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是查理”的浪潮从巴黎街头退去，当《纽约时报》“我不是查理”的独善其身被舆论场淡忘，“我们不是查理，我们是穆罕默德”的标语又在穆斯林的示威队伍中兴起。一触即发的“铅笔战争”，不只源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也内在于伊斯兰自身革新道路上的自我龃龉。有观点认为查理惨案只是世俗“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间的战争，失之简单，但我们不妨撇开冲突本身，去观察伊斯兰世界自我革新道路上的痛苦。

有一种有趣的观点，将伊斯兰教比作苹果操作系统，将基督教等比作安卓操作系统。认为伊斯兰教晚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700多年产生，吸取之前宗教精华，成为最彻底的一神教。教规相对完善，却缺少更新，类似封闭的苹果系统。基督教之类草创阶段相对粗糙，但适应性强。这是当代爱科学爱思考的IT男的脑洞。不过伊斯兰教伴随阿拉伯世界的兴衰而波动。没有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没有基督教新教式的宗教改革。与伊斯兰教重合的地区普遍是后发民族国家甚至部落，伊斯兰世界也一次次尝试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化世界。世俗化向西方学习是其中最主要的道路。

奥斯曼：帝国的反思

何为世俗化？学界众说纷纭。一般而言，世俗化是指宗教的作用和约束力不断“衰退”和“减弱”的过程。如果说基督教趋向于主动变革，那么伊斯兰社会的起点是在外力的驱动。

19世纪，英、法、俄等国对伊斯兰世界步步紧逼，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接连失利。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朝饱经屈辱，抱着“救亡图存”的决心，求“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咦，怎么好像在说我大清呢？

1839年，坦齐马特改革启动，帝国按世俗需求进行立法，1840年和1850年，带有世俗特征的刑法和商法先后产生，随之而建立的世俗法庭以此为依据审理案件。世俗教育快速发展，世俗学校脱离了乌里玛（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控制，由教育部门管理。此后的几十年里，教育、司法、现代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深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规模传入，服装和生活方式出现明显的欧化倾向。同一时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和其子孙也在大力推行欧化改革。欧式国家教育系统、法国式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相继面世。

然而，这一历经百年的世俗化阶段，成果却十分有限。世俗思想仅仅得到少数精英的支持，改革运动遭遇重重障碍。要说最深远的影响，大概是培养了一些类似凯末尔的世俗精英，开启了世俗化改革的序幕。

土耳其：铁腕凯末尔

随着一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现代土耳其兴起，阿拉伯各国除沙特等国外均处于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强劲的变革之风吹遍中东各独立国家，其中以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国的改革影响最大。这之中，又以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为先锋。

生于奥斯曼帝国式微时代的凯末尔，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一战爆发后的1916年8月，凯末尔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曾经臣服在奥斯曼铁蹄下的各民族纷纷披上古代的外套，早就消失的拜占庭人冒出来了，带着希腊人的面具追求民族独立。风水轮流转，到1920年6月，轮到希腊军队大举进攻，几乎扼杀土耳其独立运动。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出了已经很小很小的土耳其。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签订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今天的土耳其，民众仍将代表世俗主义与现代化精神的凯末尔视作国父。

而真正成就凯末尔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国难之中，凯末尔曾喊出“不独立，毋宁死！”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在上述思想的引导下，凯末尔登上总统位置后，提出“土耳其民族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世俗化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凯末尔改革努力将土耳其从一个衰朽的宗教帝国变成世俗民族国家。政治方面，他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共和国；法律方面，废除宗教法庭，制定新宪法、新民法和新刑法等法律，使法制彻底脱离了伊斯兰教的控制；教育方面，停办旧式的独立宗教学校，统一全国的教育体制，规定所有的教育机构都隶属教育部。

但贯穿于这种变化、并使之长期稳定的，是文字改革。凯末尔变革存在了数百年的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11月1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字母改革法》，宣布将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拼写。要求40岁以下的土耳其人都必须学习新文字，目标是用15年时间在全国普及新文字。1931年成立土耳其语言学会，开始剔除土耳其文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词汇，简化土耳其语，新造土耳其词汇。到1930年代后期，文盲率已从建国初期的80%多下降到50%。文字改革既割断了和伊斯兰教传统联系的脐带，同时割断了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纠葛，将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演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历经20年，土耳其结束了宗教与世俗机构并存的局面，世俗机构就此一统天下。

伊朗：“暴君”巴列维

凯末尔改革在中东引起了连续性的反应。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伊朗巴列维和阿富汗阿马努拉以土耳其为榜样大力推行具有世俗化性质的改革。与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不同，巴列维的改革在君主体制下进行，但在法律、教育、社会、宗教管理等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世俗措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巴列维自小被严厉的父亲送到瑞士，接受西方精英教育。这位国王皇宫里的房子大部分房间从天花板的纹路、壁炉，到桌椅、茶具都是欧式风格。

巴列维自小接受西方精英教育，与其说他是个伊朗人，不如说他骨子里更像欧洲人。

一心西化的他力求完成伊朗现代化。六十年代初，巴列维推行了一场叫“白色革命”的运动。他从土耳其移植了许多观念和做法，建立了现代司法和教育体系，使得法律和教育基本脱离了宗教的约束。如果看那些长年超过10%高速增长的GDP数据，巴列维十五年的“白色革命”可圈可点。在每年200亿石油美元的刺激下，伊朗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展神速：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铁路不断延伸。在他的治下，伊朗开放而时尚。德黑兰的女大学生可以身着迷你裙头戴太阳镜。学生毕业人手一本托福资料，准备去海外留学念书。在展示皇家历史的博物馆中，陈列着1930年代皇室年轻人全球旅行的装备：一辆老式摩托。

