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观察者网将全文分上中下三篇刊发，本篇为中篇，上篇可点击本链接查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美国的情况更糟糕。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占有道义的制高点，唯我独尊，更加不讲道理。小布什上台以后，宣布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开始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美国失去道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国力完全金融化了。在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前，美国是依靠军工资本发展的，与金融资本相比，军工资本还算是进步的，但是尼克松之后，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开始搞金融资本，这就对美国造成极大伤害。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的道统基本就失去了。古罗马也是如此。古罗马刚开始是劳动，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后来古罗马开始打仗，大量使用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代替国民劳动，而古罗马的人则观赏动物表演、人兽肉搏，这样，当战争停止、奴隶来源中断时，国民便失去了劳动能力，古罗马也就由此衰落了。当一个国家失去实体劳动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衰落之日。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军工资本家大获其利；苏联解体使大量浮财再次涌入美国。但是，占便宜与吃亏是一个问题中可以互相转化的两面。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叫错。中国人说“罪过”，小过曰错，大过曰罪。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节制使用的优点才是优点，不节制使用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这就是东西方认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美国的衰落跟它过度使用和享受自己的优点是有关系的。1972年美元指数下跌以后，从1979年开始走高，1985年达到高峰。（如图1¹⁰）

图1

但是，美元指数达到高峰靠的并不是国内生产，而是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这个历史阶段加入了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红利：国际上巨大的美元需求使美元成了美国的产品，美国从一个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异化为美元生产和出口大国，金融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产业。此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两极分化也开始迅速扩大。

国家完全靠金融支撑是不行的，过度金融化会毁灭劳动力和基础产业，而且也不能持久。所以到1985年，美元指数开始下跌。国内实体经济不振，跌下来的美元只有通过海外拉起，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外的动乱让世界财富流入美国。里根政府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也是如此。因为美国国内没有多少实体生产，没实体，货币就没有产品支撑。人什么时候总得吃饭和穿衣，这是唯物论的基本道理。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是国内劳动而是海外超额剩余价值的存在。一国劳动可以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却撑不起一个帝国。超额剩余价值量的降低必然引发帝国的危机，这时就需要另一个富裕的国家垮台并由此为帝国的延续提供浮财。19世纪40年代，欧洲陷入危机，其间发生了欧洲大革命，马克思还为资本主义下达死亡通知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与此同时，英国于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1857年英国又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随后完全占领印度殖民地。这使得中国和印度两个的财富流入欧洲，此后欧洲又进入了所谓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与英国同理但略有不同。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的发展，而美国通过美元输出获得了大量的浮财和低廉的商品。但这样的浮财同时也使美国失去了劳动能力，对外形成产品依赖。这种依赖不能持久，不想1992年苏联解体，其国民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失美元指数于21世纪头几年又出新高。

很明显，这美元指数的这两次高峰都不是由美国自己劳动而是由外来浮财支撑而出现的。第一个高峰促成了美国金融资本上升，第二个高峰推动了美国资本的金融化。

中国是后发国家，没有被卷入其中，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种树”的能力，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只收获了“树上的果实”。为什么德国始终不放松制造业？这是因为德国深受金融资本之害。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大量外资的刺激下出现短期繁荣，可没几年国家就陷入全面危机。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

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¹¹

现在在李斯特所说的“前车之鉴”中，可以再加上21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充分享受着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生产能力却因此得到了提升的同时，美国生产能力却在严重衰落。下面表中的数据表明，经济虚拟化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199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0.25%。而到了2013年，美国就跌至-8.4%。而同期中国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1.91%和4.1%。再看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美国工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工业及国内就业基本是靠军工拉动。1990年的时候，美国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0.11%，而中国是1.32%；但是到了2013年，美国的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就上涨到19.4%。

为什么？原因在于有了海外战争。海湾战争期间，“爱国者”导弹的杰出表现使美国的军工产品订单暴增。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迅速拉动军工生产。2017年4月，美军又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投下有“炸弹之母”之称的GBU-43炸弹，这是特朗普变相做的商业广告。他既不想打仗又想收获当年“爱国者”导弹带来的军火赢利。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是一样。美国说要打朝鲜，无非就是想给世界做几个军工产品演示，以便更多地获得军火订单。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存在；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军工投资就低。如图2、3所示：

图2及图3

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和稳定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有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随着美国人的生活好起来，贫富差距分化也在加大。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美国日渐虚弱。而今后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得回到那句老话：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引起战争。舍此，美国别无出路。

第三产业在短期内得以魔幻式飙升，美国可以算得上经典案例。1990年美国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1.05%，23年后即2013年竟飙升至89%。而此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加在一起，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11%，而且第二产业基本上是军工业。如给今天的美国病诊，那就是“肾虚火大”。肾是国家实体经济。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基本放弃实体生产，最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¹²毛泽东同志的判断对于今天的美国也是适用的。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国经济金融化，由它带给世界的价值观的进步性也逐渐消失，它曾经追求的民主也异化为少数富豪的“民主”。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化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从南方世界逆推至美国国内。一方是“朱门酒肉臭”，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最后发展到极端，就爆发了“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说明美国金融资本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它的帝国统治了。如果没有另一个“苏联”——比如中国或欧洲——的垮台来挽救，那么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曾经的中国清王朝和印度的卧莫儿王朝的衰落挽救了处在危机中的英国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苏联衰落也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

