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刊发。】

一、战略研究及其哲学

我们现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往往带有唯心论的成分，总有幻想，觉得人类总在进步，不一定总要斗争。其实，在阶级的社会里，斗争是永远的主题。要学国际政治，先《动物世界》，理论放到第二步。面对一个馒头，吃饱的时候叫它馒头，叫汉堡、叫什么都行，饿的时候它就叫馒头。吃饱的时候，你可以说广义馒头、狭义馒头，饿三天它就是馒头。越老实的人越接近真理。饿肚子的事，人类和野兽几千年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资源稀缺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今天的人类还在为资源斗争。国家间划直线的边界线基本上都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比如非洲沙漠。直线说明好说话，曲线说明不好说话，所以非洲沙漠地带划的边界多是直线，只要有资源的地方没有一个是直线。每一个边界上的拐点，都是战士的血染成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几千年，这方面的斗争都是一样的。

但即使是斗争，没有哲学，也是要失败和亡国的。国家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延长而不是损耗国家生命的学问；不是让国家摔打身体、与人打架拼命的学问，这样的国家——比如今天的美国——必定是短命的。

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中国“福”字，左边是“礻”字旁，右边是“一口田”，“礻”字旁，比如“神”字，多有崇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有“一口田”就饿不着，主要防的是别撑着了。国家也罢，个人也罢，历史上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就像美国眼看着撑出“糖尿病”，撑出“高血脂”，现在“并发症”快发作了，肾虚火大。国家“肾虚”是因为没有实体经济，如果“饭量”又大，没有生产，那只有抢别人的，要与人打架。这就不是守“福”之国，长不了。

近代日本也不守福道，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抢了大量的东西消化不了，最后只有以毁国亡家结束。1931年到194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与军费统计数据表明这一点。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3.76%，这时它已向中国开战了；到1937年向中国全面开战，军费占14%；1941年向美国开战时，军费占28%。大家知道，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消化和被消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大的时候，军事行为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一般说来，军费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不然，就是军费在养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国家就不劳动了，就和强盗一样，得靠打仗而不靠生产了。这时的国家就不可持续了。1942年日本已向美国开战，军费达到34.6%；到了1943年，军费到了46.7%；到了1944年，就一年，军费飙升到98.5%，[1]这时这个国家也就接近崩溃的边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日本至少在中国战场在战役层面上还是赢多输少。1943年开罗会议前，中国战役上赢的不多，可战略地位已上升为开罗会议上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时候日本在打遍亚洲的同时也树立了越来越难以消化的对手，消化不了又不让人，先是撑出“糖尿病”，后就是“并发症”，挨了原子弹。

大家知道，完成占领的最重要的前提不是对某个点的占领，而是对半径的占领，要看这个半径上对手是谁。比如说，我喝眼前这一杯茶，我随时能喝的原因是我能控制住这一杯茶的半径；控制不住，这杯茶是不敢喝的。这杯茶尽管是我的，但是不放在我控制的范围内，够不着，那我就得看看围绕茶杯半径上的人的眼色，半径上的人摆不平，这杯茶我就喝不着。日本人不明白这一点，上来就拿“台湾”这杯茶，拿到手后才知道，为保住这个“战果”，需用精力更大。

战略哲学跟生活哲学是一样的。事情之难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事情之外。一个年轻人给他1000块钱的皮鞋，他就穿了，而老年人不敢穿，因为知道穿了1000块钱皮鞋，就会有5000块钱的裤子在等着他，5000块钱的裤子买了，还有8000块钱的衣服，1000块钱的领带，营养还要上去，这下来就十几万了，十几万下去就压得差不多了。如果一个人能守住他的“一口田”，日子很幸福。从1942年到1944年，两年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竟从34.6%飙升至98.5%，几乎用了全部力量还无法消化战果，这与那位没有阅历的青年人一样，疯了似的只知打仗，这时候的战争，赢也是输。

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未来中国要有“守成”的思想，这与生命成长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有个词叫“过错”，过了就错。这是西方人理解不了的思想。西方人一根筋要你说清楚，究竟是错还是对；中国人说没有对错，只有过错。所以说咱们档案上的处分记录，叫“记大过”，《说文》：“过，度也。”过，错之端，小过曰错；大过曰罪。事实上也是这样，生命中很多东西是以度来衡量的。会打拳的人多栽在手上，会演讲的人多栽在电视上，会游泳的人多栽在水里了，会开车的人多栽在高速上。大家谁见过瞎子被车撞了，这里缺点又成了优点。近代日本人的优点是能打仗，缺点是太能打仗。所以日本人打到最后忘乎所以了，最后打出的这些“战果”消化不了，占领的地盘消化不了，把太平洋半径上一圈人得罪完了，最后生生让中国、美国、苏联打了回去。日本仍不缴械，美国又扔了个原子弹，老实了。历史上谁被扔过原子弹？就是日本。为什么呢？日本的政治家没哲学。德国就没象日本那样，因为它是有哲学素养的国度。德国今天起来了，是因为德国有哲学，成了欧洲的中心；日本没哲学，反复被边缘化。

用“过错”的思维认识国家战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凡事都不能过。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国家的成长与此同理。这个哲学使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有了“养怡之福”，存续了五千多年，看看世界上哪个大国能像中国版图这样能够长久的保存，没有一个。

