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高层接连访华之后，中国经济下一步将如何走？

这一问题恰好和当前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命题形成了呼应。从外部视角看，庞大的贸易顺差往往会成为一些国家炒作“中国不公平竞争”“中国挤占全球市场”的借口，甚至成为推动对华贸易保护、科技脱钩的理由。

而从内部视角来看，巨额贸易顺差背后，也藏着中国经济转型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如何把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优势转化为对全球资源配置、国内消费升级的支撑，如何在继续稳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更多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在这样的节点讨论中国经济下一步，本质上就是要在“大国规模”的贸易优势下，找到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新平衡点。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世界经济专家张燕生，请他系统性讨论中国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背后的发展逻辑与未来方向，拆解当前中国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九年，换了天地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澜起伏，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从您的角度回望中美贸易战这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变化？双方在这场贸易战中各自取得的经验和得失是什么？

张燕生：9年前，也就是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彼时美国仍抱有维护全球霸权一百年的心态；回头来看，2017年的访华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宣战前奏。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结束后，2018年中美贸易战便正式打响。面对特朗普访华后美方骤然升级的全面对抗、制裁、打压与遏制态势，我方当时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当时美方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而对中国而言，那场贸易战属于一场大国遭遇战。

当时美国在经贸、产业、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全面对中国实施制裁、打压与遏制，世界各国多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战略。当时美国商务部相关官员直言，“这类行为就是战争行为”，美国正将自身经贸、科技、产业、金融等优势武器化，以一锅端的打压方式对中国实施全面、无差别打压。

特朗普在欢迎晚宴上致辞敬酒

时隔9年，特朗普再度访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有求而来，所以寻求以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国实力和领导人的态度来华对话。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相较9年前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过去美国单方面制裁、打压、阻遏中国的霸凌关系，转变为两国在技术、产业、经贸、金融等领域展开全方位能力竞争。

所以特朗普此次访华的心态与诉求和9年前截然不同。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明确表示，美国希望重新平衡对华关系，优先考虑对等性与公平性，聚焦经贸、关税、人工智能及中美关系全局等议题。

既然他提出了美国要重新平衡对华关系，优先考虑对等和公平，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这次来华是真正把中国作为强大的对手、合作的伙伴和经贸的强国来对待，要求中国能够分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如全球经贸、科技、产业、金融和安全责任。这和9年前是不一样的。当下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和三四十年前，还是和过往的九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当前国际形势与大国关系深刻重塑，且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全球福祉的未来前景，我们可以从三大维度展开分析。

第一，从全球贸易与投资维度来看，如今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已陷入困境，地缘政治正将全球推向失序的边缘，大国对抗的加剧正逐步使世界向1914-1945、1973-1991年的风险陷阱靠拢。

第二，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将决定中美等大国的未来，美国正将芯片、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全面武器化，推行对华科技脱钩政策。

第三，从全球治理与大国关系维度看，按照加拿大总理的话，就是“1945年以来的旧秩序已终结”，特朗普正推动基于交易和对等的全球新秩序。

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大国正逐步推卸其全球责任，“对等关税”是推卸开放责任；美元美债是推卸安全资产责任；要求北约成员国防开支达到GDP的5%，则是推卸安全责任及退群。

从这个角度看，9年间中美关系发生明显转折：9年前美国采取一味单方面打压、制裁、阻遏中国的政策；如今已转向科技、产业、经贸、金融等多维度的大国实力竞争，这也让中美关系衍生出更多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战略机遇。其结局是什么？是中国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还是被边缘化，我认为第一个结局更可能是走向合作，尤其是AI竞争的结局；第二个是在全球治理上走向竞争与合作，尤其在效率、公平、责任三个问题选择上逐步趋同；第三个是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带来的思考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伊始，不少人担心贸易战和关税战会导致中国发展势头被打断。但是去年，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大战之后，中国2025年全年贸易顺差达1.189万亿美元，创下全球新纪录。您认为这样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中美未来的博弈意味着什么？

张燕生：确实，从2017年11月特朗普第一次访华到现在，不管是在经贸、科技、产业、金融、军事等领域，还是在重大改革、自主开放、全球治理等方方面面，中国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表现十分突出。中国不仅在光伏组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这类“新三样”产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还在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达到63%，新产品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过去主要出口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这类传统消费品，不断向出口高科技产品、绿色产品、数字产品倾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与此前西方预判完全不同，没有打断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没有阻碍我国贸易和投资、科技和产业、朋友圈和影响力的发展。事实证明，我国经贸在贸易战中越战越强。

