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文木】

四 美国的蜕变：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达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发生了较大模糊。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笔者笔下的“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和个人奋斗的结果，它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奋斗起来的大货币商们不会重蹈在欧洲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银行入手：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美国政府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可以说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在这种理念下，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至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¹

“华尔街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视觉中国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合众国银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在20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不得已于1816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仍为20年。20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财政部）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1853年的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进入20世纪后，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的储户都涌到了纽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银行危机。为了保持金融稳定，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为美联储（the Fed），以履行各项中央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12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机构。

美联储大楼 美国华盛顿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国民银行）和合格的州注册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²。《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Nelson Aldrich）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³。当时，对《美联储法案》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说：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⁴。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⁵。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⁶。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⁷。临终时,威尔逊无限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⁸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⁹。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¹⁰。而此后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¹¹。

至此，美国主权独立已蜕变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权力，用乔治·沃克·布什的话说，终于被华尔街“关在笼子里”¹²，美国——类似于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¹³

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予很大希望¹⁴。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¹⁵。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¹⁶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¹⁷。2011年9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二）银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国政府蜕化为华尔街的买办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候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前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基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务》图表（参见图一）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100%¹⁸。这说明，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的依赖深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条件下，美国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参见图三），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的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清偿所借债务。从1945-1953-1972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参见图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¹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²⁰。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1972年上任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获利的方式获得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由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²¹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三）美国从军工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蜕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洲（大国）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受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这时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²²；美国外交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获取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的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美国白宫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滞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逐渐展开：进入20世纪，在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之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份下降，对立性矛盾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1945～1981年），后又转向金融－高利贷帝国（1980～2016）²³，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21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五月花号公约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是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是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

“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²⁴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²⁵

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产品的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笔者），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²⁶

但是，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商品离开流通两极，那货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²⁷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²⁸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²⁹，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³⁰。在货币短缺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的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³¹。马克思说：“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³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³³。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³⁴。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³⁵，在“货币拜物教”中，人们增值的手段就从屯藏货物转为屯积货币³⁶，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在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³⁷。

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³⁸。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时，货币会“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金融”“信用”等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洪水期前”³⁹的高利贷野蛮本性：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恶习”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消灭私有制。”⁴⁰

（二）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⁴¹，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又被其打倒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的广袤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⁴²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⁴³。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到：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彻底被奴役喽，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⁴⁴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等几乎成了美国人无条件秉持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在《我为他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为他歌唱，

我在过去的基础上把现今举起，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我以时间和空间将他扩展，并将永久的法则融合，

让他凭它们来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法律。⁴⁵

资本在美国早期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快乐，

木匠歌唱着，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每人都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张开嘴放声高唱，那歌声雄壮而悠扬。⁴⁶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⁴⁷，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国清教信条，将“反抗”“抵制”“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持并为此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五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

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20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深刻的是列宁，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资本主义”⁴⁸,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⁴⁹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⁵⁰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⁵¹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⁵²

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⁵³，“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⁵⁴。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⁵⁵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⁵⁶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⁵⁷。据统计，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它们拥有140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56亿美元。5年过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为3060个企业，200万工人，产值90亿美元。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⁵⁸

（三）从金融帝国主义快进到高利贷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⁵⁹。列宁虽然强调了美国，但他所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集中在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成为要主宰工业资本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⁶⁰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⁶¹

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⁶²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间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仗。让当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

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⁶³

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⁶⁴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进而到信用——就失去了它“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向高利贷“返祖”，金融统治让位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到支配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社会生产发生萎缩、使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⁶⁵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⁶⁶，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因此，“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⁶⁷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⁶⁸。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⁶⁹。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一）军工和金融：美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了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⁷⁰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下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期间。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的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之后的几年，经济基本都处于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美国经济虽处于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二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而这10年恰恰也是美国经济基本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了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到7.3%⁷¹，经济的增长被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战争的结束，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⁷²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统治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⁷³

