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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政治故事讲得更透彻、更精彩

张维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6-23 08:38:01

【文/ 张维为】

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奇迹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是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和奋斗取得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故事理应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是来自外部的挑战,特别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攻从未停止,西方对中国软实力崛起某种意义上更为恐惧,因为这可能终结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所建构的西方制度神话和话语霸权。

此外,中国还面临来自内部的挑战:不少官员和学者缺乏“四个自信”;我们讲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校、政治家办媒体,但这样的政治家还是太少;不少官员还存有“党八股”的问题,话语没有亲和力和说服力;不少学者还存有“洋八股”的问题,言必称希腊,结果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世界;新社交媒体则存有“媚俗”的问题。这些都妨碍我们讲好中国政治故事。

另外,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思辩和话语不足,也是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难处所在。除了官方话语以外,我们的其它话语,如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等,也满足不了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需求。总之,我们话语建设的进程还明显落后于我们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

然而,我们不用悲观,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震撼了世界,它是一个世界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及其政治叙述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增加高质量的供给。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把中国话语建设的工作做实做透,最终我们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能力一定能够跟上中国崛起的步伐,从而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好完整的话语准备。

我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原创性中国政治话语的研究。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传播实践,就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政治故事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地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的政治叙述。这种叙述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为一体的新话语,一种真正能够广为传播、入脑入心的话语。

《这就是中国》现场(资料图)

我们应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解构西方政治话语和话语霸权的同时,推进中国新政治话语的建构。在这一进程中,下面五点尤为重要。

范式转换:舍弃“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使用“良政还是劣政”的新范式

对于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政治主流叙述,我们要有一个总体把握,并力求从根子上对其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解构。从我自己研究和实践的情况来看,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往往具有颠覆性和震撼力,当然背后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政治叙述基于一个极其浅薄而又充满偏见的分析范式,即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范式,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只能由西方一家界定。

他们把西方实行的那种多党制和普选制界定为民主制度,认为唯有采用这种模式,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能被西方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所接受。在这种话语主导下,中国政治制度被描绘成“专制的”,是民主制度的对立物。

正因为如此,西方可以不停地质疑: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的这种政治逻辑,你就是支持专制。只要你不向西方政治模式靠拢,你就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其实早已成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颠覆非西方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话语虽然可以忽悠一部分人,甚至在不少国家导致了政权更迭,但今天随着颜色革命的褪色,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随着西方人民自己也意识到西方政治模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思甚至质疑西方政治模式及其话语范式。

我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推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见解是2008年底,当时我在印度考察和演讲。那年11月在孟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但印度的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

我在德里大学做中国发展模式的讲座,互动时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

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的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领导人在2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3天内就覆盖了所有1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千多万灾民。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现场(资料图/新华网)

这位印度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

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证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励精图治’‘良政善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等;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现在,“良政还是劣政”这个分析范式已经为不少西方有影响的人士所接受,例如,21世纪理事会主席尼古拉斯·博古瑞和《全球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在他们合著的《智慧治理》一书中就明确赞赏这个范式。畅销书《超级版图》的作者、全球战略家帕拉格·康纳也肯定这个范式。

我们非常愿意与西方讨论民主问题,但这种讨论可以这样进行:我们不妨先问西方如何界定民主,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只能是多党制+普选制,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你们讲的这种民主最多只是形式民主的一种,不具有普世性。我们更愿意首先讨论实质民主,即形式民主所要达到的目标。形式民主不等于实质民主,就像形式正义并不等于实质正义;就像参加了考试并不等于取得了好成绩。

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这个范式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使用“良政还是劣政”的新范式,“良政”本质上就是“实质民主”,即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样我们就把“良政还是劣政”的新范式与民主话语结合起来了。

我们可以从追求良政,即追求实质民主出发,来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的大量经验和做法,来探讨各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所进行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创更为优良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种范式转换对讲好中国政治故事、政党故事和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它既可以是正面的较为详尽的理论论述,也可以是互动或辩论中“短平快”的利器,让人一下子化被动为主动,产生“一步好棋,全盘皆活”的良好效果。

跨国比较:把中国的制度绩效与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西方国家这三类国家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

中国的政治故事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讲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制度绩效的国际比较上。

我在国内外演讲或撰文时都比较注重这一点。我常用的比较方法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然后把过去数十年中国的制度绩效与这三类国家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都是消除贫困。过去40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

与转型经济国家比,特别是苏联、东欧、中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一个广东省,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俄罗斯的人均寿命比中国低,恩格尔系数比中国高。

与西方国家比较,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已经走在西方的前面了。

以上海和纽约为例,这两个城市都属于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高铁、地铁,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软件方面也可以比:上海百姓的家庭中位净资产比纽约高;上海的人均寿命比纽约高4岁;上海的城市治安,比纽约好很多;婴儿死亡率比纽约低。实际上,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人口超过美国人口,完全可以和西方国家比一比。

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确实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完全可以平视西方,当然也没必要俯视人家。这足以使我们确立道路自信。

另外,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行政治制度内容的比较。例如,把中国的“选贤任能”制度和西方所谓的大众选举制度进行比较。

