阴暗面”。《纽约时报》甚至载文称“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

最后，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女士也看不下去，她发声质疑，“如果中国治理体系‘失败’，那么美国流感死亡案例这么多，又暴露了什么？”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即美国CDC）截至今年1月25日的报告，估计从去年10月1日开始，也就是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美国的流感已导致至少1900万人感染、1万人死亡，甚至其中至少包括68名儿童。

西方媒体这一轮鼓噪再次印证了我们节目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在西方还有一些偏执狂，在他们眼中，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控制疫情是“违反人权”，疫情失控是“治理失败”。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不要理睬他们，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鄙视这样的人，“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我们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坦率地说，碰到这样的疫情，西方模式根本无法应对，只要看看澳大利亚和去年美国加州如何应对森林大火，看看美国如何应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看看美国如何应对2009年H1N1病毒，就知道了；再比较一下，中国是如何应对2008年汶川地震和这次新冠病毒的，结论不言自明。中国这次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效果显著，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次武汉迅速启动十几个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境外居然有人散布谣言说这是“集中营”，但方舱医院的患者开始练起广场舞、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把老外都看得眼花缭乱，而且随着出院的人越来越多，所谓“集中营”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2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执委会会议，一名欧洲记者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为什么这么多次表扬中国，是不是中国方面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谭德塞这样回答：我们不需要取悦于任何人，我们公开赞赏一些国家好的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鼓励这些国家继续坚持正确的政策，二是带动其他国家借鉴、学习他们的做法。

他还指出，在这个大厅里，在这次世卫组织执委会会议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表示赞赏。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武汉“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国家传播，我们赞赏中国行动。中国的举措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的标杆。

我们不妨和美国应对2009年H1N1疫情做一个具体的比较。2009年3月底，在美国加州和墨西哥爆发了H1N1流感，美国反应的速度应该说不慢。4月15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4月18日就报告世卫组织，4月21日开始研发疫苗，4月23日向公众披露，4月25日也就是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后10天，世卫组织就宣布H1N1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级别逐步升高，到6月升至最高等级6级。

4月26日，美国政府也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开始释放应对疫情的国家战略储备。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防控举措总体上没有产生多大效果，未能阻止疫情迅速蔓延，蔓延速度非常之快，三个月后，世卫组织就不再要求各国报送确切的数量，只能是统计多少算多少。疫情爆发后的6个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但此时疫情传播已完全失控，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被遏制住，最终根本没有准确的疫情数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只能通过模型推算美国的疫情状况。

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这一年内，估计美国有6080万例感染，也就是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受到感染。其中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住院人群中死亡比例是4.5%。如果将此和中国的情况比较，那么就把这些数字乘以4，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一点，这大概就等于两亿五千万人感染，相当于至少是10个上海的人口被感染，110万人住院，5万人死亡。此外，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手段阻止该疾病的国际传播，到2012年底，H1N1疫情已传染至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高达284500人的死亡。

总之，无论用什么标准看，美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对都是相当失败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美国许多州的公共卫生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疫情，而联邦政府的跨州协调能力严重不足。二是2008年美国刚刚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公司裁员，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疫情。美国疫苗公司的生产也远远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目标。三是美国政府和媒体都宣传该疾病致死率低，导致许多民众放松警惕。第四就是美国严重缺乏国际责任感。

那么美国应对这种大型传染疾病的做法，大致就是政府发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后基本上是个人的责任，自己采取防范措施，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医生能不能救活全凭自己运气，当然还要看财力，至于是否会蔓延到全球，那美国是不管的。如果民众对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医院有任何不满，可以打官司，当然胜诉可能性非常之低，昂贵的律师费是还要自行支付。

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应对态度和效果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说到底是一种程序民主而已，只要政府做的不违反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大不了下次选举换一个政府。新政府上来之后还是这样操作，多数人也没辙。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就是如此。

当然美国有一个本事，就是资本力量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擅长设置议题，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普通百姓，富人是不大会有危险的。不少美国网友认为，这次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疫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美国公众对此时此刻美国政府应对国内流感乏力的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将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

如果美国不能从自身应对H1N1失败中汲取教训，真不知道遇到一场致死率更高的传染疾病或更大的自然灾害时，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实质民主导向的，中国党政体制对整个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延续负责，用经济学话语来形容，更像是“无限责任”政府。中华民族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拥有以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中国人民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众志成城，共战疫情。 一声令下，14亿人可以都宅在家里，把病毒“闷死”。中国军队有“誓死不退，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