基于此，我们也能明确对中美关系竞争未来形成基本看法：即中美两个大国谁也打不倒谁。中国不可能在经贸、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彻底打倒美国，美国同样也无法在这些领域打倒中国。所以，双方的竞争本质，是在比拼各自刀刃向内、解决本国内部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过去9年，我国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转型发展、人工智能应用落地、贸易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发展成效。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去年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具有发展韧性、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同时也有很强的底线思维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角度出发，这1.2万亿美元的顺差背后，我能清晰察觉到当下风险挑战正在明显上升。

鉴于我国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内涵可以延伸为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国家，如何处理好本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国给出的应对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做大国内大市场、完善激励机制、改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提升投入产出效率。这是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依托庞大的人口规模，把发展根基立足于内需和国内大市场之上，这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这就必然涉及中国要率先走出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困境，内需立国不仅仅是体现在宏观供求平衡、储蓄与投资平衡、进口与出口平衡的问题，更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大问题。

第二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竞争升级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双循环发展模式，是继续推进基于多边规则、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还是推动构建基于包容共享、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继续推动立足于国际工序分工的相互依存、互联互通、开放合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还是推动立足于自立自强去风险的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供应链网络；是继续推动出口导向型外向型经济战略，还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引进来走出去一体化的开放型经济战略？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三是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古人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式现代化的“道”，需要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能追求赢者通吃、以邻为壑、霸凌主义，而要探索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模式。需要构建实现本国与世界和谐发展的国内协调机制、出口协调机制、出海协调机制；形成与中国合作就能够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目前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增速可观，但合作背后暗藏隐患。如今美国在与东盟及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时，普遍加入毒丸条款，其核心目的是“去中国化”。在这样的局势下，一方面我们要持续优化双循环发展模式，稳固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还要规避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挑战。如采用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驱动，依托地方合作和技术赋能，推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还可以推进双循环合作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以达到去地缘政治化的目的。

除此之外，这1.2万亿美元顺差仅为货物贸易顺差，我国服务贸易目前仍存在高额逆差。

我曾问自己，服务贸易也需要形成高额顺差吗？如果货物与服务贸易形成巨额双顺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趋紧张而非融洽。进口是与其他国家分享本国市场红利，会增进相互依存关系，出口则会占有他国市场份额，会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对大国，尤其如此。进口规模越大，和其他国家共享市场红利的机会就越多，也更容易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反之，如果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我国很容易被贸易伙伴视作竞争威胁。其他国家会担忧自身发展空间被挤压，由此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视中国为威胁的冲突。因此，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就必须坚守一条原则：大国不能搞赢者通吃、以邻为壑、霸凌主义，而要坚持开放共享、互利共赢，做到“有饭大家吃”，践行共商共建共享。无论是企业、地方政府，还是国家层面、行业商会与主管部门，都要以对外贸易为纽带，构建利益、责任、命运三大共同体。

放眼未来，中美经贸博弈竞争的核心，本质上是比拼谁能够开放共享包容，比拼谁的朋友圈规模更大、更开放、更受欢迎。目前美国推行“对等关税”政策，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美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统一加征10%的基准关税，其逻辑是认定全球各国都受益于美国市场开放搭便车，因此需要加征关税作为补偿。但这种发展思维，与我国秉持的中华文明理念完全相悖。

总而言之，这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我国外贸战略、政策激励以及发展模式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风险提示和挑战提示，这意味着未来我们需要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践行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和理念，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政策激励机制以及整体国际竞争模式。

同时面临“去美化”和“去中化”，全球供应链的几种可能

观察者网：自疫情以来，我们就观察到以西方发达工业国为代表，普遍出现生产效率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在俄乌冲突以及今年中东地区博弈局势中进一步凸显。西方谈论多时的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安全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反而因为能源以及各类国内问题的冲击，迟迟无法摆脱通胀的阴影。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快全球能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型进程。这一系列问题，是否为中国新能源“新三样”出口开辟了全新发展机遇？中企也有希望提价、创造更高附加值？在此基础上中国新能源的产业链升级还有什么空间？

另外，自2026年4月1日起，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已正式取消‌，电池产品退税率也已从9%下调至6%，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这些动作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上述的这些趋势？您觉得全球供应链是否将迎来新一轮深度重构，会朝着什么方向或特性重塑？

张燕生：首先，全球供应链开放的浪漫时期已经结束。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拐点，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代替了之前的离岸制造、在岸制造、全球制造体系。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新产业政策、新保护政策、大国竞争举措大幅增加。

