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的贡献可以说数不胜数。”

“在中国的振兴实业中，南洋华商不仅没有缺席，甚至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的崛起你必须面对它，‘华文之春’必将到来。”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中马之间的传统友情源远流长。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这就是中国》节目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马来西亚。在东方卫视5月27日播出的节目中，节目组走进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是1969年2月由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支持和创立的一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拉曼理工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孟子学院院长张晓威博士，一起将视角聚焦海外华人华侨，与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华人华侨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以及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不朽贡献。

本期《这就是中国》视频截图 视频地址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节目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风光旖旎的马来西亚，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节目的海外观众无数，很多都来自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遇到《这就是中国》节目的粉丝，遇到新老朋友，这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真好！

马来西亚华人经常给我们的节目留言，一位叫TTY的观众这样写道：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和在天上的父母一样，都十分希望中国强大。一位叫Paulyi的观众这样留言：我每一两年都会带着家人去中国旅行，愿中国繁荣昌盛，成为超级强国！一位叫Jason Chng的观众说：不知怎么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些留言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真挚情感，他们深知中国一路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我不久前看到一个短视频，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迎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到来，印尼国宾乐队高奏《歌唱祖国》，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每唱到此，多少海内外华人都会热泪盈眶。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海内外华人的是：中国已经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已经从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崛起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迄今已整整十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美国两岁，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已经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五年来，我们在《这就是中国》讨论过各种话题，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还没有机会探讨，那就是海外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富强所做出的不朽贡献。今天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首先想到了全球华人之光、马来西亚著名侨领、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先生。早在1913年，他就回到家乡福建，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

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雕像（图片来源：网络）

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处演讲号召侨胞们为全民抗战出人、出力、出钱，先后为祖国捐出200多架战机，1000多辆汽车。

在中国沿海口岸全被日军封锁后，陈嘉庚先生招募3200多名南洋华人机工，组成运输车队投入滇缅公路，这是当时中国抗战仅存的陆上国际通道。这些爱国华侨抱着必死的信念，每天战斗在这条运输通道上运送军备物资和救援物资，其中1000多人为国殉难。

当时抗日战争救亡运动席卷海外华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马来西亚“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到城乡演出募捐，他们唱着这样的歌，“你一毛钱，我一毛钱，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涛……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誓把中国保……”仅从1937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以义捐、认购战争公债、侨汇等方式，共为祖国筹款超过当时的国币54亿元，大约占到当时全球华人捐款的1/3，使新马地区真正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海外大后方”，为祖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和物质资源。

1940年，陈嘉庚先生代表南洋华侨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晚年他又积极支持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主席称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谈到马来西亚华人华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做出不朽贡献的，还要提及两个伟大的名字，一个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叶剑英元帅，另一个是中华民族不朽乐章《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多数国人并不知道，或者并不一定知道他们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叶剑英在国内读完中学之后跟着他的祖父，从广东下南洋，在马来西亚一所小学教国学，后来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云南讲武堂，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先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参与组建黄埔军校，后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八路军的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谋长，也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后来又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开启了震撼世界的改革开放伟业。

冼星海也是7岁就随母亲从澳门到马来西亚谋生，在新加坡念完了小学，他展现了极高的音乐天赋，后来又到广州、北京、上海、巴黎等地学习和深造音乐，最终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声乐作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史诗级乐章。“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马来西亚华人之光还有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中国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先生。清朝末年1910年10月，当时的清廷早已风雨飘摇，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大瘟疫突然横扫中国东北，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伍连德，正在担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校的副校长。他当时年仅31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只身一人奔赴抗疫前线。为了尽快判定疫情的属性，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确定在东北暴发的是鼠疫，随即向朝廷提出一系列隔离措施、防疫方法，包括管制铁路公路交通，以最快的速度阻止瘟疫蔓延。

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

伍连德博士还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飞沫传播，叫“肺鼠疫”这个概念，设计出一种简单的双层纱布口罩。这种“伍氏口罩”后来被整个国际社会接受。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斗，疫情被成功扑灭。虽然疫情造成6万多人死亡，但如果没有伍连德博士的贡献，恐怕死亡人数将是十倍甚至数十倍于此。时至今日，人们对伍连德当年的贡献仍充满敬意，至今世界各国还在沿用他开创的许多疫情防控措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的贡献可以说数不胜数。我这里还要谈谈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先生的故事。