美国小布什总统上台时，美元指数已跌至低点，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近20年的时间使美国陷进泥潭里不能自拔。由此，美国进入衰落。

二战结束迄今，美国发展依靠两种资本。在尼克松之前依靠的是军工资本。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军工资本获利，军工资本也因此不断坐大并反客为主。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它诱逼着美国必须继续打仗，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实则是为了满足美国军工资本的利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今天就是华尔街财团——需要美国不断扩张，扩张可以带来军火贸易，而军火贸易的增长又反过来增加了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力。

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

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¹³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¹⁴。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参与欧洲战争，他就是这么告诉美国军工资本家的。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向下面在座的军工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¹⁵

越南战争拉动了美国的军工利润，但战争的负担却超出了美国的国力，让美国人民不堪重负。而结束战争的前提是不能让军工资本家亏损并以此换得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为此，尼克松把军工美元移换石油美元。就这样，石油美元把金融资本拉了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美元的巨额需求使美国金融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迅速坐大并反客为主，成了美国的主宰。

伊拉克战争失败后，石油美元从而金融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可南方世界已被榨干，现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只有回吸自己所依赖的母体——美国——的血了。这样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美国人要占领华尔街而不是白宫？因为华尔街的少数人掌握着金融资本，决定着美国的大小事务。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要打仗，不然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¹⁶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

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而美国又没有发动如此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中国或俄国，而是和平。在当今世界，谁要与和平为敌，那几乎就是与人类为敌；与人类为敌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道统。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没有走上美国式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有重实体轻流通即“重农轻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指挥枪的铁打原则和高效的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美国衰落的教训告诉我们，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不能丢。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银行和企业，犹如一个人没有肾和血，仅靠体外输液，身体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有国有企业向国家纳税，政府就有独立的税源。反之，依赖“纳税大户”，政府就依靠谁，没有自己独立的税源，政府就没有力量。印度、美国都吃了这方面的亏。

另外，有税源，就有银行，这样银行也得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没有自己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就不会有独立的税源，再没有银行，那政府就得借钱，就得看资本家的眼色行事。美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它只能向华尔街借钱，其政策推行首先得征得华尔街的同意。

与以往不同，这次特朗普借债的对象从以往金融资本家转向军工资本家。军工资本给可以美国带来就业，但保持就业的前提是军火销量，而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能拉动军火销量。现在美国军工资本家已迫不急待地需要战争，而且还是大规模的战争。可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民已经打不动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可以独步天下的国家，才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的美国已豪情不再。

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业，做实体经济，不能够脱实向虚，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工业现代化。”¹⁷经济上的脱实向虚是今天美国衰落的主因，以至生活方式严重金融化的美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对立物。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历史已进入需要大变革的时期。

三 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五十多年来，世界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¹⁸中呈现出“否定之否定”式的规律性变化。我们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像苏联和美国那样进入被历史否定的行列，恰恰相反，中国通过自我“否定”即自觉改革的方式还获得了巨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由此打破西方的封锁，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我们并没有绑在苏联的战船上，而坚持独立自主。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他既想和中国合作，还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懂得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¹⁹。同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 ：“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²⁰“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了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²¹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²²

说到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就不能不从19世纪末中俄合作的“中东铁路”说起。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需要与沙俄建立反日联盟，为此允许俄罗斯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这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北段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是俄罗斯修建的，俄罗斯占股份51%，中国占49%。科技人员连同其家属过来，需要管理，这样警察继而军队就得来并在中国东北铁路沿线形成国中之“国”。这样两国在中东铁路上就结了怨。毛泽东出生后第三年这条铁路开始修建，最后这条铁路又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

如果懂了这段历史，就懂得了赫鲁晓夫当时的那个“合作”建议，即使从加强中苏友谊考虑，毛泽东也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经历过近代中东铁路从修建到收回的那段历史，知道如再重复中东铁路的合作方式的结果又会重复帮人反帮出仇人的老路。

赫鲁晓夫听不懂毛泽东的好意，随即翻脸，转而到美国寻找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要联美制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计划修“三线”，预防美苏南北两面夹击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律·冬云》一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是指苏联。当时的中国对这两霸的态度就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在这个困难期，我们坚决走自己的路，不顺从任何霸权大国。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些当年的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危机，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

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沙条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其国力就开始萎缩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²³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赫鲁晓夫向美国全面妥协，勃列日涅夫则走向与美国全球争霸。赫鲁晓夫带来的是国家形象受损，勃列日涅夫带来的是国力透支。就这样，与美国全面争霸的政策将苏联拖倒了。

注释：

[10] 周晶：《透析美元45年沉浮周期》，http://www.fsfund.com/news/2015/02/05/100935/1.shtml。

[1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年1961版，第46～4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5]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16]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包括十二家银行及其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二十五家地区分行。各联邦储备银行都是准公共机构（部分私有、部分政府所有），他们的股东来自联邦储备体系在各区的成员私人商业银行。这些成员银行购买本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成员资格要求），法律规定这些股票每年支付的股利不超过6%。

[17] 《习近平在广西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人民日报》2017年4月22日，第1版。

[18]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19]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20]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1]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金融机构。1886年由俄、法与清廷合股组成。 总行设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后改设在巴黎。享有在华发放贷款、发行货币、税收、经营、筑路、开矿等特权。1926年停业。

[22]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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