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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50期:中国抗疫中的科技力量

2020-04-05 08:25:41

【疫情自古有之,但今日世界最大的不同处在于,我们拥有科技力量。回顾这次整体防控工作,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临床诊治、还是疫苗研发、社区防控等各环节,都有科技力量身影。各种硬核科技得到广泛应用,背后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我曾说过,今天世界上,其实只有中国和美国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方阵”。回望中国科技事业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真不容易。

3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0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共同探讨中国抗疫中的科技力量。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点爆发,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日常生活用品的抢购潮,米、面、瓶装水、手纸、消毒液,冷藏柜里的东西几乎抢购一空。美国Costco趁势推出“末日套餐”,都是罐头食品,最长的可供四口之家吃一年,瞬间销售一空。美国很多年长者都说,一生中都没见到过这样的抢购。美国一些地区的枪支弹药销售也在飙升,究竟是“至暗时刻”将至呢,还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推崇备至的“美丽的风景线”将至,我们会看到的。

相比之下,疫情在中国爆发后,社会处乱不惊,市场超级稳定,虽然有些地方偶尔出现过抢购口罩、双黄连,但很快就过去了,几乎没有发生日常生活物资的抢购。如此长的时间内,十几亿人多数时间“宅”在家里,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证。只要一部手机在手,生活物资应有尽有。物流配送没有中断,配送时间比疫情爆发前慢了一些,但比国外平时的速度还是要快很多。此外,这次长假中,网络视频、网络课程、网络诊疗、网络游戏等等,都大放异彩。当然,“宅”的时间长了,牢骚自然不少,有时甚至火冒三丈。

但是最近画风突变:我们的印象是中国风景独好,外国风景独特。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欧美飞中国的机票价格飙升了五六倍,还一票难求。两个月时间里,大家都上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制度自信公开课,规模之大,感触之深,可能对每个中国人都是终生难忘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并非十全十美,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在国际比较中,还是明显地胜出。

党中央的战略定力,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百姓的拳拳爱国心等等,让中国社会临危不乱。此外,过去这些年,中国高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几乎重塑了中国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中国社会运用的广度、深度和厚度,确实远远超过西方国家。

中国外卖小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中国真正经历了一场互联网革命。互联网技术是西方发明的,但从一开始,西方就把互联网政治化,以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推动颜色革命,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导致很多欧洲国家陷入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大潮席卷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互联网和高新科技的整体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习主席明确要求互联网必须“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要中国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仅这三个词就引来多少西方人的羡慕?中国这种民本主义导向的互联网乃至整个科技发展的大思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给企业带来无限商机,也使中国迈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中国医学科研队伍展示了雄厚的实力,他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这个病毒的毒株。而且及时与全球共享,得到了国外医学界同行的高度评价,为国际社会共同战胜这个疾病,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推进这个疫苗的研发,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这次战“疫”中,中国整体信息化水平得到充分展现。17年前非典爆发时,中国主要还是靠电视传播信息。今天,互联网已成为信息发布的主渠道,手机、网站、各种权威渠道发布,让疫情相关信息变得十分透明。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疫情信息的发布质量和美国信息的发布混乱,两个国家的疫情防控水平,包括信息化水平,高下立判。

这次疫情防控中,5G、AI算法、无人机、机器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5G云端智能机器人帮助医护人员进行导诊、消毒、清洁、送药等,5G热力成像测温系统在人流出入较多的地方广泛应用。疫情爆发后,各大云计算厂商,率先宣布向科研和医疗机构免费开放AI的算力。通过AI算法,原本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也为后续疫苗和其他药物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大家可能还记得“无人机喊话村民老太太戴口罩”的视频,这次战疫中,许多中国式的幽默层出不穷,反映了中国基层工作者无限的创意,经常让“宅”在家里的人民忍俊不禁,比如“各位居民朋友,请大家严守规矩,我们这里没有雷神山,没有火神山,也没有钟南山,只有抬上山”。

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短视频、长视频、网游等等在这次长假中大放异彩。我们的《这就是中国》节目,过去四十多期也吸粉无数。我自己是在2月23号晚上,第一次通过“腾讯会议”软件与央视新闻做了一个小时的连线直播,和听众讨论中国战“疫”模式等话题,没想到竟有7770多万人在线观看,这大概相当于英国和荷兰人口加在一起。期间,一位来自武汉的中学生告诉我,我10年前写的《中国震撼》这本书,给了他们很大鼓舞,我们进行坦诚互动,在封城封户的武汉,这么多孩子还在刻苦读书,令我十分感动。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我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英国记者看到映秀村遇难的的孩子留下的作业本,上面抄写着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方块字,他感叹地说,中国一个边远村庄孩子的作业,可以让所有英国的同龄孩子感到惭愧。远程课堂教学,这次被广泛运用,学生宅在家里继续上课,在国内大家可能感觉不到,但如果你把一个中国孩子在家中上课的视频拍给老外看,估计可以感动很多人,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有竞争力,为什么中国科技进步得这么快。