我们这个国家，在秦汉之际和古罗马同步前进，都是大版图国家。后来欧洲分裂成许多个国家，但中国版图还占据着亚洲的主体部分。几千年来，世界上多少个帝国都没了，罗马帝国没了，奥斯曼帝国没了，奥匈帝国没了，英帝国没了，苏联帝国没了，今天美帝国也快没了，但中国还在，还生机勃勃。好多国家版图，比如奥地利，它的前身曾经是奥地利帝国，继而奥匈帝国，是非常了不得的，在欧洲都是驰骋天下，现在却成米粒大的国家，不拿放大镜就找不着了。但中国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坚持守成哲学的话，中国也会走他们的路子。如果中国坚持这个理念，中国的国运还会长续。这就是一个哲学思想，这是保证中国国家的生命的健康成长、不断的壮大，而不是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称王称霸的思想。为什么呢？ 中国人明白那样对自己不好，不符合养生原理。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

二、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有影响力的国家多集中于北半球，它们分别是欧洲、亚洲和北美洲，不同的历史形成不同的地缘政治版图，不同的版图形成不同的政治结果。

国家的版图基本上是它长期外交政策的“活化石”。国家与人一样，多大身板干多重的活。国家的“身材”就是它的版图，其存在形态对国家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

我们先看欧洲。欧洲的特点是什么？欧洲的特点是中间碎小，周边庞大，这样的版图对其中的国家发展最为不利。它这个破碎是从中间开始，与亚洲正好相反。亚洲是中间庞大周边碎小，破碎地带在中国四周，与中国不对称共存。地区最怕的是欧洲式的对称性分裂。物理几何学有个原理叫做“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欧洲可不是一个矢量而是好几个矢量对冲，意大利和德国对冲，法国和德国对冲，西班牙和法国对冲，这几个对冲实际上是零和游戏，谁都起不来，由此造成中心国家越吵周边国家获利越大，19世纪初，法国和英国冲突。拿破仑想统一欧洲，他认为英国就是利用欧洲的破碎来操纵欧洲的，英国不倒，欧洲实现不了统一。为此，拿破仑在英国的西面再扶持了一个大国，这就是美国，造成两面牵制的形势。1803年英法开战，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一次性地卖给了美国，此后美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大国。此前美国才十三个州，比以色列大一点，美国中央政府没有权威，税收没有权，组建军队没有权，总统什么都权没有。但自从购得法属路易斯安那，版图大幅扩张，总统权力也大了起来，政府权力也更加集中了，随后美国就迅速向西推进至北太平洋东岸。1853年至1856年，俄国和法国、英国在克里米亚又打仗，俄国打输了。俄国为了报复英国，与拿破仑的考虑一样，1867年又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这些为美国后来成长为世界帝国奠定了比较好的地缘政治基础。美国在大国成长的道路上如此幸运，全仗欧洲的分裂，以至杰出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就将“欧洲的灾难”当作“美国的机会”[2]。同样的道理，中国要想保持大国地位，就绝不能让欧洲分裂的悲剧在亚洲重演。

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大陆版块国家和岛国的政治关系是一个反比关系：如果大陆版块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相对主体国家，或干脆就是像美国这样一个绝对主体国家，岛国就被边缘化；如果大陆版块是一堆破碎的国家群，岛国就是地区中心。这是一对结构性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岛国不希望大陆是一个整体版块，希望大陆是破碎的。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2015年2月份在乌克兰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法国和德国两家为什么不找英国和美国，而直接找普京；他们知道，岛国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是结构性且不可调和的，英美本能地不希望大陆国家团结和好。结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德法俄三家直接把乌克兰给分了。可以说，2015年的明斯克会议是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再版。这说明，今天的国际斗争、国际政治跟二战时期没有大的变化。目前乌克兰主权名义上还在，但东部已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西部则是德法控制着。这又是20世纪东德西德模式的在21世纪的再现。

东乌克兰与母国分离已势成骑虎。克里米亚多是平原，平坦的道路对于坦克的运用，对于大部队作战是非常有利的，而陆军正是俄罗斯的强项。默克尔明白这一点，乌克兰这一地区，历史上许多时候都是俄罗斯控制的，假如德国和法国能在乌克兰取得军事胜利，那他们就不会在明斯克会议上与普京妥协。

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跟欧洲刚好相反，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在历史上有好多次差点被分成欧洲那样的版图，比如1900年《辛丑和约》签订后西方人一起动手来分中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他们在中国力量被调回国打仗，我们就有了机会，到1926年北伐，中国大部分地方就接近统一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借助西方的力量，利用西方把中国打碎的形势，继续挑拨中国内乱，到40年代，已把中国还分成四五块了。东北已经分了，河北间接地分了，紧接着汪精卫一块，四川一块，新疆一块，外蒙古一块，陕北又是一块，如果这几块固定下来，那今天世界就很难说了。