1973年，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毛泽东主席提议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当时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邓小平考虑尽快推动经济改善民生。中国政府通过香港华润集团联系“亚洲糖王”郭鹤年，他们如实告诉了郭先生国家现在缺糖缺外汇，希望以比较好的价格购买30万吨白砂糖，30万吨在那个时代属于超大订单，消息传出去会震动国际市场造成溢价。

郭先生感谢国家的信任，立即投入工作，帮助国家进行这样一个买卖。他派人去巴西悄悄购货，但自己却去了瑞士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糖业会议，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是巴西这个购糖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他又早就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期货市场布局。后来巴西购糖合同签订后，白砂糖期货价格应势上涨，郭先生及时脱手盈利500万美元，所以他不仅为国家以低价购得了30万吨白砂糖，还为国家创收了500万美元的外汇。中国当时的国家外汇储备还是负数，所以这笔收入可谓弥足珍贵。

中国国内当时还在经历“文化大革命”，这笔灵活的市场交易在中国内部遭到了批评。幸好当时与邓小平同时复出的另一位中国领导人陈云亲自干预，他做了一个批示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可以说这个案例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也预示着中国社会主义将走上一条与苏联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成果，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郭先生成为第一个到中国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家。在外部世界多数人还不看好中国的时候，郭先生公开表示 “我越听人说中国落后，越觉得有朝一日中国会让世界刮目相看。我必须助我的中国同胞一臂之力”。1984年，国家对外经贸部决定建设北京国贸中心，当时愿意接手的美国和日本的财团都开出了苛刻条件。郭鹤年说，“不要让外面人瞧不起我们，这个事情，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对上海市的领导说，现在我们谈国际大都市，总是纽约、巴黎、伦敦，但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一定是上海，我们在上海的投资就是要按这样的要求去设计、去建设。郭先生在上海先后投资了嘉里中心和香格里拉大酒店等一系列优质大项目。他还积极投入帮助中国的许多公益事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门会见了郭鹤年，赞赏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的贡献。

邓小平会见郭鹤年（左）

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当年中国政府把第一批特区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吸引侨资。可以说海外华人为改革开放贡献了第一桶金。他们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管理和人才。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到中国军队的优秀将领叶挺、叶飞等等；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等等到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从著名的企业家霍英东、包玉刚等到著名的作曲家谷建芬，为民族复兴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华侨可谓群星灿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道来，但我想起了习近平主席赞誉海外华侨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的：“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我还想起了邓小平会见郭鹤年先生时所说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努力吧！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张晓威：

大家好，刚才听了张维为教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华人之光张弼士。

张弼士幼年家道贫寒，早年孑身下南洋。此后，张弼士近六十年的南洋经验，不仅使他成为南洋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地区富甲一方的著名华商，也让他的生命历程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中国经历英法联军入侵、甲午战争之后，在面对中华民族被列强帝国主义欺凌，以及祖国江山将被瓜分的危机下，为了挽救国势，张弼士提出一系列的实业救国主张。由于张弼士本身拥有南洋经商致富的经验，因而在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以后，就特别重视闽粤侨商的力量，广泛动员侨商返国兴办实业。

在他引领之下，一批侨居南洋的华商，亦积极地返乡投资。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振兴实业当中，南洋的华商不仅没有缺席，甚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张弼士博物馆内景（图片来源：网络）

晚清时期的海外华商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方面，一些较大的投资项目都集中在铁路建设，例如潮汕铁路、新宁铁路，这些都是海外华商在这一时期集股投资创办的，股本都在三百万银元以上。张弼士当年不仅受委托计划筹办多项铁路的投资，甚至长期与他有合伙关系的张煜南、张鸿南兄弟，也是在他的影响、劝说之下，承办了潮汕铁路的兴建。潮汕铁路的建设，不仅被视为侨商投资祖国实业成功的典范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条民办铁路，以致名留青史。

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张弼士率领了中国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代表团成员包括铁道、工矿、纺织等领域的官商头面人物。趁着此行，张弼士一行人携带了中国的产品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团亮相国际舞台，让中国的产品有机会在万国博览会上名扬海外。

张弼士所提出的实业救国主张，皆有其独特的一面，甚至与张氏的亲身经历脱离不了关系。其一，由于张弼士本身是侨居海外的华商，更能清楚掌握与了解南洋华商的情况，这对他提出重视闽粤侨商力量的相关主张，以及拉拢该批侨商回国投资等等，不无影响；其二，张弼士的发迹始于国外，尤其在南洋的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地区皆有置产，这不仅使他与西方的经营管理者有着更透彻的接触，甚至让他更了解到西方经营管理经验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兼顾传统和配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张氏亦根据本身的经验与实业特点，制定一套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和措施。