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⁷⁴。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要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⁷⁵（CMC Markets）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 Laidi）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⁷⁶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⁷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⁸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美国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及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亚洲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求，此间美元指数⁷⁹在1985年2月被推至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的164.72点。如图7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⁸⁰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⁸¹，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⁸²，“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⁸³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马克思说：“现在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⁸⁵美国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时期开始以扩大金融杠杆的形式向高利贷制度暗渡陈仓。里根放松银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动资本，理论上说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众创业”，但在现实中，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等国迫切需要扩大美元储备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新释放出来的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只投向美元处于优势地位的外汇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回报，即使投资这些国家的产业也可以获得比美国国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质优酬低的劳动力。如图11、图12所示：

我们看到，1980年后，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利润再上台阶，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金融收益远远高于企业利润收益，“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在国民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长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30.59%。⁸⁶”有资料说明：“美国一个国家自1996年以来，就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再转为支付进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余产品或净储蓄。⁸⁷”“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⁸⁸”

在昨天“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⁸⁹，现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国人“真正的神”。这个“真正的神”通过“金融”的幌子虚伪过渡，使美国从军工帝国迅速向高利贷帝国转变。⁹⁰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它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生依赖金融的支撑是不能持久的，遑论依赖高利贷，毕竟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工具；而财富，不管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都需要一定的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特定时间内的投入才能产出，这样便与资本化的货币即高利贷产生了矛盾。资本化的货币不同于一般的货币，一般货币是为了交换商品，资本化的货币却是为了交换货币。马克思说：

在高利贷资本中，G-W-G´⁹¹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⁹²

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短缺时，社会就出现屯积货币以增强商品交换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成为事实存在时，人们就为增加这种权力用人为屯积货币的方式使自己长期拥有商品交换的权力——本质是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样就在货币商之间产生了竞争，竞争又促使货币拥有者从屯积转为直接放贷即用钱生钱。这时货币（G）使自己增值的对象已不是商品（W），而是处于不同利率中的货币（G´）；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公式从G-W-G´径直简化为G-G´。当这种转换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处于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那只是表明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而如果这种转换成为了国家行为，那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快速腐朽进而衰落和瓦解的轨道。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⁹³马克思说的就是高利贷货币，高利贷货币与一般货币不同的是，一般货币依赖的是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次数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贷货币依赖的是货币兑换的频率，而货币兑换的频率不是由于社会生产状况，而是由于社会破产状况。大破产——最好是国家破产——才能产生对货币的大需求，从而产生货币兑换。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增强了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G-G´”即钱生钱成了美国全民的敛财方式。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亚洲对美元出现巨大的需求，此间美元货币供应总量紧缩，导致美元利率飙升⁹⁴，美国人的个人债务下降，利息支付却在升高，美国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却对美国工业造成巨大的贷款负担，也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潜在金融风险。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暴发，这几件大事持续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再加上1991年苏联解体，这使得美国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进入丰收期，并由此造成美元指数自1970年以来出现第一个高峰，美元指数从80点左右飙升至近170点。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又造成美元第二个小高峰，美元指数从90年代初的80多点猛升至2000年的120点左右（参见图六）。这两次美元的大收益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经济严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77%。至此，美国经济严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下子回到了“G-G´”，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⁹⁵，是“洪水期前的形态”⁹⁶：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⁹⁷

“G-G´”即用钱生钱的经济特点是货币成了货币增值的对象，这时货币运动就脱离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质转而向高利贷货币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条件，而高利贷意义上的货币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坏生产和销售条件，通过瓦解一切实体经济并由此造成有利于放贷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写道：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⁹⁸

对正常的生产国家而言，只有在扩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高利贷资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实体生产的普遍破产。只有破产、战争和病危等灾害，才能造成社会或家庭对货币的绝对需求。一旦国家经济整体性地进入高利贷陷阱，“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⁹⁹，这时的国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贷商人任意摆弄的仆人。列宁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证实了马克思上述结论，他写道：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¹⁰⁰

