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举办的，“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研讨会发言稿，感谢主办方和作者赐稿。】

我们第二场的讨论比较侧重于国际关系中比较硬的政治经济方面，而第三场比较侧重于内政，我还是想谈一下世界观问题。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确实变得不可分离，两个方面都是紧密相连的。

那么我从哪讲起呢，就先从7月份奥巴马去肯尼亚这个事情开始讲起。奥巴马回了一趟自己父亲的国家，当时就批评肯尼亚政府对同性恋限制太大，弄得肯尼亚总统还不太高兴。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各州不能禁止同性恋婚姻，只不过是头几个星期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在美国国内都没有达成民主共识，他就拿出来作为一个普遍人权在世界上来讲，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许多国人看到这个现象第一感觉是有点匪夷所思，这玩意在美国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呢，你就到处嚷嚷，靠谱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仔细反思一下，这恰恰是美国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相互关联的一个范例。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呢？美国人共享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内部有几个作为基本要素的元观念，它们之间有一定张力，但又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美国人会用这几个元观念，把新发生的事情纳入到既有的体系里去，跟过去建立起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变成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奥巴马马上把这个判决纳入到既有的解释体系中去，他出来在国际上讲，既是讲给其他国家的人听的，也是讲给国内的人听的。在国际上讲既可以凸显美国的领导权，也可以放大自己一方的声音，有利于国内斗争。这样，国内整合和国际整合实际上就紧密关联在一起了。

最后整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我们虽然看到，在治理层面美国国内有大量的问题，一些社会矛盾很尖锐，比如说黑人受歧视的问题、枪支泛滥的问题，这些在既有体系下基本上是无解的问题。但是你发现他们的社会价值观非常坚固。这个价值观体系有一整套的话语支撑着，它的基础就是一些元观念，这些元观念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不停地解释新的现象、新的实践，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断再生产出来。

中国长期以来是将自己当世界中心的。19世纪中晚期以来，这种自信逐渐失落。但在二十世纪，我们有一段时间形成过内外整合的强有力的互动。共和国前三十年曾经有这么一套价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本身是以“劳动”作为核心的，从“劳动”出发就可以理解“人民”的概念，“解放”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还能指向“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前景。因此，可以说有一个有机的价值系统，里面有强有力的元观念。这套观念对内整合各阶级各民族，尤其是刚才大家讨论的民族整合问题，有“劳动人民”的观念为基础，民族之间的对抗性被消弭于无形。这套话语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辐射力，这个辐射力不仅是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别强调反帝反殖，在第三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那时候存在什么问题的话，也许可以说，那时候我们的国力支撑这样一种内外互动的整合模式是比较吃力的。所以在70年代末以来，我们转向利用现有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来发展自身。所以我们会花大量时间去熟悉它的规则，利用它的规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个改革，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原先以“劳动”为核心的这样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和经济基础没法形成一个非常强的相互解释关系。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严重。

长期以来，做事的人也并不试图去发明一套新的解释，第一怕限制以后的改革，第二，因为“韬光养晦”嘛。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解释自己的实践，就有别人来解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解释就进来了，他们就是用自己的一整套的元观念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西方汉学在中国发生了强大的影响，从中国的三皇五帝一直到中国革命它都要解释。我们自己不去解释，最后中国的听众就会觉得人家解释得很有道理。

如果说有一个关键词能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串起来的话，我想可能这个概念也许是“发展”，但是“发展”概念本身也是高度模糊的，在改善物质生活上大家有共识，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手段是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争论。中国“摸着石头”走过来，在描述的意义上，可以说有不少成就，生产力大大发展，国家驾驭资本的能力还是保持下来并不断发展。但说起未来，要形成比较好的内外整合，我们需要更为明确的“发展”观念。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动，因为改革的方向的争论，话语体系的重构就会碰到一些障碍，根本的问题就是它到底要和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相互支撑关系。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硬实力已经有相当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重构话语体系的难度。中国革命给我们留下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遗产，对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政治架构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独立自主”，我们没有被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同化，我们始终保留了对这个体系的批判力，这使得我们有可能面对自己的实践，创制新的理论。而“实事求是”，就是既克服教条主义，也克服经验主义，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起来，然后再去创制新的理论。对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中国已经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实践，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理论化的工作，做得到底行不行，最后交给实践检验。

那么现在我想比较重要的重点特别讲的是第三个，群众路线。我们过去主要谈“群众路线”在国内的实践，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群众的关系，但在全球化时代，也许它也可以产生一个国际的维度。我们很多央企出去投资，以很低廉的价格给人修基础设施，完全是大好事啊，冷不丁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运动一起来，经常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即便是被动地应对地这个问题，做国外的群众工作，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还想把国际群众路线和历史上的上山下乡运动联系一起。历史上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比较正的一面是造就了有丰富基层经验、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的高级领导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解决国外群众工作的问题，也要造就有丰富全球经验的政治人才。去欧美学习不需要国家组织，人人趋之若鹜，但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需要国家做一些协调和组织工作，所以就可以有全球化时代的“上山下乡”，得有一批人，去广大亚非拉地区留学、任教、做志愿者，等等等。

这有几个好处：第一是人撒出去了，我们就能获得对于这些国家更准确的信息；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就是群众路线首先是要能发现群众，你要知道群众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所以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下一步才谈得上组织支持我们的群众。第三个，我想还是一个干部力量，就是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尤其是基层经验的人，未来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如果打通了上升渠道，还可以解决一些社会流动的问题。

那么这个上山下乡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呢？我们有国内的一些经验。国际上其实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美国有没有上山下乡？当然有。比如说美国的和平队，它的构成成分就是美国的精英子弟，他经过几个月的培训，派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进行做志愿者。看起来好像是白白往外送人才，但美国自己的收获是很大的。然后我们再看国内已经有的投入。大学首先要教很多小语种，让人做好语言上的准备，我知道北外最近扩展了小语种的项目，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也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孔子学院的建构，在海外多少搭建了一个机构网络了。但是，要说比较完善的把人撒出去，形成内与外、国家与民间互动的关系网络的计划，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少新的想象。

中国现在还谈不上有一套具有强大全球感召力的观念体系。塑造这个体系，需要一拨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去参与建设。中国已经有了基本的硬实力，如果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尝试在国内外展开“群众路线”，参考国内国际正反两面方的经验教训，我们是可以打开一些新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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