由此来看，张弼士虽然是南洋华人，却充满了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情怀，他的表现可说是早年就连接着马中两国的相通，称之为华人之光，当之无愧。

我的分享就到此，谢谢！

【圆桌讨论】

主持人：感谢嘉宾的演讲，现在我们进入现场对话环节。一起参加对话的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的理事长许庆琦教授，欢迎！

刚才各位嘉宾在演讲中讲述了马来西亚华人那么多令人感动的事迹，让大家记住了那么多光辉的名字，但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会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历史的科普。

张晓威：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如果从历史记载来看，其实在汉代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了，但当时只是一些商贾或是一些旅游的人，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些人物。之后，比如隋唐也有一些这样的记载。等到能够看到比较大批的华人记载，应该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才比较多。但是因为明朝其实还是实行海禁，所以也并不是那么大量；真正大量的华人从中国移居或者到这片土地的话，应该是在英法联军入侵之后，因为在此期间签订了《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正式允许国人出国，以前出国是被视为“天朝的弃民”，所以在之前是没有受到照顾的。但《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有了很大改变。一来是因为殖民者需要大批劳工来帮助他们开拓、发展殖民地，所以就从中国引入了这批劳工，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出不能回，你回去还是犯法的。要等到1893年以后，海禁正式解开，海外的这些华人才能够可以出国，也可以自由地回到国内，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主持人：所以华人文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壮大过程。张老师，您刚才在演讲当中说了那么多光辉的名字，很多段落我听得眼眶里会有泪，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听过一首歌，现在我都可以一个字不错地把它唱出来，那首歌叫《我爱你中国》，我后来知道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海外赤子》，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南洋华侨的故事，他们如何心向祖国，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所有。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如果把眼光再放得大一点的话，就是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和世界财富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有关。你提的这段时间就是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整个这个近代史上，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财富的转移，主要从中国转到欧洲，转到北美，也就是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战争后大量赔款。

你看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们现在很多最好的建筑都是19世纪中叶兴建起来的，这笔财富使他们取得了重要的资本，发展起来了，这也包括美国东海岸，如波士顿一带的崛起，他们第一桶金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个时候背井离乡的，不光是到东南亚，还有到美国修铁路的华工，这些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再一次超级剥削，西方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海外华人，正因为他们历史上受过这么多的欺辱，不得不背井离乡，所以他们对祖籍国的感情特别强烈，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他们和祖籍国是心连心的，所以才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是大的背景。

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

主持人：那么多华人来到这里生活，很多时候跟艰辛求生是伴随在一起的，但是华人在这里生根、奋斗、繁衍，写出了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是我们现在关注马来西亚华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许教授，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会在那么多海外华人当中显得那么的独特？

许庆琦：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民族性；华人的民族性，跟其他民族有点不一样，海外华人对民族的感情比较多，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非常贫穷，积弱积贫，大批福建、广东、广西的华人就往南走。

第二，当时的殖民地，开发锡矿，树胶，要大批劳工，所以不少当时是“卖猪崽”过来马来西亚的。第三，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跟其他种族差不多一半，47%。第四，跟这些新马华人侨领的活动有关，比如陈嘉庚，在国内的宣传，大家都认识，所以大家比较了解马来西亚，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问答环节】

观众：我的问题是想提给张教授。1953年那一年，我离开中国到马来西亚来，跟我父亲团圆。40年以后，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琼瑶，她回去湖南，我那一年第一次回去我的故乡福建，所以感受特别深。她回去以后写了一本书，里面有句话影响我一生，她说中国人——她讲的中国人不只是国籍，包括文化上，她说中国人就是这样，不论是隔着山，隔着海，血管里面一定永远奔流着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句话深深地打动我。

我是在中国念完小学五年级，在马来西亚念完初中，然后到英国读土木工程，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对中国文化话题平常没有探讨，但是听了琼瑶这句话，我就说中国文化这么伟大吗？我就把工余时间投身到中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打开《红楼梦》，也因为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识了陈广才先生，他对我研究《红楼梦》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投身到一个独立初中里面，做了23年的副董事长，到去年81岁我退休。

现在我的问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能够存到今天，是因为我们600万华人200多年一直坚持文化主体中民族主体性的坚持，但是我们面对的有马来西亚极端的种族主义跟宗教主义，一直想消灭华文。张教授你曾经很成功地预测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也成功预测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结束，那么我们面前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处的环境，马来西亚的“华教之春”会越来越强大，变成“华教之夏”，还是会在压力下变成“华教之冬”？谢谢。