明白这一点，就能明白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向中国全面开战。因为中国在1936年12月12日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日本等不到明末李自成和崇祯龙虎相争、两败俱伤的结果了，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便全面向中国开战。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苏联、英国又背着中国秘密搞了个“雅尔塔协定”，美苏两家沿长城将中国一分为二。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人顶住斯大林的压力，坚决过江的话，今天中国就不可想象了，那今天的台海分裂，基本上就移至长江，在长江南北两边存在的就是所谓的天主教中国和北方的儒教中国或者红色中国，长江弄不好还会成了“国际航道”。如此一来，时间长了，长江两端所谓的“国家”就会越分越多了，经过三四十年后，中国就会成了象奥地利那样得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国家。最后，中国可能还在，在哪呢？在河南，又回到黄帝旧居之地。历史上一些关键时刻我们中国人很幸运，有比较好的领袖，还有我们有好的机遇。不然，中国一旦被日本或西方国家肢解，就会虎落平川，一点办法都没有。

研究欧洲版图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利于认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位势相当于英国之于欧洲。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比，日本右翼分子更想分裂中国。他们知道，日本要想要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帝国或者由日本主导亚洲的幻想，就得分裂中国，造成中国内斗，最终导致亚洲大陆碎片化。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他们弄成四五块，当时这种形势如果固定下来，今天的日本就会成为亚洲中心国家。近代以来的中日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大陆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所以，只要日本不弃帝国野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对日本来说，做一个瑞士那样的国家，它最幸福。他的版图北边是俄罗斯，东边是美国，西面是中国，都是大版块国家。它长得像虾米一样，在大国之间想搞出点名堂来真是不容易。

政治家的本领不在打架，而在摆积木即谋篇布局，在摆出积木结构中让对方动弹不得而自己则可以自由行动。东条英机就是那种只会打架的“政治家”。他一上来两年就把日本折腾完了。如果日本当年不过多地占地，不要走很远的话，事情也就很难说了。日本国力这根皮筋，在东条英机手里迅速拉到菲律宾，拉到缅甸，到此基本就拉断了。战争结束后，日本成了“权力被关在笼子里”的国家。

日本的悲剧源于它近代崛起之初无哲学的战略设计。它在起步阶段就不守“福”道。明治维新后日本雄心勃勃，可第一步就踩错了点。甲午战争后它占了台湾，这等于让日本在青少年时便穿上的“高档皮鞋”，接着就要为其根本担负不起的那一身翻倍加码的昂贵“行头”而打拼。这为1945年日本大毁灭埋下了伏笔。20世纪初日本国势飙升，与德国俾斯麦时期不同，这时的日本的战略思想尚显年轻。俾斯麦兵抵维也纳城下而撤回，就是因为他知那是俄法可以容忍的底线；日本甲午胜利后直取台湾，这也就触动了当时英国及后来美国遑论中国可以容忍的底线。因为台湾是整个亚洲的枢纽，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枢纽。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黄海的人就能占南海。为了保住台湾，日本的防御半径就必须划到整个南太平洋，这样在伤害中国之后又要得罪美国。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以及1945年日本的玉碎式战败。

需要说明的是，此间日本至少在在战役层面基本是赢的，随着战役性战果的递增，最终却在战略上输了；比较而言，在世界历史上，日本还是一个输得最惨的国家，挨了原子弹。挨原子弹不是个小事，若不一根筋走到极点，人家也不会恨到如此以至向日本扔原子弹。为什么呢？日本放弃不下台湾，而台湾就象前述那双青年穿的高档皮鞋，使它战线越拉越长，防卫半径及其成本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不能拉得太过，不能拉得回不来。近代日本失败的问题就出在这，今天的日本仍不悔悟，还要走老路，这说明日本没有反思。没有反思能力的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翻船。

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小日本”的概念是一个叫石桥湛山的日本政治家提的。石桥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小日本”理论，石桥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在东京《每日新闻》工作，后来进入《东洋经济新报》。在日本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时，石桥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反对干涉中国内政，1911年就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从1912年开始，他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等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满洲的要求，石桥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当时的这种社会思潮。石桥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1920年，石桥撰写了《日美冲突的危险》一文，认为日美两国不断朝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中国迎头相撞，肯定会导致冲突，战争难以避免。”[3]今天看来石桥用“小日本主义”代替“大日本主义”是符合日本国情，但日本人就是不听。1956年石桥出任为时不长的日本首相，毛主席接见了石桥湛山。能受到毛主席接见，说明这个人有哲学；周恩来、陈毅也接见了他。但日本到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他。

日本确实不合适有“大日本”的思想，这是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所决定。与英国一样，日本做所谓“大日本”的前提必须就是亚洲大陆的破碎化，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对日本而言几乎是老虎吃天。李登辉鼓励日本向中国挑战，他在《台湾的主张》一书里鼓吹分裂中国。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李登辉知道只要中国统一，“台独”就是不需太复杂推论，只用几何物理学就可计算出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为此，李登辉只有借助日本。他始终拉着日本右翼在亚洲兴风作浪，搞得日本人民痛苦至极。目前日本的和平力量较弱，我们中国要做好防止日本右翼咸鱼翻身的准备。

