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再版自序。】

这套全景式的战略研究著作，自2010年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抬爱，出版社编辑同志通知我要再版。这说明近些年的国际形势变化确实在催人思考，人们开始摆脱经济决定论，逐渐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思考国际和中国问题。政治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进程中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后，再次为人们所接纳。这并不奇怪：在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唯心主义难有立足之地。

矛盾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是笔者坚持的研究方法，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1]分析矛盾，就是分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矛盾的辩证存在，徼，则是具体矛盾的规定边界——没有边界就无所谓具体。这就是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时矛盾又是有边界并因此可以相互转化的。认识矛盾，既要看到它的普遍性，还要看到它的有限性；仅仅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够的，还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及其转化的条件。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我们研究国家利益及其需求，不能仅从“战略伙伴”式的共性及建立其上的合作入手，而应从其双方关系的矛盾点入手。这是因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在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不从绝对性而从相对性入手，其研究结论无异于缘木求鱼。另一方面，我们说，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绝不是说消灭矛盾就是我们的目的——因为矛盾是消灭不了的，而是说斗争的目的是转化矛盾。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是矛盾解决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强调：“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有方向的和平。”[2]

历史是理解问题尤其是理解政治问题的钥匙，所以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3]真理，本质上说，不是从书斋而是从实践经验尤其是从血写的实践经验中学到的。这是因为学理不同于事理，而历史就是事理堆砌出的实践过程，学理因此要从属于事理。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即有时学理没错，但事理却远不是那回事。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4]，这是因为政治现象不能用纯学理去解释，比如“兵不厌诈”，一个“诈”字本身就是反学理的；再比如，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与一只羊相加，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双赢”的逻辑，还是“零和”的逻辑？这些只有猎人尤其是有长期狩猎经验并因此“明白事理”的猎人才能认识和解决。因而“1+1=2”或“1-1=0”的算式，如脱离事理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经验尤其是历史经验，是事理化的学理，学问是学理化的事理。现实生活中的“求是”更多地要靠对“实事”的经验判断，是逻辑与经验、进而学理与事理的统一，而联接两者的媒介就是实践。历史是实践的集合体，而矛盾则是其中的绝对主题。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没有刀子，别说改造社会，就是进了厨房也只能是无所事事。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认识到“刀子”的重要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四一二”血泊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以改造”[5]的道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此后中国人民获得了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和平妥协绝无出路的经验。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历史本质上是血写的，我也以这样的认识来写这三卷本的著作，愿它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新版之前，作者和编辑同志对全书再做通校，发现了一些笔误并做纠正，对编辑同志的细心和辛苦在此表示感谢。

2014年5月27日

【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张文木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3]“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4][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5]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