张维为：好，我昨天专门去马来亚大学参观了陈广才先生的整个《红楼梦》工程，非常了不起，非常佩服。特别是把《红楼梦》通过十年的努力翻译成了马来文，我可以想象这个翻译是多么艰难，它会丰富马来语的很多词汇，许多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比方最简单的，很多人名怎么翻译，如甄士隐，你是拼音翻法，还是翻它的意思呢？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后面就说出我们的华文教育、华文研究者在马来西亚做了多么大的投入，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第二，回答您的问题，首先我非常感谢您，您对我的观点如数家珍，非常感谢。我真的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华文华教一定会向上走，而且变得更好。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就是我们华人的祖籍国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世界对中文的需求飞速增长，你看在俄罗斯中文几乎成为第一外语了，人民币也成了第一外汇。我们前段时间去欧洲也是这个感觉，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有一些人对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抵制，但总体上我觉得不会成为主流。再加上马来西亚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有这么多优秀的、充满智慧的智者，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友好的势力斗智斗勇，发挥我们的“亚洲智慧”、“中国智慧”，我想各种问题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努力帮助。

主持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应该觉得很骄傲，未来的世界的趋势对华文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在这个需求里头，马来西亚就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有首古诗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家会担忧的、会阻碍我们发展的力量，最后都会“毕竟东流去”。

许庆琦：张老师很准确地预测到“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我借你的话，“华文之春”必将到来，因为中国的崛起你必须面对它，现在阿拉伯国家全部在教中文。

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对华（文）教（育）我们要采取比较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们欢迎更多的非华人来华小读书，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胸怀。习近平主席常常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这种概念，站在人类的高点，来推广汉语、华文。这是我的看法，我们不必怕，“华文之春”一定会到来。

主持人：对，一定会蓬勃到“华文之夏”。非常感谢提问的这位工程师老师，您刚才说您已经年过八旬了吗？

观众：82了。

张维为：看不出。

主持人：一点看不出，我们掌声送给他。我一直说思想者永远是年轻，我觉得在您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年轻，再次感谢您。

观众：三位老师好，中国在明朝时期的航海技术曾经领先于西方，可后来为何又实施海禁，并且停止对外探索，然后断绝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其中的利害关系跟正负面影响是什么？

张晓威：明清时期，中国的政策应该是海禁为主。虽然明朝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事实上这是属于官方的活动。自宋元以来，从宋到元朝是对外比较开放的，尤其是海洋贸易非常发达，但到明代的时候，朱元璋登基以后，就下了一个禁令，“片板不得下海”，完全不让百姓出海。

我想这跟当时的政治问题有关，因为有一些遗留下来的元朝势力，他是想把这个海岸线给封锁起来，就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这是其一。

其二，可以看得出来，从传统中国的统治或控制来看，明清两朝的政治应该是专制程度更高。这背后当然有统治者的考量，一是在经济上，它可以很好地能够控制人口、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与赋税、钱粮之间有关联性。二是，比较便于控制人民的生活居留。

清代是沿着明代的路子走，所以造成了我们看到的在明清有一种错过了跟海外，尤其是欧洲的一次很好的交流对话，到晚清的时候，当人家来到中国门口，还是一个陌生人，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观众：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据我所知，清朝时期中国政府就开始以“华侨”称代海外华人，并从政经文教等各方面极力争取华侨对祖籍国的支持，我想请各位老师谈谈，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相关政策的政治考量与具体执行上的变化？

张晓威：刚才那位同学提的问题，关键词是“华侨”，按照研究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词，由此来看，其实清朝前期、中期的政策，对这种移居到海外的人是不管的，甚至我刚才提到是被称为“天朝的弃民”。

但到后来为什么会有华侨出现？“侨”就表示我认定你在外侨居，就是说我认同你、我承认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那就是我刚才稍微提到的，在英法联军入侵以后，因为中国国内有需要，比如在经济上需要一些援助，而这种外资——当时就是侨资，可以回来帮助。这个改变让中国，尤其是清朝末年开始认可海外的华侨华人，原来这批人对祖国是有很大帮忙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有所谓的清廷领事馆这些机构的设立。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设在哪？新加坡，1877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驻外单位。

主持人：今天在拉曼理工大学和大家的这场对话，一起了解了马来西亚华人这样一个独特的、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拳拳心意但又极具活力的群体，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对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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