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范勇鹏:中国政治文明为何是独一份的存在?

来源:观察者网

2024-02-25 08:43

张维为

张维为作者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范勇鹏

范勇鹏作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形成最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种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

“在形成中国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

最近纪录片《何以中国》热播,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魅力和生命力,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政治文明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在东方卫视2月1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中国政治文明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范勇鹏:

最近在中国文化界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叫“何以中国”,人们从考古、历史、文化各个角度出了很多作品。我今天也借用一下这个标题,主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何以为中国。

要理解什么是中国,需要从文字的起源来看。我们这个“中”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它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一条竖线穿越一个圆形或者一个方形的中心。这条竖线就像是一根竖立起来的旗杆,通常甲骨文在上中下不同的位置上,有几根飘动的旗斿。有考古学家就认为,中间的那条竖线最早是用来测量太阳的“表”。

中国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农业生产需要对时间有准确的认识。《尚书》第一篇叫《尧典》,其中就记载了尧帝“乃命羲和”,命令一些部落专门在四方负责观测太阳的运行,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历法。在上古时期,历法就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谁能够掌握和提供一个时间系统,就是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根据《周髀算经》《淮南子》等文献的记载,测量时间最早用的办法就是用一根表来测量太阳的运行。很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时间的过程中,中国人也建立起对空间的观念,产生了四方的观念。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只有相对于四方,才存在于中。由此推论,“中”字的产生,源自于中国先民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至于表上飘的旗斿,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氏族用来集合部众的一个旗帜或图腾,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人立表必与建旗共行的一个反映。我们有个成语叫做“建中立极”,讲的就是这个。比如在打仗、田猎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礼法,司马负责立起一个旗帜,立表定时,时间一到,主帅就会仆倒旗帜,迟到者诛杀。在《史记》里边都有这样的记载。因而这个“中”字,它不仅有方位上的中央之意,也有令行禁止的权威中心之意。

那么“中”和“国”这两个字什么时候跑到一起了呢?

1963年我们考古出土了一个何尊,铭文里边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两个字,叫“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周人所营建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

周武王推翻商朝、封建诸侯之后,殚精竭虑、夜不能寐,半夜周公来看望他,两个人就谈了。怎么办?在洛阳这个地方营建一个洛邑。之所以要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叫“土中”,我们读《尚书·禹贡》也能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依然能体会到。比如我们从宝鸡、西安开车到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从大同、太原、长治,往南到南阳、襄阳、荆州、长沙,一直到广州,这一横一纵两轴的交点,今天依然在洛阳附近。

此后中国的历史就是围绕着以洛阳这样一个地理的中心,不断地扩展、融合,“中国”这个概念也从洛阳逐渐地扩大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区,然后逐渐地延伸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王朝,到近代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最终成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共有家园。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中国概念的产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我们在应对共同威胁、维护共同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凝聚性的中央核心的认同。

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中”字?

我们看上古时期,当时中国的地理规模已经非常大了,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经是一个大国;它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也远远大于今天任何一个号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

我们经常会聊起欧洲为什么难以统一,很多人会说,是因为欧洲的地理破碎。但是中国的地理也很破裂,比如蜀道难于登天的四川盆地、四塞之地的关中平原、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泰山屏障的山东半岛,似乎都不比欧洲的区域分隔更容易打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欧洲游历,我觉得欧洲的地理空间其实比中国的要更容易翻越。

还有人说是因为文化的多元。但中国是一个万国之和,统一到现在两三千年了,今天各地方言的差异还不亚于欧洲各个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另外,我看到一位阿拉伯学者的文章,他就痛苦地发问:“中国人讲那么多不同的语言都可以统一,我们阿拉伯人说一样的语言,为什么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条件并不是天生就容易统一的。中国人能够不断地走向更高的统一,它的根本,我认为在于中国人所创造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它的核心就体现在这个“中”字上。