这次还闹出很多笑话,我记得安徽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调错了频道,上了一节高二化学课,他抱怨一点都听不懂,但还是萌萌地用各种符号做了笔记。在线教育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这次超大规模的应用,必然为这个领域开拓广阔的前景。

此外,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信息服务也大显身手。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健康码,红、黄、绿三种颜色,极大方便了疫情防控。大家手机上的“确诊患者同乘查询”小程序,方便第一时间发现密切接触者。基层社区都有微信小程序,提供点对点社区服务。这一切,在西方国家是做不到的,除了信息化水平差距外,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权利至上也是一个原因。但愿经过这次疫情生死考验之后,西方有更多人能够借鉴中国文化中把权利和责任加以平衡的朴素智慧,否则西方社会将越来越难以应对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危机。《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不久前也坦承:在21世纪,如果要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多数人会选择健康。

这次战“疫”过程中,各种硬核科技得到广泛应用,背后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我在这里曾经说过,今天世界上,事实上只有中国和美国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方阵”。回望中国科技事业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真不容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就提议建立中国科学院。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随后,中央随后制定了“十二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将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列为四大重点,不久又启动“两弹一星”计划。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他看了宴会来宾的名单后,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画到了第1桌,他和钱学森聊了很多。毛主席后来对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总之,人民共产党的前三十年为我国确立独立的科技体系打下基础。

邓小平也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他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还在欧洲,有一次参加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碰到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他给我回忆了一段邓小平的往事。那是1977年,邓小平问他,“能不能派100个中国物理学家到你那里去学习和工作”。丁肇中说,我整个实验室才30来个人,邓小平说,“那么我派10个”。当时丁肇中的实验室设在德国,中德之间还没有这种交流机制,丁肇中说要问问德国政府能否接受中国科学家的来访。邓小平说,“你今天就打电话问,明天告诉我”。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雷厉风行。这也反映了邓小平期望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迫切心情。后来,丁肇中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工作了很多年,每年都有不少中国物理学家到他的实验室工作。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说:“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谈到高新技术时,他说“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我高兴,人民高兴”。如果他仍然健在,看到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中心,看到一个华为公司就可以让美国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看到中国高新技术跨越式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如此之多的便利,我想他会多么的高兴。

习主席主政以来,明确提出中国科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2016年,他在视察中科大时强调:创新居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要依靠创新,把中国的产业提升到中高端。我国的经济体量到了现在这个块头,科技创新完全来自国外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习主席提出,“要采取非对称战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这次疫情爆发后,他又指出,“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提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科研与物资生产”这两条战线。全国科技战线也迅速行动起来,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个主攻方向,争分夺秒,短时间内已经取得积极进展。

这也让我想起美国国会3月11日举行的疫情听证会。一位美国众议员对美国总统领导疫情防控的能力提出质疑。他问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人比我更懂疫情,没人比我更懂医学,你们知道,我的亲叔叔约翰特朗普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啊,我们的家族是有遗传基因的’。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你本人在场,作为科学家,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什么逻辑?这是荒谬的。能相信这样的人领导美国的疫情防控吗?”另一位众议员干脆称,特朗普对股市的重视程度高于对美国人生命的重视程度,不是吗?当然,美国疫情防控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催着要在复活节前复工。

大家是否注意到,世卫组织反复指出中国抗疫经验是世界上“唯一的已被证实的确实有效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这次西方国家开始讲国情了,因为他们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他们认为无法采用中国的做法。现在很多西方的专家甚至普通民众,建议自己政府学习中国。但主流媒体和政府却说,我们国情不一样。

去年10月我在法国也碰到类似情况。大家知道,这些年巴黎治安每况愈下,即使在巴黎市中心,晚上出去散步都要十分小心,不少巴黎市民建议学习中国,加强城市治安,加强电子监控,一些单位也派人到中国学习考察。但法国《费加罗报》发了一篇文章说,绝不能学习中国模式,那是违反人权。