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教授Dani Rodrik和Nathan Lane撰写的《产业政策新经济学综述》，说明欧、美、日、韩在复活产业政策。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有34项，2021年达到1594项。全球贸易预警（GTA）统计，2025年全球新产业政策较2019年增长262%，仅2025年便推出5033项。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让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出口产业摆脱地缘政治干扰、破除贸易保护壁垒、化解外部遏制打压，成为重要现实课题。

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供应链结构。1990年兴起的IT革命降低了通信与运输成本，推动了基于国际工序分工的全球综合物流变革与现代供应链管理体系，催生了全球化生产模式。中国供应链网络跻身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国贸易辐射覆盖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较美国高出约十个百分点，位居首位。

然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基于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展开的，比如区块链的特性之一是去中心化。而且中美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的竞争在不同赛道上展开。美国的技术优势是原始创新和华尔街融资能力，中国的优势是终端、链接、应用场景、产业化和工程化能力。这种技术竞争在本质上是互补的、差异性的、错位的。

未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格局，最终会走向趋同还是分化？只要中美相互竞争不脱钩，最终结果很可能走向合作。再次，中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率，鼓励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本质上是推动产业竞争力从性价比走向高质量、高增值性价比，进一步走向高技术、高增值、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领域。

在墨西哥等地，有大量工厂专门服务于美国供应链

那么未来的世界供应链可能会有哪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形成中美两大平行体系的供应链。中国搭建的全球供应链，呈现去美国化特征；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呈现“去中国化”的特点。

目前，国内许多新生代企业和企业家正面对这一困境：想要前往西方国家布局，企业就要转型为全球性企业；若是保留中国本土身份，就会在供应链层面被强制去美化。

这并非本土科创人才与企业经营者的自主选择，而是地缘环境裹挟下的被动妥协。同样，全球跨国企业面临同样困境。既要合美国长臂管辖规则的规、配合“去中国化”操作，又要稳住中国市场份额，这个困难如何解决？

第二种可能性是供应链形成多元化格局。如部分中等经济体试图抱团搭建“去美化”和“去中化”的供应链体系。其中一种思路，是推动欧盟与CPTPP成员联手，形成中等强国抱团结盟的格局。

这一趋势的底层逻辑依旧是供应链安全考量：中等强国意识到，单纯依附美国，或是单纯对接中国供应链，都存在不小风险。于是它们索性绕开中美两大强国，选择中等强国之间自行结盟抱团。一旦中等强国形成阵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全球南方会不会形成中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盟？关键资源矿产国家会不会形成类似同盟？各类圈层纷纷结盟分立，整个世界就会走向各自为政、诸侯林立的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全球供应链很可能进一步走向本地化、区域化、集团化。

第三种可能性是全球供应链彻底失序。有可能是大规模战争引发的，也有可能是大规模非传统安全冲突引发的，还有可能是金融、货币、技术、疾病等危机引发的。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参与主体，都会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把本国优势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武器化，彼此相互要挟。全球供应链秩序彻底紊乱后，或将重现1914年至1945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场景，有可能重现1973年至1991年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行业冲击，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混乱。

基于这一背景，我国需要审慎评估和规划新能源、人工智能、芯片和微电子、生物医药、粮食、关键矿物等重点领域供应链的未来发展路径和布局。对中国而言，首要任务是“反内卷”，尤其是到国际市场上“内卷”。这就要求我国持续努力建立国内产业协调、出口协调以及出海协调机制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规避全球供应链失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突发冲击。

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要转向以全球视野、历史视野、大国视野，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其中较迫切的是，我国贸易激励机制需要开展一场较为深刻的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模式，转向中性导向的开放型模式的制度变革。贸易激励机制改革，首先包括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外汇管制方法需要进行深刻改革。

其次，出口退税制度也要进行深刻改革。除此两项改革之外，利率、税收、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相关的贸易激励、贸易鼓励机制，都要进行深度改革。这些改革，目的是推动外贸从顺差驱动型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转移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转移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上。

我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那就是“正常化机制”。什么是正常化机制？过去我国受东亚模式、东亚生产方式这类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很大。在改革开放前期，这种外向型经济战略选择是正确的。但在目前阶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继续延续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是小经济体开放战略，而不是大国开放战略。未来大国开放战略首先要建立全球视野，立足于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现在世界银行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荐东亚奇迹和华盛顿共识的导向失误。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早年便指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多依赖要素投入扩张，而非全要素生产率实质性提升。这个批评警示我们，外贸转型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朝着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向推进。

除此之外，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东亚生产模式、外贸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都伴随贸易摩擦。20世纪50年代，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多种纤维贸易谈判趋于白热化；六七十年代，日本钢铁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随即与美国产生严重的贸易冲突。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产业崛起，又和美国产生贸易摩擦。