早自尧舜禹的时代,中国人就以高超的能力整合这块巨大的国土。我们今天黄金周旅游,坐着高铁或者自驾车跑个上千公里就觉得自己很牛了,但是读《尚书·禹贡》,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天下九州规划经营得井井有条——当然有人说《禹贡》可能形成于战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上古文明的规模,足够让现代人惊叹。如果说夏商还有一定的军事强权和神权政治的色彩,那么到西周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完全靠一套政治和礼法制度把天下有效地整合起来。

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内乱。法国的孟德斯鸠讲过一句话——“小国亡于外敌,大国亡于内乱”,而他讲的还是那种几万人到几十万人规模的国家。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建中立极是消除混乱的法宝,也是我们从多少年战乱的惨痛教训中凝聚出来的智慧。

近代有一位大学者王国维,我们都读过他的《人间词话》,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他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点,西周要建立这套制度就是为了消除乱源。他把政治制度分成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周公这些人是要建立稳定的权威,天子之位是不能随便都来争的,这个产权是要明晰的;而在执行层面,则要有充分的竞争,要选贤任能,不能搞世袭。王国维把政治权威和治国理政这两件事情的逻辑讲得清清楚楚。其实今天人类政治依然面临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天多数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郡县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王国维讲的这两条逻辑——一个权威、一个治理——依然延续了下来,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随便争的,官员选拔也是要靠竞争的,最后我们发展出了科举。秦制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四大发明。

无论周制还是秦制,它有了一个中央权威,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共同的安全秩序,提供广土众民生生不息的条件,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空间,进行大跨度的资源调配和整合。

每逢乱世,中国人对这种中央权威的渴望就尤其深刻。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那五百多年,所以诸子百家他们的观点各异,互相攻击,但是在政治理想上却有很大的一个共识。比如:管子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定于一”;荀子说“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吕氏春秋》说“一则治,两则乱”。这些都是历史中凝成的经验智慧。

因而,在中国历史里边,我们看到地理、制度和文化这些因素叠加,构成了一个生命力顽强的中央结构,围绕着它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教授所讲的“旋涡模式”——不管是什么人,你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宗教、思想,进入中国都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这个逻辑决定了,在内部,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一种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让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凝聚中成就一个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在世界上,中国也要成为一种良性秩序的源头,向外辐射和平、合作、发展和公正,以及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原则。

圆桌讨论

主持人:勇鹏老师从纪录片《何以中国》切入,给大家讲中华的传统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的生命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咱们一直说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你真正地把中国的政治文明了解透了,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这个国家?

张维为:对,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这种规模意味着它的治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经验从古至今都是非常独到的。

勇鹏刚才从甲骨文开始追溯“中”这个字的起源,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概念都可以从字源研究开始。比方说,中文的“孝”字,在甲骨文里,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边,今天也能看出这样的文化传承——有时候它不是讲好还是坏、对还是错的道德评价,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理解已经非常丰富了,但这个传承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

此外,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型国家”,它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向的,这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在中纬度,意味着我们的农耕文明更加发达,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我们讲中国的地势分为三个大台阶、“山水林田湖草沙”都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丰富性带来治国理政的挑战,但我们有本事把这么大的国家治理好,这当中就有很多经验。

比方说,从古至今中国政治治理的文化强调民本主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政府、朝廷要想办法改善民生,以及孔子说的先“富之”后“教之”,都是从这样一个个传统过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形成一整套的治理方式,今天全面小康、两个百年目标也是这样的。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它们的治国理政里从来没有消除贫困这个概念,中国文化有社会主义基因,这个基因产生的文化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它强调大家要富起来,生活过得好起来。

现在回头看,西方民主模式聚焦所谓的程序民主、公民政治权利;中国的民主,聚焦的是改善民生,聚焦整体权利并惠及个人。现在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模式显然更管用,甚至不光是物质上的改善,还有精神上的改善。所以中国这个文明,既是古代的,又是非常现代的。

主持人:我们再把时间推到西周时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起源,得以把广土巨族凝聚起来,几千年连绵不断。这个确实非常独特,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文明有其独特之处。