中国版图能保持大一统，是整个亚洲的稳定所在，如果中国内部分裂了，按照欧洲的经验，中国整个周边小国都要变大，尤其日本，那样的话，周边海域国家就起来了，中国的形势就跟欧洲一样了。欧洲这种形势是打仗的形势，两次世界大战都在这里爆发。这说明欧洲的内耗是结构性的，一旦陷入其中，再加外力干涉，谁也没有办法。在亚洲，中国与周边国家处于不对称的破碎状态，这增强了亚洲国际关系的灵活性但不影响亚洲的稳定性。这是中国能长期保持大国地位的重要的地缘政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以中国为主体的版图是亚洲之福，

与美国比较，中国的地理条件也有相当的优势。美国也是个大国，但是美国周边没有缓冲带。造成这个结果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这个国家成长太快，欧洲的破碎使美国崛起较为容易，这反过来又使美国政治没有积累足够的地缘政治的布局经验；其二，就是美国两面临海。由于两面临海,在蒸汽机没有出现之前，人类征服大海是非常难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受惠于大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于是在建国时就不需要考虑缓冲地带问题。但对优势的过度依赖就成了劣势。人类一旦征服了大海，美国的安全线一下子被就推到家门口。“9.11”事件说明，能越洋的力量都成了美国潜在的对手。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越洋技术与美国的对手在同比增长。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迫使美国将自己的安全半径拉得很长，并由此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是美国从一个陆权国家迅速转变为海权国家的重要原因。海军是耗费巨大的军种，所以，美国的国防和中国、英国，甚至俄罗斯的国防相比，在张显更大的张力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现在很多同志看美国，看的都是美国强盛的方面，但在它强盛的后面隐藏的也是它脆弱的地方。两边都依赖海军，安全半径几乎覆盖全世界。劳师袭远，疲于奔命，国家如此是不能长久的。

我们在谈海权的时候，还有的同志就说，海上不就几块石头，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不懂地缘政治的表现。地理是几块石头，而地缘政治则是有指向的地理。矢量和标量不一样，标量是学科，有了矢量就是科学。地理要变成地缘，就是有指向，有了指向就有了政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说，世界的海权中心在印度洋，有的同志不同意，会说哪里不是海权，只要有海就需要海权。凭什么说就印度洋是海权中心。这是因为印度洋是世界现代工业所需资源的中心，现在工业最重要的资源基本上都来自印度洋。海权、陆权都是控制权，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资源。比方说，我们对去自己单位的道路熟悉，是因为单位给你发工资；一上路就知道哪里是要塞，哪里是枢纽。资源才赋予地理以政治意义，不然，道路就是没有意义的几条线。这是制海权、制陆权和制空权思想的本质。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的特点。

美国是个工业大国，因其本土没有缓冲带，这使得美国不容忍近海有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威胁，必须将其安全边界推至远海——这本身就要耗损相当的国力。自尼克松之后，支撑美元的财富基础从国内生产移至远在天边的中东石油，这也同时将美国的安全底线从国境线推移至印度洋继而波斯湾，美国国防天然要和“大西洋-地中海”及“太平洋-马六甲海峡”两条线路产生海权生死关系。这将美国安全成本推至无法承受的天价。在这方面，中国没有走向极端。中国在东北亚有朝鲜、在东南亚有越南护着，中间还有台湾岛挡着，与外力形成一道半月形缓压区，这节省了中国许多国力。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在朝鲜半岛我们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还能“抗美援朝”。越南战争时也是这样。当时要是战争直接进入中国国境我们就不好办了。美国就没缓冲国家，这使美国天生就是必须将手伸得很远的国家。一个“9.11”就导致美国向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宣战。

美国的劣势就存在于它的海权优势之中，优势的过度延伸就会异化为劣势。过于漫长而又必须护卫的海上生命线使美国海军竭力扩张，走远路、还要扛重活，看似八面威风，实则是泥足巨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捧它为“世界老大”，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又把美元弄成世界第一货币。第一货币就得第一责任，当老大就得干重活，于是世界上所有的“重活脏活”都交给“大哥”干。打朝鲜，美国上，欧洲就有理由跟在后面只帮闲不流血，等美国冲上去，欧洲小兄弟全跑了；越南战争的时候，欧洲干脆既不出钱又不出兵，只给“道义”支持。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这几场战争下来，欧洲统一加速，美国却垮了下去。在利比亚，法英两国抛开美国亲自上手，在2015年2月11日的明斯克会议上更是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找普京； 2015年月7月、10月北约在乌克兰边界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美英主打，法德不积极，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参加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要欧洲的问题由欧洲人解决。乌克兰明斯克会议及随后的北约军演，说明北约分裂了。此时美国明显衰落，“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5]美国被其世界第一“责任”耗倒了，今天的欧洲要另立门户，其能力让美国亦刮目相看。

欧洲对俄罗斯有着生死依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俄罗斯也因此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但正如胖人跑不快的道理一样，与17～18世纪的俄罗斯不同，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不远的国家。陆地太大，望洋兴叹就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在欧洲地区，有两个关节点对俄罗斯意义重大：一个是芬兰湾两岸，没有这一地区，俄罗斯就进不了波罗的海。另一个是乌克兰。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没有克里米亚半岛从而进不了黑海，进而就不能影响从波兰直到保加利亚的东欧国家。明白这一点，就明白二战时为什么希特勒在拿下法国后又去打苏联，这是因为若不能从苏联手中拿下乌克兰，欧洲的统一就不能彻底。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犹如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垫层”，如果这个垫层掌握在俄罗斯手里，东欧国家就不能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反之，就必须受欧洲的控制并与欧洲结为一体。对俄罗斯来说，它也不能没有乌克兰，因为没有乌克兰就没有黑海，若再失去了芬兰湾，俄罗斯就变成了亚洲国家，这是它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样，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就成了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利益