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其中大发了一笔横财，这笔横财将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0点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点左右——这是美元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峰。1990年，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扬·捷符尔斯基以忏悔的心情写下长篇论文，揭露了波兰社会主义垮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写道

外国资本将廉价接管我国办得较好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价值将采用产品销售的利润额作为计算标准。因为波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所以企业价值的估价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货币汇率比所在国的实际购买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种货币在波兰的价格又将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国资本出售波兰企业简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国资本想要得到的远非这些，外国资本不但要有权购得企业，而且要包括企业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东西，还要求有权把从波兰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的利润自由汇出波兰。”¹⁰¹

列宁上面所说的“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就是变相的高利贷。高利贷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销售”货币增值。商品生产和销售可以有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决定了金融资本赢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贷资本不能有生产周期，货币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废纸。因此，高利贷不能等待，为此它必须不断创造生产者的贷款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产的瓦解和永恒的贫困。于是货币一旦主宰了生产，它就会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纱并暴露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毁灭人类正常活动，甚至屠杀人类的高利贷的赢利本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¹⁰²

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以经营高利贷为外交主业的国家。今天，美国及其外交已彻底商业化了，成了为美国的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对《纽约时报》说，“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¹⁰³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一旦跌至最低节点，世界必然要发生大事：要么美国与对手妥协，要么消灭对手。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现了战后美元指数的最高峰值；1987年，美元指数跌至底点，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介入失败，美国转手推动苏联解体，1991年苏联解体。¹⁰⁴苏联解体造成了美元指数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压缩了美国高利贷资本在俄罗斯的掠夺，美元指数随后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以吃高利息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¹⁰⁵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接近70点，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暴发。2011年底，美国便暴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皮凯蒂分析说：

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底部的90%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却很让人吃惊：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核对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¹⁰⁶

美国金融史专家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指出了目前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将给美国带来的革命前途，他写道

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已近在眼前。近来底特律市宣告破产，使得退休人士与在职人士之间的冲突越发尖锐。退休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教师和环卫工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座城市在他们急需用钱之际会背弃其对养老金的承诺。遗忘法国大革命是不明智的。”¹⁰⁷

为了挽救美元危机，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结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一旦军事不能控制中东，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寿终正寝。2016年，特朗普在军工资本的支持下异军突起——迫使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为继奥巴马之后的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试图用振兴军工生产的方式来扭转美国的颓势，军工采购在特朗普时期大幅上扬：2016年至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项里，国防增长最快最猛：从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¹⁰⁸。从2016年至2019年，美国GDP只有知识产权产品和国防两项增长，其中增长最快以及对美国GDP增长拉动最大的还是国防¹⁰⁹。这表明，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经典的“否定之否定”的样本¹¹⁰。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谁上台，如果不发生人民革命，美国都将在军工和高利贷权力的交替中走进其苟延残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就从文明异化为野蛮和堕落，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国家在上升时期时，生产性劳动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后来，打仗代替了劳动，并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古罗马民众则观赏动物表演、看人兽肉搏，这时古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也重复了古罗马的兴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近80年的历史中，高利贷资本将一个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一个野蛮堕落的境地。而21世纪20年代初，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没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¹¹¹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¹¹²

《资本论》德文版1-3卷 @视觉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而是与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19世纪初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有双向剥削的特点：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贷入的形式剥削美国¹¹³;另一方面，又以高利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高利息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向世界贷出美元“产品”，以平衡财政赤字。

从古代高利贷活动发展出的信用制度，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¹¹⁴”但是，与美国的情形相反，只有在国家掌控银行的地方，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东方的中国，信用制度才能对货币的高利贷本性进行有效制约¹¹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资本在里根时期“控制货币总量”财政政策的天衣无缝的配合下，美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遭到重创，其结果是美国工业资本屈服于华尔街金融资本，此后的美国已不是“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服从生息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至此，金融资本家在现代文明史上彻底抛弃了货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信用”等面具，赤祼祼地露出高利贷“夏洛克”的本质：2000年至2016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33.16%迅速飙升至99.46%¹¹⁶；1990年至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从1.05%猛升到89%¹¹⁷。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¹¹⁸”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从而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是无底线的，而它的本性又是与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尖锐对立的：