范勇鹏:对,我们的这个政治文明确实成熟得非常早。您讲到独特,其实它这独特在那个时代具有一种普遍性,其实放眼未来的话,中国的政治文明恰恰也代表的是人类未来的普遍性。

想想我们那些老祖先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群体内部的合作问题。怎么实现合作,群体之间怎么维持和平,怎么解决合众为一,把大家变成一个共同体之后,内部要怎么实现合作共存,这些其实是人类社会中非常根本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人面对这些问题,今天所有的国家、人民依然在面对。

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感觉好像一天天地在走进一个“大争之世”,巴以冲突、俄乌冲突无休无止,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争”字。我们古人就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争”的问题,我们探索出了一整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有共同的权威来为大家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秩序;我们强调制度的公共性,强调天下为公。

张维为: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实际上我们强调这个独特性的时候,往往是针对西方认为它们的文明具有普遍性,而我们跟它的不一样,因此我们的文明变得独特。

主持人:我还想补充一点,中国政治文明的一种独特的特点,就在于它那么早就能够明白这样的广土巨族要凝聚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治力量,要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

另外,刚才说了中国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我们还要看到它的连绵不断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也有朝代更替,也有战乱,但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大家一方面要解决那个朝代可能面临的一些民生问题,同时也会向前朝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我看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会有强烈的感受,即历朝历代要解决的问题有个性,同时也有共性。

张维为: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耕文明是它的基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作物面积巨大,能养活数亿的人口规模,所以本质上讲,只要中华农耕文明在,这个文明就不会中断、消失。而且我们的农耕文明之成熟,你可以看二十四节气,这是最早的科普,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智慧与农业相关,比方说凡事要讲一个度,不要揠苗助长等等。

还有就是一定要强调我们有统一的文字。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是原生态文明?象形字是原生态文明的标志,使用拼音文字的总体上都不是原生态文明。

主持人:说到文字统一的重要性,刚才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也说了中东学者的一番话,说中国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有统一的意志。但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文字,是两个概念。

范勇鹏:对,我前几天见到台湾成功大学的景鸿鑫教授,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过去都批评说我们中国文化没有逻辑思维的传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地中海的表音语言要从字母组成单词、从单词组成句子,需要这种线性逻辑,而中国文字从源头上就是二维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信息,有很多功能。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甚至不一定是二维的,是多维。

张维为: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学过一点美术,学美术要学透视,而透视,过去的讲法都是“中国人的画没有透视,这是西方人发明的”。你当时听听觉得都对,后来突然发觉中国画的透视是散点透视、全息透视,只有中国画可以把整个长江黄河都画在一幅画里边。整体观、综合观,这是中国文化巨大的智慧。

主持人:中国古代这么多优秀的山水画也好,其他画作也好,你会发现人在里头,他永远是在山野之间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或行走,画面感极强,那个世界天地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种思维的天地。

刚才勇鹏老师也说,其实人类社会会有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但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如何让这个制度更好地为当下服务。每个朝代的发展,它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要不断地去微调,保持它的共性,但同时又要调整出一些个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

范勇鹏:对,张老师刚才讲到河流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还在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的小河沟边上都能看到一个牌子,叫河长制——地方行政区划是按照土地边界分开的,但是河是不尊重你的这个地方行政区划的,所以我们要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您说得对,大河的治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意志来协调地方,是做不成的。长三角一体化那么多年,大家可以看到河的治理颇有成效。长三角内部的水网是很发达的,河流也都是通的,那么不同的省份、区域之间的水道,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张维为:我补充两点。一个就是今天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德国,这还是根据官方汇率美元来计算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那就超过更多。另外就是前几天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夫人专门通过人找我进行漫谈,我们漫谈的核心就是讨论中国模式和“文明型国家”,她非常感兴趣。

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们的新能源车现在做到全球第一,背后是四个“五年规划”,这些规划在不停地微调;而这种长期规划的能力,背后是一个文化。我们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茶马古道、南北大运河等等,都是如此。这么大的国家疆域,怎么个治理法?它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我们的高铁网“八纵八横”,这就需要长期的规划,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我2010年参观上海世博会,他们给我介绍说,世博会的举行使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前了十年。提前十年,这意味着我们的初步规划早就有了,我们把它提前拿来做了,而做的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完善。这种能力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现在证明非常之精彩。你把这个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他们真的会被震撼,他们会说,“怎么可能?我们考虑都很短的,而你们竟考虑十年、二十年。”