俄罗斯在远东的领土濒临太平洋，一万多公里，山高路险；除非它把莫斯科搬到西伯利亚——当然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俄罗斯的政治重心不可能东向转入亚洲，只要俄罗斯的重心在欧洲，它就必须要黑海、波罗的海。这是俄罗斯的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俄罗斯扩张的极限所在：俄罗斯能控制大部分黑海，但进不了地中海；能控制芬兰湾沿岸，却控制不了波罗的海，遑论北海和大西洋。头脑清醒的俄罗斯政治家比如斯大林——与其相反的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般都不会将俄罗斯带得太远。

1940年，希特勒曾经对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6]说，你们应该有通往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一样，试图以此换来俄罗斯向他让出乌克兰。莫洛托夫说，希特勒毫无远见 ，他“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进去了，它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它，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希特勒想用印度、伊朗与斯大林交换乌克兰，如果苏联真的同意了，占领了印度，那它两翼即欧洲和远东部分都将捉襟见肘。国家生长与生命成长是同一道理，在某一方面用的力气过大了，另一方面就虚弱了。如果苏联陷在南方，那整个东西两边都得受损。所以斯大林拒绝了希特勒。罗斯福也给斯大林提出过同样的建议，斯大林也没接受。

斯大林曾说自己是一个“保守分子”[7]，但是在关键点上却可不惜血本。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的诺门罕战役，让日本心悸至今。1939年日本想在蒙古与满洲里边境挑起战火，试探斯大林的底线。当时苏联主要防线在西线，如果日本真成功了，斯大林就得把兵撤到东线，希特勒要是再西压过来就麻烦了。为了打消日本的企图，斯大林用了比日本多好几倍的力量，将日本打得丢盔弃甲，此后日本放弃了西向和北进的企图，转为“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这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到现在日本人都害怕俄国人。

近代以来的日本民族有些欺软怕硬。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携对清甲午海战胜利的余威，派舰前往与美国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日本最终放弃已有十万日裔居民的夏威夷，东折回去打清王朝，占朝鲜，1905年又将俄罗斯打败。直至诺门罕战役之前，日本人基本处于见人就打的癫疯状态。斯大林在诺门罕狠狠教训了它，这使日本到现在还怕俄国人。太平洋结束时俄国人又把南千岛群岛收回，日本只敢动嘴不敢动手；俄国人对闯入北方四岛去的日本人，都是直接动手，根本不拿话筒喊话。

俄国地缘政治的的软肋在东西两翼。当年毛泽东在珍宝岛打了小小的一仗，就将俄军拉了过来了，前阵乌克兰危机的时候，默克尔见了习主席，给习主席送了一张中国明朝时的地图，意图很明显，因为真正有能力把俄罗斯拉到远东的只有中国。但我们今天尚无这个必要。地缘政治的道理谁都懂。

最安全的地带也是最危险的地带。对俄罗斯来说，其最安全的地带是北冰洋。以前俄罗斯是东、西、南三面受敌，北边长期以来没有压力。1979年到2013年北冰洋在缩小，气温在上升。这事若持续下去、北冰洋的海冰逐渐少的话，俄罗斯边境的航道通航的时间就会日益延长，甚至长年通航；如此一来，北极这条线将是北半球新的航线。它使北极圈周围的国家不再依赖地中海—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线路，只需沿北极航道经白令海峡直接进入太平洋。果如此，俄罗斯最稳定的后方就变成前线，俄罗斯的整个战略重心就要北移。因为在这里它面临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美国、加拿大、瑞典、挪威，还有英国。这与苏伊士运河开通的后果相似。

现在有的同志说，我们要有北极政策。这没有错，关键是要制定什么样的北极政策。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在北极地区鞭长莫及，因而我们的政策不应该冲在前面沦为他国的战略清道夫。利用我们的优势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北极利益，应是我们正确的政策选择。与20世纪美国的策略相似，当时美国在东亚是弱势，在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列强中，美国采取“利益均沾”的政策，对于远东的利益只参与调解而不参与加争夺，获利颇丰。有多少干粮走多远的路，今天我们有很多同志主张带有攻势的北极政策，这是政治浪漫主义。

北极通航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目前日益增长，俄罗斯稳定乌克兰后，如果足够明智的话，将会将精力用于芬兰湾一带而不是中东一线，把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其势力范围是俄罗斯的传统战略。可以说，在相当的时间内，中俄基本上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西部问题解决后，如果北冰洋目前条件不变，它可能调整远东政策；如果北冰洋解冻进程加速，那就会给俄罗斯北方防务造成巨大压力，如此一来，中俄之间的蜜月期将会相应延长。这对中国而言，也是很有价值的战略机遇期。2014年9月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上，普京、习主席与蒙古总统一起合影，这是很有意义一件事。说明俄罗斯认可新型的中蒙关系。会后不久蒙古跟我们几条关键铁路就并轨了。