巴列维时期的女大学生

然而，石油可以带来财富，却不能带来底层肌体的改变。巴列维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大跃进”把伊朗分裂成了穷人和富人两个国家。社会不满情绪在积累，世俗化改革严重削弱了宗教领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被认为背叛了伊斯兰传统，传播了西方腐朽堕落的文化。

1979，宗教学者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站出来反对国王的改革。巴列维被激怒，霍梅尼被流放国外，但其宗教精神领袖的地位没有因此改变。伊朗国内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厉害，巴列维也不手软，派出军警血腥镇压，最后导致大规模冲突。军方看见革命已经箭在弦上，不再效忠国王，他只得自我流亡。霍梅尼在百万人的欢呼下返回伊朗，随即就任了伊朗历史上没有过的新职位“最高领袖”。一个资源丰富、国际环境优越的国家，终结于民粹，最终只得到一个神权国家。

埃及：纳赛尔治下的极端主义魅影

那位茉莉花运动之后上台的民选埃及总统，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让人险些想不起他的名字。因为上任仅一年，就被骚乱群众和军方送进了监狱。穆兄会骨干纷纷被送进监狱甚至暴死。

埃及的“革命”似乎只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苦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句话在有些时候是真实的。埃及精英与民粹穆兄会的对立已经绵延半个多世纪。

土耳其与伊朗，几乎同一时期的两个国家，同样是政治强人与国家机器强行推动的世俗化改革，却走向了不同的结局。如果说这两个国家的成败更多限于国内，那么埃及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化的冲突，以至于纳赛尔时期对穆兄会的打击，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库特布的诞生。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1954年，纳赛尔曾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曼施亚广场上遭到穆兄会成员刺杀，8声枪响后屹立不倒，喊出“如果我死了，你们依然是纳赛尔”。（资料图）

此后，纳赛尔提出关于埃及建立社会主义主张，这一系列方案被称为“纳赛尔主义”。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均可简称为“富足”和“正义”四个字，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纳赛尔执政的1952年~1971年间，埃及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全面干预经济。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已国有化。1953~1970年，埃及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可这些进程，都没能使得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得以消减。

大刀阔斧的改革背景下，穆兄会在1954年和1965年遭受沉重打击，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成员被逮捕和处决。

早在推翻法鲁克王朝之时，出于对腐败政府的憎恶，穆斯林兄弟会曾与纳赛尔站在同一阵营。但世俗化毕竟和原教旨主义相去甚远。两者日益对立，激化的结果直接导致穆兄会成员对纳赛尔的刺杀。有说法称这次不成功的刺杀也可能是纳赛尔自己策划的。

反正纳赛尔没有死，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逮捕开始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人员统统被送上非法法庭。穆兄会领导人及其8名成员判处了死刑，随后又改判为无期。另外11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被收押入狱，还有1000人未经起诉便被投入狱中。此后，纳赛尔的世俗化道路也引起了原教旨主义发源国——沙特的敌视，他们暗中资助穆斯林兄弟会，企图政变，推翻纳赛尔。于是，纳赛尔越发加紧了对穆兄会的逮捕和镇压。

铁窗生涯使穆兄会日益地极端主义化，他们对埃及军方精英人士的看法更明确：政治腐败、缺乏信仰、本质上是非法执政。其中，赛义德·库特布，旧时教育部门的小官员，摇身一变成了穆斯林兄弟会宣传部门的一把手。他开启了一个更为激进、不妥协的伊斯兰主义理论，修编的《里程碑1964沿途》一书激励了好几代的极端主义分子。

萨义德·库特布

库特布公开表示痛恨西方，直接将美国和美国白人定义为全人类的敌人。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消灭白人，也要消灭美国。他所开创的名为“塔克菲尔”理论认为，穆斯林只要背叛了真主，行了不义的事情，也属于可以消灭的对象。这一规定，将那些关押兄弟会成员的监狱看守和纳赛尔政府官员树为了敌人。他最后说道，伊斯兰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人间天国，所有不属于伊斯兰思想的东西全部都加以消灭，为此要发动圣战。关押十年后，库特布被绞死。自此，为伊斯兰教“殉道”的库特布被推为圣徒。

库特布的信徒接过他的火炬，在激进主义上越来越远。库特布本人没有广收门徒，但塔利班，拉登都是他的忠实信徒；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扎瓦西里，巴勒斯坦极端派别“哈马斯”的创始人亚辛等在内的各种组织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极端运动，试图将整个阿拉伯世界带进“纯净的、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不过在库特布与拉登之间，隔着结结实实的四十年冷战。很难说塔利班就是库特布的直接种子，不如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结果，是世界革命与进步衰朽的后果。

直至今日，在中东这片广袤的地带，经济繁荣、社会动荡、宗教势力回潮仍在交错上演。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伊朗乃至埃及，或成功或失败，仅仅是世俗化进程的蜿蜒曲线——而《查理》事件就是这条线上醒目的一点。如果现代化势所必然，那么不同民族、不同体制、不同的领导者对于国家而言是怎样的变量关系？穆斯林们又该怎样在时代的巨变中自处。

先知穆罕默德已逝，昔日振聋发聩圣训只留下历史峡谷中模糊的“回声”。伊斯兰民族只能自己寻找答案。不过，粗暴地套用世俗主义与神权主义对立的元叙事，并不能根本解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从苦难中挣扎崛起的中国能给他们什么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