主持人:我觉得张老师提供的这个视角也很有启发。为什么中国人对这种超大工程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在各个朝代,可能都有属于那个时候的超大工程,而且我们都知道是可以把它做成的。所以现在不管是基础设施的超大工程,还是产业的超大设计、未来的远景规划,你看我们都有中长期规划。为什么大家会去规划,同时会去做?因为我们觉得它是可以做成的,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和自信。

我再问一下范老师,我们的文明、文化跟中国政治文明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

范勇鹏:在欧洲有个背景,就是英法美这几个国家率先走上资本主义,它们管自己叫“文明世界”,这个“文明”的边界一直从莱茵河往东推,最后推到第聂伯河,所以今天他们看俄罗斯人就是蛮族。而德国莱茵河以东的这部分人为了反击,提出了“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中国,“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分得没那么清。我们把什么叫文明呢?照临四方为明,就是能够给普天之下大家的共同生活提供一个繁荣的秩序,这就叫文明;在这文明之下,大家在不同的领域里精雕细刻,把非常精彩的东西呈现出来,它就变成了文化。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明,讲白了主要就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治理中国这样一个“百国之和”的“文明型国家”,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怎么产生领导人?选贤任能,比方说汉朝有察举,隋朝开始有科举,今天有“选拔加选举”——这个制度也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水平,比美国光是靠选举还是要好太多。这一整套制度安排,是非常管用的、非常现代的政治文明,而它的源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范勇鹏:我们这个文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有一个“中央处理器”;而文化,它是形散而神不散,在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化的结构里边异彩纷呈,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呈现多元的成就。

我们今天经常讲“要追求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其实文化和文明之间确实是有很复杂的关系的,甚至会有一些悖论。比如你看我们历史上各个王朝在初期文明生命力特别勃发的时候,往往文化还比较粗糙;等到文化开始变得非常精致繁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恰恰遇到文明的生命力开始停滞。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弘扬这种蓬勃发展的、精致的文化,但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走历史的老路,满足于现状。文明和文化,我们都要保持一种蒸蒸日上的生命力。

观众互动

观众: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之下,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实现统一,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思想;而我们中国却能够在百家争鸣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最终赢得统一,且在每一次的战乱之后都会回归统一。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成为这样独一份的存在?

张维为:我发觉很多东西现在只能用文化基因来讲,当然这基因跟当时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关系。

欧洲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它是用拼音文字,不同的方言用拼音写下来,慢慢就互相读不懂了,后来变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结果欧洲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宗教冲突史。相比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你看他东巡立下的七块石碑,文字说得非常清楚,统一就是为了止战。包括为什么秦始皇要统一文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够传达到基层,大家能够看懂。中西的文化基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分开,然后就不一样了。

另外,西方推崇一神教,而我们讲究宗教包容,是世俗的文化传统。你现在回头看马克斯·韦伯所写的现代国家,它的核心概念实际上就是世俗化——政教分离,宗教就是宗教,政治是不受宗教影响的,是专业的,官员的选拔不是靠亲戚朋友拉关系,而是通过选贤任能,通过考核。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是世界上最早做起来的。

范勇鹏:我讲过一个比喻,这文明就像一个手机硬件,你光拿一个手机是没法用的,里边要装软件,要装不同的操作系统,看你装的是安卓、iOS,还是鸿蒙。

比如说,地中海历史上曾经统一过,或者说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过不同范围的统一,但是它在选择一个什么操作系统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个难题:古罗马的那种多神的体系非常地原始,最后它不得不选择了一神教,而一神教这东西比较麻烦,它是互相排斥的,就相当于我手机装了苹果系统,就用不了安卓的应用,它就会导致基因里存在分裂的因素,解决不了。所以你看从罗马三世纪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之后,地中海世界就永远地陷在分裂之中,今天都没有再实现统一;我们往后再看一千年,它还是统一不了,就是因为它的“软件”出了问题。

主持人: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罗马帝国统一的时候,它没有选择一神教,而是选择另外一条,或者就保留它原有的那种多元,后面可能会怎样?