中国近代外交也有相似的经历。中国清朝的时候力量曾达到北方的尼布楚，后来中国南方发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动荡，中国北边防务就不得不大幅南撤。现在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俄罗斯北边有了新的航道，它的南部控制力也要大幅度往北收缩，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到那个时候就要向北扩张，根据两千年汉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文明交往的经验，中国在那么远的北方难以形成有效的控制。但无论如何，北极解冻将会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这有利于我们比顺利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

三、中国的地缘政治、支点地区及其互动关系

在比较了欧洲、中国、俄罗斯、美国地缘政治特点之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中国本土。

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8]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干部，更是守土有责。守土，就是要了解那里的地理。地理是标量的东西，地理学若有了指向，它就成了地缘政治。下面我们再来讲讲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

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是华北平原，直接东海，这里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有山地护围，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外部势力从海上也来“逐鹿”中原了。谁占领中原，谁就控制了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平原和山地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特点，平原有利于形成集团军合成作战。我们现在研究的战役和战争样式，大部分以集团军作战为前提，这种观念多来自欧洲。欧洲基本以平原为主，平原最适合大部队作战，所以欧洲尤其是中欧人不擅长游击战。他们到中国打仗，在中国山丘地形里头就发挥不出优势，蒋介石请德国顾问在湘赣大山中还是用修碉堡的方式与红军作战，日本人也败在这个上面。我们今天的军事演习，导弹满天飞，这是平原的打法。但中国山地多，游击战能大显身手。崇山峻岭地就像一把把刀子把大部队的合力分解成碎片，使其优势尽失。国民党为什么败在共产党手下，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思想都是从欧洲和日本学的，带着重装备到江西和共产党作战。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都是山沟里钻出来的游击战高手，打不赢就跑，打得赢就打，敌疲我扰，敌退我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拖着重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得团团转。如果还不理解山地对战争样式的影响，那就看看汶川地震的时候，咱们部队是怎么进去的。那时候，即使是将军也得下车卷起裤腿步行，手机打不出去，现代化工具派不上用场。

山地在中国政治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山地为主的地形使中国很难被征服，山地限制了集团军作战，匈奴人、蒙古人的铁骑可以在欧洲横行，因为那里是平原。而蒙古大汗蒙哥却越不过重庆钓鱼城这道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游击战起家，解放初进西南剿匪就不会那么容易。中国共产党长征时经过西南，走到云南，过大渡河，然后一路向往北进入陕北并由此取得天下。这一线的长征经历使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西南的地形非常熟悉。正因此，毛泽东才要修“三线”，知道西南的问题在交通。到了陕北，紧接着到了东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我军又很快适应平原大部队作战。大部队作战能力在平原地带很快形成，这是得以与国民党逐鹿中原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围绕着中原，中国内地防务呈“工”字形结构。北面是长城、南面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水路就是大运河，陆路就是以武汉为中心的京广线。其间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兰州。兰州至嘉峪关这一线的河西走廊，地形相对开阔，利于大部队运动。从中原可直达新疆。新疆的重点在南疆。与北疆比较，南疆相对封闭，多沙漠，路途艰险，特别是喀什这个地方既封闭又通外，古今新疆割据分裂势力生事多在此地。唐朝时，安西四镇及大部分军屯都分布于南疆，重点是喀什。北疆的汉人居多，其原因是这里地形相对开阔，利于大部队出进，大部队进不了的地方才是山大王的乐园。

汉唐以来甘肃都是养马的地方。现在大家对养马已经诗意化了，但古代养马却是一个国防工程。马是古代战争的基本动力，加上战车就形成重装备，在开阔地带就能很快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至近代甘肃的养马业转为装备制造业，以此形成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控制。左宗棠进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建装备制造局[9]，数年后才进疆平灭“阿古柏之乱”[10]。所以兰州这个地方不能缺装备，不能只有部队没有装备，而装备必须就地大规模的制造，部队所在之地旁边就得有装备制造。

值得提醒的是，目前我们在强调环保的同时不能忽视国家安全。大凡事关国家安全的地方，比如兰州，就不能把环保提过头顶。在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方案中，兰州就是重装备制造业布局之地。但重装备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影响地方环保，但国家如果受到——比如目前的ISIS（伊斯兰国）——威胁，那国家安全就成了压倒一切的至高利益。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也出稳定，没有枪杆子，仅靠金钱是无法获得稳定的。环保不能毁掉枪杆子，装备制造业是枪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

东三省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于中国国家安全更具生死的意义。与甘肃相似，东北有大片的平地，人丁兴旺、土地肥沃，农耕条件较甘肃更好，故此东北比甘肃有更为雄厚的财力支撑战争。东北有装备制造业的条件和基础，大规模地制造重装备，再加上众多人口，就能形成非常有威慑力的集团战斗力。为什么日本人能在中国打八年？其支撑点就是中国东北大平原的肥沃耕地、众多人口及雄厚的重装备生产能力。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一直都是粮食和装备工业的基地，这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明乎此，这就能理解习主席说要振兴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的意义[11]。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长期发展重装备？东北地形与甘肃不同，从甘肃进入中原需经关中盆地及其几道关口，而在东北已形成的集团军事合力，过了山海关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大部队几乎不经什么地理障碍就可迅速释放其巨大的合成战斗力。李自成忽视了这一点，带着五万部队到山海关，被清兵打败，清兵随后就横扫中原并迅速取得天下。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2]美国人过三八线，毛泽东派了三十万人就入朝作战，死死地将美国人压回“三八线”。

