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引发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同时削弱了罗马天主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欧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竞争的基础之上。

1904年是康有为欧游之始。在漫游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城之后，5月16日，康有为从瑞士坐车进入德国，在康斯坦茨下车，泛舟博登湖（Bodensee），此后又坐车进入巴伐利亚，抵达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访问的第一个德国大城市，在他眼里，这个城市道路宽广整洁，宫室新丽，胜过伦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国人的治理，在他看来可归纳为四个字：“严肃整齐”，可谓“冠绝欧土”。[9]

无论是普法战争，还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不过是一两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国随处还能见到当年列国争雄的遗迹。在其1907年《补德国游记》中的《来因观堡记》中，康有为记录了自己沿着莱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两岸的堡垒的经历。这些不久之前还在使用的堡垒，在德国统一之后就已经废弃，这引发了康有为深深的感慨。中国人“生于一统之国，万千里无一战垒，民多老死，不见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长子抱孙”，而欧洲人两千多年来列国并立，战乱不断，相比之下，中国人可以说是幸福得多。然而“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10]从“众小竞争”中，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由于地处寒冷之地，生计艰难，条顿民族的崛起晚于希腊、罗马之后。[11] 法兰克王国建立，但国土反复分割和分封，导致君权衰落，与“专尚帝制”的东罗马帝国形成鲜明对比。[12] 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众小竞争”之势。康有为在1904年《德国游记》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杰”：路德为“教门之杰第一”，康德为“哲理之杰第一”，俾斯麦为“功业之杰第一”。[13] 列举这三者，直接目的是证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4] 但令人惊异的是，康有为不仅认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认为路德的重要性，超过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腊七贤、哥白尼、培根、哥伦布、瓦特、富兰克林、达尔文等等伟大人物。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为如此盛赞？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旧教的势力，促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此过程中，不仅教皇的权力衰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日益虚弱，欧洲出现无数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均势之中，形成了今日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新教的出现，也大大冲击了旧教对教育的垄断，于是新学发扬光大，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康有为毫不讳言，欧洲的宗教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民经此久战，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弊民穷。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15]

由此来看，路德分裂欧洲，可谓形塑了欧洲新文明的演变路径，为俾斯麦的事业设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麦所缔造的德国，当然也具有欧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征。但对于养育路德的德意志区域来说，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坏。如果没有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欧洲建立在“众小竞争”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不会有太大变化，只不过在欧洲的列国争霸格局中，德意志诸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麦作为“功业之杰”，对于德国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义。

路德宗教改革毁“一统”，归“封建”，又何以催生当代欧洲文明？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封建贵族制约君权，为立宪之政奠基；（2）封建势力众多，相互牵制，难以相互灭国，于是“竞争则思变而求进，于是政法日加改良，邻国亦妒而不能下，于是相师；互竞互师，日变日长，如水涨则堤高，堤高而水愈涨，攻防迭用，无有已时。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欧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国难以攻灭，导致了大规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间则使新理、新学进一步广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竞争，导致了宫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无帝者一统，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6] 一言以蔽之，列国竞争是当下新欧洲文明的发展动力。

以上五点中的第四点，看起来其实比较琐碎，让人怀疑是否可以和其他四点在同一平面上。但这其实是康有为通过亲身游历所获的一大心得。他在德国各城游览，所见最多的就是各类宫室建筑。德国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体制瑰奇，斗新竞异”的宫室。相比之下，中国“惟卑宫陋室最为近蛮，且卫生不宜，无一是处”。但这一反差，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语神怪，而神权不昌。孔子既恶封建之专横，尚卑宫而讥建筑，又立一统之义。汉后封建永废……将相皆起自凡庶，侯封仅列为虚爵位，卿士皆无有世禄，贫困不能大举。至唐慧能说佛，直指本心而罢弃祸福。朱子则几为无鬼论矣。寺庙皆市里小人妇女为之，少有士大夫出力为之经营。神、侯两怪扫除久矣，故宫庙皆无。惟一天子宫阙规模广大，实冠大地。然以无与竞争，故绝不精丽。而天子之宫阙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拟，而卑宫尚简之经说又复为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17]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在宫室建筑方面的落后，原因恰恰在于很早就破除了神权和封建，实现了君主的一统，没有人敢于和君主在宫室上竞争，而君主一旦受到崇尚简朴的哲学或风气影响，在自己的宫殿营建上也不会用力，于是整个国家的宫室建筑就乏善可陈了。而在欧洲，长期以来，封建王侯与教会势力众多，各方都大建宫室，宣示财富和力量，因此就形成了许多精美雄伟的宫室建筑——从中国人习惯的观察视角来看，这当然是封建王侯与教会掠夺的民脂民膏。但谁能想到，欧洲人竟然走出工商文明的路子，财富不断积累，尽管王侯与教会极尽奢华，民众竟能安然承受？