范勇鹏:那可能就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其实我们中国就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中国在夏商时期也是很重神的,但是到周朝我们开始扩大神的群体,慢慢地,人和神的关系就没那么界限分明了;礼崩乐坏后,老子出来,提出用一个道来作为大家共同尊重的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来“道术将为天下裂”,分成诸子百家,之后又不断地走向世俗和理性;因为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选择、创造的,所以最后变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

观众:在形成中国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又是如何与这个中国概念联系起来的?

张维为:这问题涉及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我觉得这和中华民族的概念的形成发展有共性,或者说,它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费孝通先生讲过一个观点,他说中华民族这概念,过去是“自在”,后来变成“自觉”。“自在”就是指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你可能日用而不知,而从外边来看,这个区域内都叫中国,这些人都叫中国人,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如果从国家角度来讲,那时我们还是一个传统国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谓传统国家,就是大家在一片土地上生活,属于同一个文明,大家都知道我们属于同一个地区的。

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后,中国就成为了现代国家。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直到抗日战争才真的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我记得陈毅、邓小平他们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勤工俭学,有不同地方的工人一起唱歌,人家都唱自己的国歌,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有国歌,但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唱,甚至不知道。陈毅他们就唱法国《马赛曲》,但唱自己的歌词,以表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现代国家”的定义确实是西方创造的,但我们用起来,比方国歌、国徽、清楚的主权边界等等,这些东西是近代形成的。我们形成最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日本要灭掉我们这个民族,灭掉我们这个文明,这个时候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就非常强了。像清朝晚期打仗,大多数百姓都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中央政府也没有多少军队,老百姓把它看做是朝廷的战争,跟我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但到抗日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了,全民一致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如果用学术概念,过去那段时间是传统国家,到近代就逐步变成“文明型国家”或者叫“文明型现代国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古老的文明没有中断,古老的文明使它与众不同,精彩万分。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主持人:说到古代中国,我想问一下范老师,民众个体怎么建立这种文化上的认同?

范勇鹏:其实张老师讲的现代中华认同的形成,在历史上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大多数时间里不用特别强调认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里边,最发达、最繁荣、最高贵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叫华人——“华”在历史上指的就是气宇轩昂、高雅华贵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不是特别需要建立认同,但是总会遇到危机,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认同就会崛起。我们在抗日战争遇到的就是这样一次冲击。

刚才张老师提到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像是向一个池塘里扔了一个石子,一圈一圈地向外荡漾。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读费孝通的书,不太觉得差序格局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当时觉得西方人讲的那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多好啊,这是一个很现代的社会,而我们这个是老土的、过时的。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差序格局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可贵的文化。

说到认同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想建立一个认同、维护自己这个认同,首先要自爱、自尊,然后自豪,然后才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它其实像一个池塘里的涟漪一样,必须要从一个中心往外发,从自己的内心往外发。

像我们《礼记》讲叫“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它隐含的前提,首先我要亲其亲、我要子其子。在春秋时期管仲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我读历史读到时很感动,他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首先要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站在我们这个群体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同时,我们推己及人。所以我们中国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中华民族的这个认同,首先就要建立在对自己的这套遗产、我们现在的成就的充分的自信、自豪的基础上,然后以自信、自尊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同时以善意来面对世界,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坚固的认同。

主持人:两位都说到了,我们政治文明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才能成为中心点,不断地向外散发文明的力量。个体也是,内心要非常坚定,比如说有政治文明的信仰,有对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信仰,然后才能散发出力量。

张维为:我们还要从文字来讲,一个词就可以说明,就是汉语中的“国家”。这个词是“国”和“家”连在一起的,它背后的文化是家国同构,这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常现代的。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家,它是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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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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