中国东北的形势和东北亚的形势密紧相连。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13]。“琉台”指的是琉球和台湾，“三韩”指的是朝鲜半岛。由此推论，三韩为墟，中国东北和华北不保。华北就丢了，中国就失守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4]这个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日本投降后，他和毛泽东首先争夺的就是东北。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大家看朝鲜半岛，它居高临下，俯瞰东北大平原，如果美国占领朝鲜，新中国立即就面临入侵的威胁，若再丢了东北，新中国就会遭遇李自成那样功败垂成的命运。毛泽东把美国压在三八线，中国东北稳定保持至今。

东北对中原政权的压力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主要是从明朝开始的。两汉时，我们北方的压力主要是匈奴，压力方向主要来自西北。两汉一直在反匈奴，汉武帝是反得最厉害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5]，天气降温是引起的中国农业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当时天冷，匈奴也得南下。他们那里的草很薄，天稍冷草就没了。没了水草，天寒地冻，游牧民族只能往南走。关于此，《成吉思汗》传的作者朱耀廷总结说：

游牧经济又是比较片面的经济，牛羊马驼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乳酪，也可以提供皮革毛绒，但牛羊马驼身上却长不出五谷杂粮，也长不出布帛绸缎，更长不出金银铜铁。因此，当其兴盛时，就要求用自己的畜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一旦正常交换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只好用暴力进行抢劫，发动战争；当其衰弱时，也需要寻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当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标。[16]

学者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千米；如降水减少100毫米，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千米，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千米。同样的道理，天寒也迫使北方匈奴南下两三百里。如果北方这个压力来了，汉武帝不顶住的话，中国就跟欧洲一样，就整个被压碎了。汉武帝当时是坚决顶住，其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分别了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17]此后丝绸之路随即出现。历史上所有的商道都是战争打出来的，打完了才经商。在汉武帝的坚决抵抗下匈奴被引向欧洲，并在欧洲将罗马帝国冲得分崩离析。反过来想，如果当年没有顶住匈奴南下，匈奴就不会去欧洲，如此，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可能就类似今天的中国，而中国有可能就是严重破碎化的欧洲。所以说，汉武帝的贡献是世界性的贡献。

唐朝时除了北面有突厥之外，西面又多了个“黑衣大食”，类似现在的“ISIS”（伊斯兰国）。北面和西面同时出现压力，中原王朝的反弹力也相应增大，这就是唐朝出现大版图的原因。很多同志以唐朝大版图为骄傲，其实这是迫不得已的事。压力来了，没有退路，只有以攻为守，这使唐边境大幅扩张。唐朝名将高仙芝，将唐朝西界推到碎叶河一带，劳师袭远，资源跟不上，这样的西界大概维持了八十余年，随后又回到接近今天的状态。

国家和生命一样，个子过高的人大多命短，过于扩张的国家，其祚必短。某一方向的过度伸展必以另一方向大幅收缩为代价。高仙芝在西域打仗时，中原便出现了“安史之乱”，部队还得从中亚撤回。所以汉、唐两朝过大的版图不应是常态化而是非常态化的历史，因此它们不应是我们后人追求和羡慕的样板。

唐之后，中国西北及西面的压力逐渐向中国东北转移，这是由于更北面的俄罗斯由西向东地推压过来。这当然与中国产生了摩擦和冲突，但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些矛盾。试想如果没有俄罗斯，那也还会出现成吉思汗、匈奴等。俄罗斯过来，丝绸之路断了，但是中国西北方向的民族危机减少了，汉唐时的匈奴、突厥问题在宋明两朝后压力骤减，到了苏联时期，西部问题就更少了。当时中亚五国信仰共产主义，那里的伊斯兰人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斯大林著作，宗教不再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苏联还在，现在的ISIS动荡自然不会出现。还可以设想，如果让汉武帝、唐太宗回来给今天的中国人讲治国理政经验，他们会说我们今天中国人多幸运，还有普京在大漠以北镇着，他们会说：当时漠北要有俄罗斯这么个国家，来自西北和北面的压力就会小许多，如此一来，国家会用更多的资源注重民生。

由于俄罗斯人由东向西挤压，造成近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民族矛盾激增。从隋朝开始，东北问题升温，隋炀帝、唐太宗两个人都想征服朝鲜半岛，都失败了。明朝时东北成了亡国之源，后来的民国也事出东北。“九一八”后，中国形势日益升级为全面抗战。明乎此，也就明白毛泽东刚建国就派军抗美援朝的原因。毛泽东最终将美国人打停在三八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东北亚关乎中国东三省安全，东三省安全之于全国具有全局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大西南。