所以,我和法国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我说你们社会治安这么差,本身就侵犯了多少人的人权;至于电子监控,英国伦敦10年前就是世界第一了,经历了这么多恐怖袭击,最讲究保护隐私的英国人都认可了;再者,从在哲学层面来看,我认为你们不应该用工业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这会铸成大错。中国人对新技术革命的态度比你们要开放,我们力求从信息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我们认为信息文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我们要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技术问题、伦理问题、隐私保护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我们认为只要大家努力,这些问题最终都是有解的。

这次战疫,我们打了三种战争: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而高新技术无疑为此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贯穿这一切的还有一种宝贵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与高科技的结合,是我们这次战“疫”致胜的法宝。

让我们先看一下阻击战,阻击战就在疫情突然爆发之际,立即阻断疫情蔓延,我们为此封城,打响武汉保卫战,同时其他省份启动一级响应。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从中国各地奔向武汉,这是一种“共赴国难,冲上去”的中国精神。我们十天就建成了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这是全世界第一家全面使用5G网络的高科技医院,整个施工与设备安装24小时连番作业,保质量、抢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背后也是这种“共赴国难,冲上去”的中国精神。这几天,看到各地援鄂医疗队在当地摩托车队的护送下,踏上回家的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深深的感动。

再看总体战,它是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中,数十个部门日日夜夜协调作战,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大数据技术无疑是这次总体战的“神助力”,比如通过大数据,电脑可以随时展示全国各地的春节人口迁徙图,而且交通、电信、地图等信息综合在一起,自动汇合。这一切为总体战的指挥协调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是人民战争。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在于人民;习主席说,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次战疫做到了最大限度动员人民的直接参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各种硬核科技使人民的直接参与成为可能,比如权威信息通过微信直达基层,直达百姓,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大多数人第一时间取消旅行,外出都佩戴口罩,线上发布疫情实时动态、免费义诊、各省市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信息等服务。同样,“宅”生活,在中国,和在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美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了,你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总体上中国的“宅”生活品质远远高于西方。

坦率地说,这种由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构成的中国模式,再加上高科技的“神助力”和伟大的中国精神,其他国家确实难以复制,难以模仿。这次战“疫”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国,一个超级现代的中国,一个充满团结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中国。

当然,世界疫情已经多点爆发,西方世界可能会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不排除西方模式从此走下神坛。我相信这是历史大转折的时刻,只要我们目光远大,脚踏实地,齐心协力,把握战机,该出手时一定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将得到更好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也会更加强烈。而中国模式和中国科技的伟大力量,一定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张教授回顾了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科技发展,尤其科技在这次疫情中的运用。我们还有一位嘉宾要用连线方式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袁岚峰,袁教授您好。

袁教授:你好。

主持人:大家都通过《科技袁人》了解了很多您对科技的认知和理解。想问您一下,非典、新冠肺炎是近20年来中国遇到的比较大规模的传染病,跟非典时期相比,这一次抗疫过程中,科技含量发生了怎样变化?

袁老师:跟十几年前相比,我们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在非典时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开始把病原体判断错了,当时有一位院士宣布这个病原体是一种衣原体,中央媒体就跟着报,但后来发现这是不对的,有香港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发现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就成了中国科技界的一大教训,而这次我们立刻就判断出来了这个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然后迅速测出基因序列,很快又根据基因序列,制造出检测试剂盒。这些成果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卫生组多次赞扬这个成果,因为他们是诊断的技术,有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够应检尽检,之后才能够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主持人:所以,其实从很多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和非典时相比,这次主动性要强得多了,对吗?

袁老师:那是,在科技上我们是大大的主动,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科技成果。我们不断开发出新的检测方法,准确度越来越高,一开始有很多假阴性,现在准确度已经非常高了,检测用时也越来越短,短到15分钟,甚至还可以同时检测多种病毒,把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时检测出来。此外,检测设备也向美国等国出口。这也是我们对全球抗疫的重要贡献。

主持人:袁教授特别做了一个横向比较。确实,跟17年前的非典相比,现在非常主动,那时候可能要靠别人。

刘中民:对。SARS时候,我们走了很大一个弯路。因为当时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我们没有经验。这次抗疫从一开始,就是科学的组织,首先是让全国有经验的医生护士,集中到武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样可以在最早的时间内,把一些轻症病人留在这个阶段,然后集中力量治疗危重症,这是一个科学布局。

主持人:除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还有很多医疗设备也是跟着他们前去的。前两天我注意到一条新闻,3月18号上海有两支国家应急医疗队回沪,一支是东方医院的,还有一支是华山医院的,所有民警敬礼致意,感谢他们的付出。我看新闻画面时,也很好奇,队伍中有一辆一辆车,外表看不出什么,想请教一下刘院长,这些车都是干什么的?