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¹¹⁹

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发及西方英美等国实行的有失人道的“集体免疫”，也是对高利贷资本本性的证明。

注释：

1.刘晓东编著：《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110、111页。

2.参阅王华庆著：《央行·人民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7～10页。

3.转引自刘汉太著：《第四资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4.毛泽东也看出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笔者注

5.转引自刘汉太著：《第四资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第136～137页。

6.转引自杜连功著：《合作，还是对抗  解读国际石油大棋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版，第82页。

7.刘汉太著：《第四资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8.杜连功著：《合作，还是对抗  解读国际石油大棋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版，第82页。

9.刘汉太著：《第四资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10.转引自杜文君著：《美国战争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12.“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是对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2004年美国国庆日演讲中的一句话的概括，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大师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只有驯服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转引自李玉杰，孙佳颖著：《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权及其法律保护》，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8页。

13.杜文君著：《美国战争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14.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赞扬，说“从美国的大博斗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天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起草《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告诫这位新总统不忘林肯“解放劳动”的伟大使命继续前进，马克思写道：“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5、15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16.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18.参见［美］曼昆（N.Gregory Mankiw），梁小民译：《经济学基础》第2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2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21.转引自［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22.“由于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美国）就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的安全环境，打出一个在世界哪儿放钱都不安全，只能把钱借给本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格局。”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23.经过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里根时期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

2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9页。

2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27.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28.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368页。

29.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30.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

3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32.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页。

34.“从经济因素来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为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大动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世界区域意识的萌生与成长，说到底，是个经济问题。经济成就的大小、财力的强弱、科技水平的高低、美元储备量的多寡、知识经济进展的快慢等显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各种指标，不仅是只承认实力的国际社会评判的依据，也是本地区各国自信心、自豪感、连带意识赖以形成的重要源泉。”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页。

36.“范德林特认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151页。

37.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38.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39.“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

40.“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41.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是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43.［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4.［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45.［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46.［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译：《草叶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7.1871年，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一书中写道：“历史是漫长悠远的。不管我们如何变换句式的组合，美国未来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无边的黑暗。骄傲、竟争、种族隔离、邪恶意志以及史无前例地放纵已经初见端倪。谁能驾驭这庞然大物呢？谁能给这庞然大物勒上缰绳呢？当我们选择炫耀未来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隐约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可怕的致命黑暗。否认下面的事实是徒劳的：民主繁茂地成长为所有果实中最厚实的，有毒的，最致命的果实―并且带来了越来越坏的入侵者――它需要更新、更大、更强和更好的补偿和刺激。”转引自［美］罗伯特·贝拉著，郑莉译：《背弃圣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9页。

48.在同文的其他地方，列宁还用“最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来概括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6、797页。

4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2页。
5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3页。

5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7～818页。

5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6页。

5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5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5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5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5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5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5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6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3页。

6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

6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1页。

6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8页。

6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0页。

6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6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

6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68.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820页。

6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70.汪涛：《纯电动：一统天下》，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页。

71.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72.杜文君：《美国战争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73.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74.史正富著《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 66页。

75.英国公共有限公司（CMC Markets）作为外汇报价商成立于1989年，总部在英国伦敦金融城，现已发展为世界领先的实时互联网交易公司。

76.转引自魏强斌著：《原油期货交易的24堂精品课：顶级交易员的分析框架》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77.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78.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79.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是衡量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变化的一项综合指标，由美元对六个主要国际货币（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汇率经过加权几何平均数计算获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指数开始被选作参照点，当时美元指数是100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元指数曾在1985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收盘点位164．72点，2008年4月达到历史最低收盘点位71．33点。从1973年3月至今，美元指数93％的天数运行在80点以上，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元指数基本未低于80点，金融危机以后在80点附近波动。2011年10月25日，美元指数的收盘价是76．19。上海市金融学会编：《“十二五”时期金融发展形势和策略选择》，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80.刘纪鹏主编：《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81.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82.参见张泽清著：《美国，你为何强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83.马远之著：《世界六百年与中国六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84.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8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9～680页。