在许多西方国家,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中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和决策的总体质量远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之上。

横向的国际比较对于中国人,对于外国人,都更有说服力。坦率地说,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

文化叙事:把中国政治选择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和呈现出来

中国政治故事通过文化传统的叙述来讲出来,往往会更具说服力。把中国政治选择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和呈现出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确立“四个自信”,这也是讲好中国政治故事迫切需要的态度。这也正好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尝试从中国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的视角来介绍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这既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也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叙述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传播效果来说,这比单纯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中国政治故事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

例如,对于西方不易理解的所谓“一党制”,其实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承来介绍:中国是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在历史上慢慢整合起来的国家。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否则国家就可能四分五裂,而反对国家分裂又几乎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曾经尝试西方的多党制,但国家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执政集团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

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

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建设还存有不少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继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还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比较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模式下的政党,西方的政党大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西方多数政党自己对此也不否认),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整体利益党”。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大都是竞选党,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承担终极责任。

中国政治叙述也可以从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来阐发。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在发展问题上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到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民本主义的历史文化传承,特别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民本主义文化传承拒绝政治机器空转(这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最大弊病之一),政治必须落实到改善民生上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和人权的改善。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是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它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带来了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外部世界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既有继承中国自己文化传承的一面,也有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一面。在这种认知和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类似复兴路上工作室创作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短片等优秀作品,在网上发布后风靡一时。

在讨论中国模式中政府和市场作用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盐铁论》。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者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追述中国社会主义的本土文化基因,如中国历史上节制资本的传统等。

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视角出发,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许多安排,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而且也能使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到更多的张扬。这种生命力既可以激励国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及其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更容易打动其他国家的众多受众。

现代视角:从中国今天许多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出发,揭示这些成功与中国政治制度的联系,能使中国故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和感染力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还在竭力诋毁中国,但纸毕竟包不住火,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游客、中国的投资几乎无处不在。

同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外国人被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所触动,被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所震撼。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已经明显领先西方,“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只有中国才真正实现了。

从中国今天许多领先西方的现代化成就出发,揭示这些成功与中国政治制度的联系,能使中国故事更具说服力、传播力和感染力,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效果特别好,年轻人几乎天然地追求新事物,而最新的事物在中国井喷式地涌现,揭示和阐述这一切背后的政治原因,往往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西方国家把互联网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实现对别国的“政权更迭”,结果造成了“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之冬”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难民危机又加深了欧洲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民粹主义,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某种意义上,新社交媒体已开始颠覆西方自己的政治生态,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与此相反,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总方针是民本主义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

让人民享受到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各种便利,是中国新时代互联网治理的一条重要理念和经验,正是在这种民本主义模式指导下,中国的电子商务获得了飞速发展: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40%,已超英、美、日、法、德五国总和。早在2018年中国的移动支付已是美国的90倍。

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深入,随着每年上亿人次走出国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开始了解中国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往往最能打动外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和中国年轻人一样,是拥抱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比老一代更开放,更愿意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

以高铁、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成就,对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我们通过研究,把这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背后的政治道理讲清楚讲透彻,无疑是更好地讲好中国政治故事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国标准、国际表述:中国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有必要对这些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炼,使之逐步成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国际标准

制度竞争也好,话语竞争也好,说到底,标准竞争是关键。

标准竞争有三种方法:一是追随者方法,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走;二是参与者方法,即参与别人标准的制定;三是领导者方法,就是自己制定标准来影响别人,最终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来做。在国际话语舞台上,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的政治标准,几乎打遍天下无对手,直至碰到了中国。

中国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炼,使之逐步成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国际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应该是“中国标准”崛起的新时代。

我们要善于通过原创性研究,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提炼成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话语,其中核心概念的提炼和表述最为重要。

我这些年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尝试。例如,我把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概括为“选举”,然后与此相对照,把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选拔+选举”,并根据两种模式绩效的对比提出,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

我把西方民主模式下的治国理政概括为日益民粹化的模式(即所谓跟着“民意”走的模式),把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概括为“民意”与“民心”(即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并提出,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

我把西方民主概括为“政体”(即形式民主)主导的制度模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政道”(即实质民主)与(不断探索)“政体”相结合的模式,并提出,只关注“政体”的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有机结合起来的模式。

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我认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也许如此,但这只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无非是可以保证领导人该出局的时候可以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国家要追求“上上策”的目标,即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美国人谈政治制度喜欢讨论“三权分立”,我提出分析现代政治关键要看的不是“三权分立”(因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属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大范围内三种力量(政治、社会、资本)的关系是否有利于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

美国政治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三种力量的关系中,资本力量独大,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领域内的三权,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等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的。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

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其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往往已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已经比“美国梦”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我还在不同场合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三条标准,来评述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一)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有,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没有了。(二)政府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是强还是弱。(三)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是否能够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三条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及其未来前景。

总之,只要我们从范式转换、跨国比较、文化叙事、现代视角及中国标准、国际表述等五个层面着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政治故事讲得更透彻、更精彩,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更多中国智慧。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作者
张维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泠

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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