波茨坦新宫

在非毁灭性的列国竞争环境中，各国为了调动资源进行外部竞争，逐渐发展出精细的治理方式；而在一统的时代，由于竞争的消失，治理方式反而变得粗放。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摘录了一则德国巡警章程，列举出其中警察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限制集会，不许学生入店饮酒，小贩必须带执照等等。如此细致的规定，让康有为想起中国封建时代“治及纤悉”的周礼。[18] 康有为更是注意到，德国各行各业都有严密的管理规则，要求业主取得许可执照，雇员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19] 而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一统之世，中国老百姓有着极大的自由，营业、建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等等方面，都不需要官府许可，臣民平时跟官府打交道的机会非常有限。康有为比较了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中国的税收，断定中国老百姓的税负远低于列国。[20]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生活在一统之世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比欧洲人更自由，也因此，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张在中国并没有太大意义，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对于民众的管制极其细密、压迫太盛的沉疴，因此也无需采用法国大革命这剂猛药。[21] 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比较自由，跟官府的关系很松散，也导致了“民气散漫，民质拖沓”，在万国竞争的时代，碰到“整齐严肃之兵气”，难有成功抵抗的希望。[22]

  还在“众小竞争”阶段，普鲁士就推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又将此制度推广到德国各邦。在康有为看来，普遍义务兵役制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武力，另一方面，还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大部分国民受过军事训练，因此“精明严悍，纪律整然”，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23] 康有为提议在中国引入德国的义务兵役制，举国为兵，既提升军力，更提升民气。

康有为在此所说的“自由”，具有极强的“消极自由”的意涵，是老百姓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康有为通常以“民权”来指称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他当然认为欧洲列强在民权建设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但是，欧洲列国竞争扩大国内民权的过程，恰恰表明民权并非免费午餐，其扩张恰恰会导致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的削减。康有为针对晚清的君宪运动指出，“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24] 在《物质救国论》附录《论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百事之本》中，他论述了开地方议院的两大功能：第一是筹款，议员基本上是士绅，向他们赋权，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承受更重的财产负担；第二，推举专门的外交人才，改变目前的外交由亲王、宰相兼任的局面。[25] 扩大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上下，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而这当然也意味着国家对于臣民生活的更细致的干预和管理。

“众小竞争”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竞争”，也在于“小”。因为政治单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交通灵便，政化易感，风俗易激，相师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进化于无已也。”[26] 而这正是德国集中展示出来的欧洲新文明的基础。一些中国的论者认识到欧洲从“众小竞争”中产生新文明的逻辑，同时认为中国若要融入这一新文明，需要重走欧洲当年的道路。而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刻舟求剑之举。当其门人梁启超、欧榘甲鼓吹广东独立的时候，康有为毫不犹豫地予以呵斥。他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升级，欧洲的小国正在逐渐合并成大国，在大国威胁之下，小国的生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康有为以印度因内部分裂而终灭亡于英国的例子强调，中国应当加强内部团结，致力于“外竞”，如果出现内部分裂，反而会导致列强乘虚而入，各个击破，最后将中国变为殖民地。[27]

康有为更通过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对比，强调了大国竞争时代国家内部整合的重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而德国通行德语，有四种地方口音，但普鲁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奥匈帝国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28] 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而德国皇权比奥匈帝国皇帝更强，所以在全国推行了普鲁士口音，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纵有不满，也无法对抗。

何以民权大盛导致哈布斯堡皇帝无法推行统一政策？康有为《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发现了中间的传导机制：“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裨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29] 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30]，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其时新生的中华民国正面临着政党蜂拥而起的局面，康有为贬奥而扬德，可见其对民国议会政治导致地方之“私”盛行的深深担忧。

德意志各邦享受了“众小竞争”的红利，并在竞争升级的19世纪，形成统一国家。在俾斯麦的领导之下，德国自立于欧洲列强，并以逐渐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开展全球性的霸权竞争。德“国力既实，工商日兴，乃慕英、法属地之富，俾士麦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启非洲，垂涎于吾胶。”[31] 德国以极快的速度扩展自身的海军，开辟海外殖民地。康有为在柏林的“属国博物院”目睹德国对于自己的帝国事业的炫耀，胶州的海关道旗被作为战利品，与一堆非洲战利品放在一起，令向来鄙视非洲黑人的康有为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赊理宫”（Orangerieschloss），康有为目睹德国于1900年从中国掠夺的元朝郭守敬制作的浑天仪、纪限仪等天文仪器、，更是黯然泪下，作长诗一首，铭记国耻。[32] 显然，他推崇德国，意在推动中国通过借鉴德国的治道，在列强竞雄的时代自立自强。

注释

[9]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07页。

[10]康有为：《补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340页。

[11]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37页。

[12] 同前注，第241页。

[13]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11页。

[14]同前注。

[15]同前注，第411页。

[16]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39-240页。

[17]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18页。

[18]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51页。

[19]“即开一小店，亦必须卒业证书乃得之。”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47页。

[20]康有为：《法兰西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97页。

[21]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页438-439。

[22]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36页。

[23]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3页。

[24]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02页。

[2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00页。

[26]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33页。

[27]同前注，第426页。

[28]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257页。

[29]康有为：《补奥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384页。

[30]康有为：《奥政党考》，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92页。

[31]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34-349页。

[32]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31页。

本节出自章永乐：《在“国竞”中“去国”：康有为论德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第一部分“从‘众小竞争’到大国争雄”，载《原道》第3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