中国模式特点是多管齐下，互相协作，从大批公立医院及大量奋不顾身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到无数辛勤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投入战斗。大家齐心协力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总体战。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模式是无以伦比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宁可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下滑，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所以才有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疫模式，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这和美国那种美国优先、极端自私、以邻为壑、我赢你输的模式截然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一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代价。

但中国人相信“天下为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动着整个人类负责的抗疫模式，必将赢得更多的朋友与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转嫁危机。而中国展示了大国担当，坚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最终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从中国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它独自承受了打击，保护了全人类。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并将以此身份走出疫情，从而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两天前我读到南非战略分析家、名为迈克尔·鲍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政府还能做得更好吗》，他对西方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感到义愤填膺，他说请大家不要忘记40年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柯伦为首的团队首次在旧金山发现艾滋病毒，1981年6月就发表文章提醒美国注意致命的传染病，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致命的传染病。到1983年，法国病毒学家首次在世界上分离艾滋病病毒，但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对此毫不在乎，甚至公开称这种传染病为“同性恋瘟疫”。而当时美国已经有800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艾滋病已在美国造成12000人死亡，里根总统才第一次使用“艾滋病”这个词。所以迈克尔·鲍尔说“你能想象中国领导人在新冠肺炎爆发4年后才开始使用‘冠状病毒’这个词吗？”中国领导人不到一个月就使用这个词了，他感叹，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从一开始就注重艾滋病的防控，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就会大大减轻。众所周知，截止2018年，全世界累计有749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3200万人死亡，他们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回忆。1987年4月1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见来访华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我担任翻译，后来话题转到了艾滋病。邓小平当时非常肯定地说“艾滋病，美国最多，吸毒是一个主要原因”，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在尝试用中草药来治疗艾滋病。”尼雷尔听后说，对我们坦桑尼亚来讲，现在最大的疾病还不是艾滋病，而是疟疾。当时，尼雷尔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但从今后发展情况看，他低估了艾滋病在非洲泛滥的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在博茨瓦纳、南非、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艾滋病当时已经成为当地的头号杀手，一些国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斯威士兰，棺材行业一度成为整个国家增长最快的产业。那天，邓小平还和尼雷尔总统探讨了中非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疟疾和艾滋病。邓小平对他说，中国土地革命时，我们打仗缺医少药，治病很多都是靠中草药。

我回忆这段往事想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认为传染疾病是人类公敌，各国都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天花、鼠疫、麻风、疟疾等众多瘟疫，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唯一正道。二是面对各种肆虐的病毒，我们要探索中医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优势互补。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很好的疗效，十分鼓舞人心。希望我们整个社会都更加重视中医，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这条路一定走得通，而且应该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各种迹象都表明，疫情的乌云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风雨过后是灿烂的彩虹，让我们共同静候即将到来的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在演讲当中特别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这次抗击疫情的评价，中国是独自承担起了肺炎疫情的这个压力，不要让这个压力蔓延到其他的地方。确实我们受到的压力很大，很多人在付出。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也想要连线前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CT设备安装工程师王弘斌。你好，王弘斌。

王弘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弘斌，辛苦了，你现在是在武汉的哪里？

王弘斌：我在武汉光谷方舱医院。

主持人：你是在为光谷方舱搭建CT设备吗？

王弘斌：对，我们在这边正在调试。

主持人：您能告诉我们，您从一开始接到这个通知，到赴一线工作，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王弘斌：当时武汉前线工程师人员比较紧缺，需要大家支援。当时我想的是，首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肯定要第一个报名，就买了正月初三的机票，从新疆出发，到上海。因为当时武汉所有的公共出行交通都已经停了，高铁、飞机什么都没有办法，最后是公司派车，安排我们6个人，用车把我们拉到武汉的。当时从出发到武汉，应该花了将近30个小时。

主持人：您的经历，恐怕也是很多一线工作人员的一个缩影。我了解到，您从到达武汉一直到今天录制节目，已经在武汉工作二十多天了，在这二十多天里面可能安装了很多设备，这次安装设备跟你以往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困难在哪儿？

王弘斌：一般我们安装设备可能是，机房都已经建好了，场地基本上都装了，空调什么的都已经装好了，在满足装机条件之后，我们才去再做安装。但这次任务非常紧，就拿火神山来说，整个医院的建设进度大概十天，然后留给我们设备能进场的时间也就48小时左右。而且有几千人在现场施工，现场环境、粉尘非常大。从我工作至今，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就是机器已经落在那里了，机房、墙壁防护什么都没有，只能是现砌墙，现装防护。

主持人：但在这样困难环境中，你们还是跟时间赛跑。我们注意到王弘斌身着防护服，因为在一线工作，他们必须要有自我保护，其实穿着防护服，再来做调试设备、安装设备这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也特别辛苦。我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因为您还在前线工作，但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经历这次的特殊任务，现在您的感受如何？