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引进了西方几乎全部的科技成果，其供应链、产业链以及贸易竞争力大幅提升，其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就能达到50%、60%、70%甚至80%，就会引发全面摩擦与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生产模式带有一定的重商主义色彩，存在重视出口、轻视进口的问题。

此外，东亚生产模式还存在一大问题，都面临老龄少子化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东亚生产模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卷。今年韩国三星、海力士盈利暴涨，利润超万亿，高额利润背后，实则是行业高度内卷。韩国、日本经济体量毕竟有限，但中国是大国，所以更要保持谨慎。国内的行业内卷，对中国与世界关系造成的影响，会远大于日韩。

所以，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要考量自身行为对贸易伙伴、对世界产生的外溢效果，判断对第三方影响是负面、正向还是中性。对于大国而言，发展速度越快、行业内卷程度越高，越容易对其他国家形成冲击和负外部性影响。因此，目前我国推行的汇率调整、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优化外贸优惠扶持机制等举措，这都是推动贸易正常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历史上，我国曾多次调整相关政策。2007年就做过一次调整，当时我国将外贸出口退税率从11%、13%、17%下调至3%、6%、9%，下调目的是减少贸易顺差，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提高外贸附加值。

但遗憾的是，2007年这次外贸激励机制、增长方式调整，却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而被迫中断，原本下调的出口退税率最终只能回调。结合过往经验，本次汇率、价格、税收、资金等外贸激励机制的改革，切忌急于求成，应当循序渐进、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调整、出口退税率下调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

简单类比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害的

观察者网：离岸人民币汇率目前已经进入“6.7时代”。在此之前，人民银行曾宣布自2026年3月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意在缓和人民币过快升值态势，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长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不少人担忧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外贸，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援引70年代日元升值历史，指出在生产力相对缺失的环境中，升值有利于国家快速发展并为我国消费升级转型提供条件。您怎么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对中国外贸和国内经济发展分别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更为全面平衡地来认识这个问题？

张燕生：与其讨论日本汇率升值冲击，不如讨论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首先，刚才你讲到人民币汇率进入“6.7时代”，这是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用这个汇率来算中美名义GDP的之比，会发现仍然比2021年的比值明显要低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便你的汇率升值到6.8，回到了2021年的汇率水平，但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例仍然远低于2021年。这是由于一般价格水平上，美国是通胀，中国是通缩，这使得中国名义GDP相对于美国名义GDP的比例，仍明显低于2021年好几个百分点。

所以，人民币汇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是一个正常化的回归，而并不是像日本那样大幅度升值。日本大幅度升值是什么概念？从70年代初期的1美元兑360日元，1985年初期1美元兑250日元。然后在1995年4月，日元升值到最高点是1美元兑79日元。

1971年以来，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所以我们不要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和今天中国人民币汇率水平回到疫情前的过程进行类比。这个类比是非常有害的。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现在日本的人均GDP可能只有美国的40%。日本的问题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1985年9月西方五国关于美元危机的协调机制中，日本自己内部也有一个观点，希望能够借助日元升值来改变日本对外需依赖太大的问题，希望能够转移到依靠内需立国的战略上来。

日本把西方五国的汇率协调，变成了一个促进日本立国战略调整的契机。因此，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的日本前川报告，提出日本需将经济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然而，日本扩大内需、实现内需立国战略的转型失败了。

当然，不是80年代失败的，也不是1987年前川报告那个时期失败的，而是在整个90年代，日本扩大内需战略的转型失败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从1985年至今，日本一直都是雄心壮志地想调结构、转方式，但是每次都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始终缺乏坚定落地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最后失败了，一直到今天。因此，日本矛盾的累积，是从1985年到今天40年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简单地拿日本1985年到1995年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和今天人民币汇率仅仅是从现在回归到2021年进行类比，然后就认为会形成那么大的问题，形势远远不是那样。

我们去年的外贸顺差1.2万亿美元有点太大了，如果不对贸易激励机制做出重大调整，巨额外贸顺差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到供应链头部企业去调研会发现，这些企业的国际化率大多超过了50%。

企业出海的速率远高于内需增长的速率，内外卷是一个原因，内外贸激励机制不平衡是另一个因素。亟需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相配套的内外制度协同系统性改革。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是不错的，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会有持续升值的趋势。人民币持续升值并保持稳定，才能够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稳定锚的作用；才能够增进信心和预期；才能够推动外贸的转型升级和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增强我们货币的购买力，使老百姓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增加。

所以我们讲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归逻辑，也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面貌。也就是走出新冠疫情的干扰，走出中美贸易战的干扰，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干扰，回到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去，继续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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