刘中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医院,我们叫做车载移动医院。十辆车可以在灾区形成一个医疗中心,具备检查分类、各种实验室检查,各种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在灾难现场,可以开展开颅开胸这样的高难度手术。此外,还可以展开100张病床,是一个全功能的医疗单元。

车载移动医院驰援武汉 图自东方医院

主持人:这个应急救援队,在驰援武汉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刘中民:我们到了武汉以后,实际上接管了武汉的方舱医院。到现场一看,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它就是一个住院部,因为没有配备设施。这时候,我们的移动医院就派上用场,因为本身配备后勤保障系统、医务人员办公系统、指挥系统、信息系统,可以移植到方舱医院里面,先用起来。同时,25顶帐篷同时展开,移动医院就有了。

帐篷医院展开以后,不但保证了我们队员的休息、工作、后勤、生活,而且为所有方舱医院的20几支队伍、上千名医护人员,提供休息、更衣等后勤保障。

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刚到武汉方舱医院,大家吃盒饭,泡面。王辰院士就给我打电话说,中民院长,我们医科院有一个科研团队在那里,已经吃了十天泡面盒饭了,实在受不了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增加一些生活上的支援。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让大家每天都吃上热饭热菜,让我们的餐车每天烧一顿热菜热饭,大家说感觉比吃年夜饭还要隆重。

主持人:这样一支队伍,可以说科技含量非常高了?

刘中民:应该说目前来讲,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陈冯富珍女士,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来视察我们这支队伍的时候,她说,中民院长你们的帐篷医院,比美国的野战医院还要好。这是她的一个评价。

主持人: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张教授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总书记说了,要战胜疫情,最后要靠科技的力量。我们看到的应急医疗队,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在抗疫过程中,就是这些一点点科技力量的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张维为:这17年来,就我个人感受来说,整个信息化技术进步特别快,这是全覆盖行的。比如,火神山医院,跟北京、上海远程诊疗,5G,零延时。所以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个地方成功后,就很快推广,这在西方是很难做到的。

主持人:其实患者出院之后,并不是不管了,我知道很多医护人员都特别强调,要随访,要追踪。这其实是一个海量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也要连线科大讯飞医疗总裁陶晓东先生,这一次,针对患者的随访和信息汇总,科大讯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好,陶总。

陶晓东: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这次科大讯飞负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出院患者随访。以往在我们概念中,可能就是工作人员打电话过去了解情况,那么你们这次是怎么做的?

陶晓东:我们向社区工作人员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了电话机器人技术,他们可以通过自动电话外呼方式,对大量人群快速进行电话摸排。

主持人:机器人打电话跟人工打电话,效率有多大的差别?

陶晓东:电话机器人可以有几千路电话同时并发,所以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可以同时拨出上万通电话,然后自动地整理数据,把高危患者自动筛查出来。整个疫情期间,全国大概有3000多万人次的电话。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自动整理、筛查了,把很多人工作业一步到位全部做完了。

陶晓东:是的。我们紧急开发了一套系统,让疫情防控指挥部可以更好地安排出院患者到哪个隔离点进行隔离,更为合适。另一个是,通过患者手机APP,在隔离期间,可以每天把自己的症状描述出来,登记到系统里面,供系统做统计分析,任何有出现病情反复的,医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信息,从而做相应处置。相当于每天有一个自查直报,每天汇报自己的病情康复情况。如果他没有自查直报的话,电话机器人就会提醒他,通过外呼方式把信息收集回来。

主持人:谢谢陶总的介绍,也非常感谢这次抗疫中,中国的科技企业所做的努力,谢谢。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听得都很有感触。前方医护人员已经很忙了,但最后不得不完成很多信息汇总工作,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这一块如果由科技企业承担的话,医护人员的工作会更加纯粹。

刘中民:对的。重要的是这套信息的完整性,对整个抗疫斗争是一个总结。

主持人:是,其实不要说是跟病例可能相关的,比如确诊、疑似,普通人也感受到大数据力量,上海居民有“随申码”,浙江有“健康码”,这都是大数据的作用。我记得以往节目中,张教授说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

张维为:我还是外行。我们,包括海外学者,一般认为大数据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就像石油对第三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作用,这是海量数据,数据越多,处理得越好,获得的信息越多,生成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越多,中国在这一点上现在是有优势的。