王弘斌：刚开始到武汉时，确实心里没底，非常慌张，然后就慢慢地被感动。有一次我们在武汉某一个方舱装设备时，因为那个方舱离病人洗漱的通道非常近，只有不到3米距离。有一天我们在外面施工，有一个新冠患者从那走过，就问我们设备装得怎么样了，我们说应该快好了，今天下午就可以用了。然后他说，你们非常辛苦，从昨晚开始连夜赶工，到现在不到24个小时，就能够把设备调试好，为你们点赞。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能够在一线，为这次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非常自豪。

而且包括像我们来的这些工程师，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丈夫，但是到了前线后，只有一个角色，那就是战士，我们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退，不管多大困难，我们肯定是迎难而上。

主持人：谢谢，谢谢王弘斌，胜利一定会等着你们，也特别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致敬，你们辛苦了！在前方保重好自己，继续战斗到胜利那一刻，谢谢。

王弘斌：好的，谢谢。

主持人：在这段连线时，我非常感动。他是很多前线工作人员的缩影，我们知道还有无数的医护人员、民警、社区人员，可能我们看得见他们的身影，但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保障力量也在工作，就像王弘斌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都是不计生死，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奔赴前方。所以疫情能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向好的变化，让大家看到一些希望、看到光明，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奋斗。平时节目里面，张教授一直说中国人是有家国情怀的，我也很想听听您感受是怎样的？

张维为：我刚才听了也蛮感动，这段时间有无数的逆行者，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工程师、志愿者奔赴武汉、奔赴湖北，国家有难共赴国难。还有海外华人，我1月24日、25日还在瑞士开达沃斯会议，当时国内口罩卖完了，就都是往国内送，这是华人的家国情怀。上次看报道，采访我们90后的护士，护士讲的很感人，她说我是90后，2003年非典时，你们保护了我们，现在是我们承担起责任的时候。这种家国情怀很感人。

蔡雨阳：我们看到一线医务人员的付出，这是全世界非常少有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体制下，实际上是很难支撑这样一个巨大的战役吧。我觉得，这是有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精髓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举个例子，刚才张维为教授提到，美国2009年的甲流，初期因为科技比较发达，反应是很快的，疫苗也开发得比较快，但是它的整个制度很难做到有效隔离，只是建议和指导，具体人们怎么做，实际上很难控制。这就导致甲流全球蔓延。

主持人：那么，各个地方政府的具体做法又是如何的呢？比如，要控制疫情，要调动全社会力量，不让其蔓延开来，去影响别的地方。

蔡雨阳：情况是这样的，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有一个评论称，美国的做法是谨慎而幸运。为什么《纽约时报》说幸运呢？因为甲流病毒的死亡率只有0.02%，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在美国本土，因为医疗系统、科研力量还是比较强大，六千万人感染，死亡率相对比较低，能救活更多的人，但是蔓延到其他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强制性措施，包括旅行警示也只是建议不要去，这就相当于如果是现在武汉这种情况，不控制携带病原体的感染者，让他到处跑，就会传播更多人。但是到了卫生体系比较差或者经济比较差的国家，他们没有这种强大的支持能力和防疫能力，所以就没有美国这样幸运，能有这么多人被救治。

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控制蔓延的方法，本地可以解决，但如果你自由流动到别的地方，我就一概不管了，看你自己的医疗条件怎么样。

张维为：其实只要你在西方长期生活就知道了，它不可能有这样的动员能力。像刚才这位工程师，今天命令，明天就出发。可能我还在休假，即便是总统也可以继续休假，这叫契约精神。

主持人：比如，澳大利亚山火烧成那样了，政府首脑该休假还是休假。

张维为：对，西方模式的特点是，有一整套完整程序，一般就是程序走完了，我就不管了。我经常说，中国在重新界定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是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新挑战，现在西方制度真的遇到巨大挑战。世卫总干事强调，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标杆。

蔡雨阳：实际上武汉封城之后，为什么谭德塞面对西方其他舆论要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是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做的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一般的防疫要求了。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日本、新加坡等等，都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事。他们现在的行为基本都是相同的，成立一个应急小组，各个部长进驻，准备一些钱、物资，发口罩，然后就等着蔓延。另外就是卫生部门做好准备，接收重症。他们这么做，其实也是根据武汉经验得出的，网络上现在有句话，我们是闭卷考，他们是开卷考，但开卷考也没及格。

主持人：疫情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都是完全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对我们有非常正面的评价，但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西方媒体在污名化，甚至还影响了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认识。我们也有一位观众，是一位在纽约的留学生，戴雨潇，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听听他的问题。你好，戴雨潇。