86.史正富著《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 69页。

87.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88.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89.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

90.也有学者看到了这个转变，但作出笔者不尽同意的阶段划分，笔者认为“虚拟资本主义”属列宁说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它由“军工帝国主义”转化过来的。是货币资本的返祖，是目前为止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的最野蛮、最腐朽的阶段。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在2008年出版的《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一书中认为：“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目前发展到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还是以生物质产品为主，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运行规律、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等等，都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之后，所有的这些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虚似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91.“G-W-G´”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谈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著名公式。G代表资本，W代表商品，G´代表经过商品交换后已经增值的资本。

9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9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94.100美元，1950年兑换275.00元人民币，从1955年至1970年15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兑换一直固定的100美元兑换246.18元人民币的汇率上。（数据参见张光平著：《人民币衍生产品》（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27页。）从1985年人民币开始贬值，当年100美元兑换293.57元人民币，1990年兑换478.32元人民币，2000年可兑换827.84元人民币，2010年为676.95元人民币，2018年为661.74元人民币。1983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22.61亿美元增至593.56亿美元，至2018年又猛增至1349.66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上升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0年为1655.75亿美元，2018年飙升至30727.12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357、588页。）

9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9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页。

9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7页。

9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页。

9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2页。

10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7页。

101.枊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第一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10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29页。

103.[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城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104.参阅[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05.［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106.［法］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107.［美］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张亚光、熊金武译：《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页。

108.在美国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中，国防支出和投资增长率（环比折年率）分别为-0.6%；0.7%；3.3%；4.9%。对美国经济拉动分别为-0.02；0.0；0.1；0.2。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世界经济运行报告》2018/19；2019/20 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196页、2020年版，第218、220页。

109.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世界经济运行报告》2018/19；2019/20 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页、2020年版，第218页。

110.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初由黑格尔提出，经马克思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就是：事物的发展是由肯定（黑格尔的“正题”）到否定（黑格尔的“反题”）再到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合题”），如此循环往复的螺旋式运动的辩证过程。

1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1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页。

113.“2010年美国全部国债利息为413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国防和社保的第三大支出。2010年美国的国债利息达4540亿美元，占联邦全部财政收入的20%。如此巨大的利息支出将导致每年增发国债近5000亿美元。2000～2010年国债利率平均达到5%，未来国债利息可能还会上升，因为随着国债总量的增加，其风险水平也在上升。那些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海湾国家政府和持有债券的美国公众自然要求国债利率上升，以抵御风险，美联储也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贷款人，而这将造成未来赤字和债务的刚性增长。政府债务筹资成本也随之上升，一旦这种恶性循环开始，美国的债务利息将成为联邦预算中的最大项目。有人测算，到2023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全部用来偿还利息。如果经济增长率持续低迷，，2050年美国债务率可能上升到GDP的296%。高额利息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即将爆炸的债务炸弹，将彻底摧毁美国。”孙怀玉著：《走下巅峰的美国》，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1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页。

115.美国金融史专家威廉·戈兹曼注意到东方中国治理金融的的有效经验，他写道：“金融问题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解决。中国的金融史就为我们提供了对于比较发展进行研究的机会，尤其是政治环境如何决定技术方案。例如，中国货币和铸币的发展轨迹与希腊、罗马世界完全不同……古代中国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公司，却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明。”［美］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张亚光、熊金武译：《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06页。

11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页。

117.国家统计编：《国际统计年鉴》1999年，201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2018年版，第100、82页。

1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119.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注释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