主持人:尤其对科学研究会起到非常大的助推作用。其实对于控制疫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重中之重,就是疫苗研发,非常具有科技含量。最新消息是,陈薇院士带领的团队,已经率先把疫苗带入临床试验环节。我们也注意到陈薇院士有这样一个表述,如果是中国人率先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拥有中国人的专利,不仅体现我们的科技实力,同时也是国家形象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疫苗非常重要,想问一下刘院长,中国的疫苗研究水平,在全世界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中民:因为疫苗的研究不是一条路线,而是多条路线并重,我们国家是从五条路线来研究疫苗。陈薇院士宣布的临床实验获批,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展示,说中国人在疫苗研发上面居于领先地位。当然,疫苗进入临床实验以后,还要对它的各种毒性、安全性、效能,包括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进行研究,到真正大规模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处于领跑位置;关于疫苗,其实老百姓也有很多问题关心,接下来有一位观众也是带着问题来到我们节目,请她来提问。

张欣嘉: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叫做张欣嘉,目前在美国旧金山从事大数据相关工作。我特别关心的是,咱们国家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够研制出来?价格如何,老百姓能否买得起?

刘中民:按照传统疫苗研发的路线,过去我们是串联式的,就是研究出来一步,要向前走,来论证,这里面还要算经济账,最后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都要评估之后,再往前走。一般都12到18个月才能够用到这个临床。最后到了生产环节,厂家还要考虑,生产有没有利润。

现在我们采用并联式,国家联防联控工作小组采取紧急立项机制,让全国参与投标疫苗生产研发项目。比如,我们拿到的病毒序列,是中国CDC第一时间提供的。我们要做老鼠的免疫,跟中国CDC、中国中检院共同来做,三地同时做抗体的形成。CDE(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整个过程中。

主持人:想问一个问题,西方生产疫苗,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做?

刘中民:在西方在科研上,大家彼此是比较孤立的,各做各的,我们临床最清楚,基础研究的东西,想上临床很困难。为什么?临床医生不感兴趣,也没有这种机制。因为我们研发的技术路线,比较科学也比较快速。我们国产疫苗,就是核酸疫苗,大概4月可以上临床。另外,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中践行试验的生产,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我相信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

主持人:刚才刘院长详细解释了疫苗生产、研发过程中的协同合作。西方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也模仿不来,这种协同体制可能是中国的法宝和特色。

张维为:就是集中攻关,多角度切入,多部门参与,同时作战,这是很精彩的一部分。

主持人:说到疫苗,西方一些国家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说英国提出“群体免疫法”,前段时间在网上热炒。如果“群体免疫法”是让60%-70%的人得病,那么在得病过程中,很多人命就失去了,这责任谁负,把人命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张维为:英国一提出这个建议,马上引起舆论哗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不能这样做,英国五六百个科学家联名写信给首相,不能这样做。我觉得,恐怕背后也有中国抗疫相对成功给他们一种压力。现在中国成功以后,英国这样做,人家就害怕,怎么能这样做,不能像中国这样做吗?数据现在都公开的。

最近我看到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一个教授做的研究,他预测如果要是真的用这种“群体免疫”方法的话,英国要死去51万人。在中国模式下,我们不允许这样做,这是违反基本人道主义的,人命关天,所以他们现在压力很大。

主持人:确实英国首相后来改了口径,说我们还是要用战时政府方式来对抗这次疫情。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人命在这里是占哪个位置,非常重要。疫苗研究也好,多环节协同也好,要打破很多限制。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张维为:如果从政治角度讲,就是去掉官僚主义,去掉形式主义,真的作出效率来,人民才满意。

主持人:对,人民满意不满意,能不能解决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唯一标准。通过观察中国科技力量,两位有没有觉得还有需要改进反思的地方?

张维为:通过这次两个来月,我们的硬核科技,高科技,高新技术都在大量使用。但仍有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这么大规模的远程授课,怎么提高水平;AI技术、大数据用得这么广,能不能以后用到传染病预测,有大数据支撑之后,我觉得这方面有各种可能性。还有现在健康码,每个省都有,还没有统一,真正统一起来,也是一个新的要求。

刘中民:还有一个是,实际上SARS以后,我们的疫苗研究、生产和储备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所以这次习主席也提出来,要把疫苗的长期储备作为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习主席提出这个号召以后,很多管理部门在响应,比如把常规的一些审批程序简化缩短,让一些科技产品尽快获得批准,用到临床上。这次科技部紧急立项,比如疫苗也就一两天内,如果按照正常审批程序,疫苗可能一年半载都立不了项。所以这就是体制优势。

主持人:我们一方面看到科技力量在抗疫中的使用,一方面也看到我们的体制如何保障这些科技力量能被尽快用出来。我记得节目中,张教授一直说这是“道”和“术”的问题,说到底科技力量作为“术”,关键还是“道”,就是我们用它的这个“道”在哪里,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有没有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大家应该会有很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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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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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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