大西南进去不易，走出更难，蒙古人横扫欧洲，但在经西南进入中原的路上，不仅不成功而且还让大汗蒙哥丧命于重庆钓鱼城下。清初，三藩大规模反清，结果还是走不出西南。1903年英国人从印度打到拉萨，试图从西南沿长江进入中原，但是过不来，结果只有远道绕太平洋来到东海。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力量运用均受到极大的制约，其特点是印度守成容易北攻难，中国南攻容易占领难。喜马拉雅山西连兴都什库山和扎格罗斯山，阻挡了欧洲人进入东方的路。扎格罗斯山西端是叙利亚。

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斗争“复杂漫长而含义深刻。今天回顾起来，它如一只大鸟，面对南下的殖民列强，奋力地左右挥动着双翅。左翼保护着非洲，右翼遮盖着亚洲。”[18]其间的叙利亚可视为东西方势力转换的枢纽，其地形特点是南经阿拉伯半岛直至埃及，向东经兴都库什山进入中亚，由此可进入中国和印度。古今西方与东方势力胶着点大多在此。马克思说：“这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19]马其顿亚历山大经此进入亚洲，开辟了“希腊化时代”。而罗马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的。罗马人东侵时受到安息国抵抗。公元前119年，安息国国君听说来自中国的张骞副手来访，便派了两万部队去迎接，这说明他们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时如果罗马人真是把安息国打败了，罗马人就过来了。据说现在甘肃还有些罗马人的后裔，说明当时已有少数罗马人进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伊朗、叙利亚是中国西面的安全屏障，当然伊朗对俄罗斯也非常重要。所以，俄罗斯和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基本态度一致。西方不可能从黑海以北的平原过来，那里路好走，但在俄罗斯控制区域，再加此路西低东高，不利于西方人东进，却利于东方人西出，匈奴人就是由此打到欧洲的。

如果从中国国内治理的角度看，“西南重心是四川”。[20]

因其盆地的特点，四川在历史上出现多次割据，因为进入中原的出口太少，成事的不多。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告诉张国焘：“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1]四川只有两个出口可以进入中原，一个是重庆，另一个是汉中。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历代四川雄主都要力控重庆和汉中。公元221年刘备夷陵战败退至鱼复县，改“鱼复”县名为“永安”并终死于此。永安，长安之谓，可能他在临终前意识到蜀国的国都立在成都实为不智，离两个出口太远并被迫两分兵力。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22]蜀国国都如果立在重庆，就不会丢掉荆州。刘备占领汉中后立即沿汉水东出，同时让关羽北上与东出汉中的一支汇合，在上庸一带形成问鼎南阳盆地犄角。如此势成，就有了挺进中原、北上洛阳的可能。当时曹操把国都立在许昌，这对拆解蜀国汉中、荆州两线在上庸汇合起到关键作用。蒋介石汲取这个教训，抗战时选重庆而不是成都为陪都，这有利于战后迅速出川收复失地。鉴于汉中特殊的地理地位，从元代开始，汉中的治权都在陕西而不在四川，重庆在国民时期和今天都是中央“直辖”，控制了两头也就控制了四川，从而控制了西南。

如果从对中国外开放的视角看，西南的重心在云南。

以四川为中心，重庆、武汉的地理优势在内联，而云南的地理优势是外通。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其中边境线最长的是滇缅边境，由北至南约两千公里。也就是说，在大西南诸省中，中国云南是与缅甸交通的最主要的门户。早在1900年马汉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就说印度“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23]

滇缅通道对大西南极具战略价值。1935年初，红军长征走到云南时，中央曾设想如果过不了大渡河，就在云南建立根据地[24]。这是因为云南有滇缅通道，有通道就可以获得外部资源的供给，没有外部资源供给的地方就不能长守。“三藩”吴三桂闹得最凶，主要有外通道路。抗战时期蒋介石修滇缅公路，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方案中优先考虑的则是成昆路。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5]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6]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27]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28]

与印度不同，缅甸关乎滇缅通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一定要占领缅甸，而不在印度发力；蒋介石也是要修滇缅公路而不是滇印公路，这是由于从印度不易进入中国。所以缅甸对中国的实际意义比印度要大得多，如前述原因，伊朗对中国的实际意义也比印度大得多。

四、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五、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注释：

[1]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 陈言：《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载《新快报》2008年1月30日，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01/30/content_125045.htm。

[4]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1930~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后改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39~1949及1953~1956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192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在列宁时期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斯大林时期是领导集体中的二号人物。1957年6月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

[7] 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打算要求芬兰补偿它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我们不需要钱，而要求用实物补偿。芬兰可以在5~8年期间之内完成赔偿，向我们提供纸张、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补偿我方损失。”丘吉尔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说：“在芬兰同德国结盟的战争时期，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个穷国能够提供的补偿。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丘吉尔说他“自俄国革命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口号”。斯大林则以玩笑的口气告诉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参见“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9] 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页。

[10] 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年－1877年5月30日），汉名阿古柏，为中亚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以及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于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后被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击败。史称“阿古柏之乱”。

[11]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说：“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9/c1024-27326856.html。

[1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13]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这篇祭文载于《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15]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6]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17]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4页。

[18] 李承志：《地中海边界》，载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11-23/101507.html。

[19]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23]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24]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6]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29]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 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 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 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 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 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 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Vol vi. No. 4.Nov. 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5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