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观察者网刊登了张旭东教授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文，文中谈到如何在我们存在的政治强度上理解文化。本文也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来自于章永乐教授对张旭东主题发言的回应，文章谈到如何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梦”。章永乐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

张旭东老师在《中国道路与文化政治》中对中国梦有一个阐发，认为中国梦是劳动者的梦，是生产者的梦，而不是消费者的梦，是奴隶的梦，而不是主人的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我今天就想接着这个话头来讲一讲。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新著讨论会

“中国梦”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其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整合是努力的方向，而分化则是基本的现实。因为社会的分化，所以在对“中国梦”进行解释时，会出现不同的朝向。有一种理解，就是从财产和消费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梦”，理想的社会就是人人拥有财产，能够进行体面的消费。这个角度也可以将劳动纳入进来，洛克就曾说过，你的人身就是你的财产，那么劳动力也包含在其中，一个壮年劳动力出去游荡，就是带着一笔财产到处走。官方说的“共同富裕”，是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就是拥有财产，体面消费。

而另一种进路，就是仍然坚持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梦”，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个人是在劳动之中得到自我实现，一个民族因为劳动而在国际上获得尊敬。但这么说仍然是模糊的。因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本，怎么处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如果回到共和国前三十年奉行的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和资本是对立的，资本是死的劳动，它压抑活的劳动，这种“异化”使得劳动的过程很难生产人生的意义，于是人们只能到收工之后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不过这样的一种理论，在今天听来，似乎就变成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批判，而没法起到一种正当化的作用。能够对现实进行正当化的理论，就是强调劳资合作的理论，但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决策部门实际上引入的是生产要素理论，在这里劳动力和资本是并列的，而且要避免将资本解释为死的劳动并引出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之类问题。

我们从劳模的评选的演变之中，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变迁正在发生。前三十年的劳模评选，面向各行各行，特别强调基层，特别强调劳动者对于自身职业的政治态度，而不是强调他对国民经济发展最终做出的绩效。改革开放之后，劳模的评选中就越来越强调劳动者的绩效，那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就成了重点， 时传祥这样的掏粪工人就很难有机会上去。许多公私企业的老板也进入了劳模的行列。地方招商引资，能用的激励都会用上，其中也包括劳模的称号，你给我这个地方带来资本，那么你就有资格做劳模。

那么，怎么论证这个带来资本的人是“劳动模范”呢？有现实的需要就有相应的理论，只是可能没法用十九世纪马克思的劳动观念，而是回到十八世纪的劳动观念。在《第三等级是什么》里，西耶斯论证，贵族和教士这些特权等级不劳而获，只有第三等级是劳动的，因此“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第三等级”在中国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中国梦”是个纯粹对现状做正当化的概念的话，要论证中国梦就是“劳动者的梦”，我们就会被迫回到十八世纪的劳动观念。但如果我们不想回到“第三等级”的劳动观念，我们也许就要接受“中国梦”的内涵中可能包含着某些批判性。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  张旭东  著    

张老师说“中国梦是劳动者的梦，是生产者的梦”，有宪法依据，那就是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这条很多人不敢去碰了，包括很多研究劳动法的学者，也都是从欧美进口各种关于劳动权的理论，论证劳动权是一种经济权利或社会权利，而不愿用这个“国体条款”论证劳动权在中国宪法中具有更高的地位。 不愿意是有原因的，跟现实有落差，不好处理。

在思考“中国道路”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许多断裂。要处理这些断裂，一方面需要以正当化为指向的解释，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改变现实为指向的批判的努力。张老师指出“中国梦是劳动者的梦，是生产者的梦”，起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值得我们持续不断地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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