戴雨潇：主持人好。

主持人：你好，我知道这段时间，你非常关心国内抗击肺炎疫情的整个经过，也很想听一下你在国外的观察如何，你的困惑什么？

戴雨潇：这几天在社交网络、日常生活中，比如在美国或者欧洲，很多西方人会直接让海外华人滚回中国，有的直接叫嚣中国人都应该去死。两周前我所在的纽约，爆发了一个事件，一个中国留学生因为戴着口罩，被人从地铁站推到铁轨上去了。但是我们发现过去美国本身在面对灾害时，无法比中国更好地应对，但是他们依然在指责，只有对中国指手画脚。我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和其他来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以及包括在海外的爱国华人华侨，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西方这种惯常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我们进行污名化歧视，我们怎么样能让他们用实事求是和更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中国？

张维为：实际上，西方种族主义也好，对中国的文化偏见也好，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好，一直在的。只是现在因为疫情，给了他们一个落井下石的新机会。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原来就在，现在只是更突出了。但我注意到，这一次几乎公开搞种族主义、搞文化偏见的舆论一出来，西方社会也有很多反弹，甚至比过去要剧烈，因为它确实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第二，不要太担心，因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我知道很多老外内心是第一次被整个中国模式给震撼了， 14亿人同时戴口罩，可以一起宅在家里度过这个难关，一批一批的护士、解放军、医务人员冲到前线，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前面分析的几个案例，美国做得很糟糕，稍微再等一等，大家也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逐步了解和深化的过程。

主持人：戴雨潇可能也问出了很多留学生的心声，但万一我们讲道理，对方不讲道理呢？

张维为：保护好自己。因为现在总体上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去20来年，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了，所以很多人有怨气，

这不光是针对中国，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上台以后，仇恨罪行，就是憎恨由于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各种各样偏见的仇恨犯罪，一年内提高了17%。所以，不敢说铺满了干柴，但确实是有基础的，如果大家能够讲道理，我们可以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相信西方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可以团结他们一起来做。

蔡雨阳：大疫之后跟随而来的叫信息瘟疫，近期比较敏感的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实际上北美中国卫生政策学会的一个教授，写信给《华尔街日报》驳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除了张教授说的保护好自己之外，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可以对他们的观点予以专业的驳斥。防住信息瘟疫，也有利于中国防疫。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说了，新冠肺炎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对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来说，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大家也通过疫情的发展一直在观察，公共卫生体系还应该怎么样做得更加健全完善？您作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想听听您的观察，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哪些地方需要补足？

蔡雨阳：这次的疫情，网上有很多说法，什么黑天鹅、灰犀牛，其实它有很多原因，比如外部原因就是中国飞速发展，几百年的发展浓缩到了一段时间，这就是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增加了，所以掌控起来比较难。第二由于经济发展，有时候会忽略公共服务。

第三个外部原因其实就是谭德塞说的，“世界一直在恐慌与忽视中循环往复，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往往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疫情结束就会遗忘，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下一次疫情爆发。”他是在2月15日慕尼黑会议上讲的，这就是人的天性。

非典从起来、发展、结束，大家都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非常重要，所以开始构建这个网络，慢慢的已经17年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重医轻防。因为对政府来说，你治多少病，救多少人，看得到，但是你预防了多少，而且你越预防、不发生事情，可能越看不到。

第四个原因，我有个数据， 2012年，比如15个学生进上海某个疾控，可能5年后，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流失，原因就是资金加上政府重视程度下降，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了。

还有一个兼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原来我们的急性传染病很厉害，以前中国也有甲流、鼠疫、血吸虫，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变成慢性病，相当于公共卫生的职能也转移了，大家都像谭德塞说的那样容易遗忘，现在是癌症这些疾病占主导。上述综合因素可能是导致这次的突然爆发，可能刚开始有一点猝不及防。

张维为：蔡老师讲的这个很有道理，因为公共卫生是预防为主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兵一时的时候很重要，养兵千日怎么个养法，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蔡雨阳：通过这次也知道，我们不要盲目地像非典那样扩展很多，还是要精准。就是科学测算需要多少人，把这个网底补住，因为如果你没有好的人员，又支持不足，最后网底漏了，真的灾难来临了，就措手不及。

张维为：最后，我补充一点，我前面引用俄罗斯学者说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单独承担了大的损失、牺牲，但我相信这种牺牲付出，全世界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战疫胜利之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的威信、影响力会更高，中国的朋友会更多。就像我前面讲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没有贬值自己的货币，结果让我们在东南亚的关系发展得非常快，这个是正确的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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