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余，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年。

中国改开的成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么浦东和深圳、天津滨海有什么区别呢？仅靠一些数字，人们记不住，也体会不了改革开放中的艰苦。所以今天我想谈谈这个过程中的思想历程，可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想法。

当时我们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哪些成功的、哪些失败的？我们不是那么聪明，每件事、每个项目，大部分都成功了，但有一部分并不太成功。为什么不成功？要和大家做一个交待。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上海决定加快开发开放的进程。当时，我负责浦东新区的筹备工作，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以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的身份兼任浦东新区书记和管委会主任，一直到1997年末，离开上海到北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工作。

有人说，你讲讲上海浦东的软实力，但我觉得软实力不太好讲，因为它往往最后归结于文化、制度等层面，这些优势不只上海有，北京有、深圳也有，仍讲不出上海特色。所以，我今天谈浦东开发的软成果。硬成果是看得见的，可以拍照录像，也可以是数字，到底用了多少钱，整体经济有什么增长等等。但除此之外，实践证明了浦东成功的一些收获、思路、方法和体验，这些容易被忽略，因为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数字，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在成果中。经济的起飞腾跃，不只是中国，还有四小龙，那么为什么我们就有中国特色？

首先，大家看得明白，四小龙发展的时候，西方没有过多遏制，不像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高技术、贷款、贸易关税等等都不行，对他们没有，比较宽松。虽然第一手的科技不给他，但其他的科技，还是放心的，还是给他贷款，还是给他们税收，还是照顾的。

其次，中国特别大，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不一定能跑得一样快的，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先成功的省可以提供经验人才给其他省，因此必然是少数地区先试点。沿海地区已经比较发达了，还让它先发展，还给优惠政策，其他地区会不会有意见？比如在美国，要让某个地方先做，肯定做不成。所以话说回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决定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其他地区明显支持，而上海或深圳也必然报答这些地方。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不同。

当然，软成果和硬成果是孪生兄弟，如果开发不成功，那今天谈软成果就是吹牛。如果当初没有正确思考，硬成果就出不来了，所以两者相辅相成。在这里，我只举一个数字：在2009年合并南汇县之前，浦东的经济规模是浦东开发前整个上海市的两倍。那么浦东本地增加多少倍呢？去掉通货膨胀因素是33倍。这是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一套模型计算出来的。但是，上海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主要不是轻工业，大白兔奶糖、轮胎橡胶都不是高科技，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上海占主要地位，这是一个重要成果。

前年，韩国举办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将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后来外交部还给配了六个人，组成一个小代表团去韩国开会。

一位韩国知名经济学家跟我说，韩国太小，韩国的生产力很强，但产品在本国销售额非常少，必须大量出口，以出口引导；不像你们中国，有14亿人的市场，我们连半个亿都没有。那么，往哪出口？首先要看我们的邻居中国，我们要搞什么样的计划，就要先看看中国的计划、要做什么，因为中国不可能没有弱点，不可能不依靠进口，中国不做的，我们来补，所以你们发展，韩国人还是高兴的。当然，这个说法不能代表全部韩国人，但至少说明在韩国经济界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浦东开发和其他的开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称其为新区，是指综合发展、全面进步的一个区域，是上海的新城区，目的就是把上海壮大起来，成为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那样的城市。国际间的交流有两种，一是政治交流，比如首都，二是经济交流，经济大城市对经济大城市，虽然全国那么多城市，但能在国际上进行经济对话的通常是一些最发达的城市，像融资、贸易、航运、人才，特别是银行业务交流、投资往来，都是通过大城市对话，然后疏解到其他地区。但30年前上海的水平和这些国际大都市差的太远，没有对话资格，怎么办？通过浦东开发，把上海建设成具有对话资格的、国际重要经济城市之一。

1995年，央行上海分行浦东新大楼落成仪式上，时任上海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赠予小白羊，寓意金融“领头羊”。

陆家嘴的建设和其他开发区很不一样，建了大量为金融业做准备的房屋和设备，大银行、保险公司、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贸易公司、国际公司总部请到浦东来。  

今天我给大家讲故事，是用当年的语言讲当时的故事，不用今天的名词，否则我们好像太聪明了；30年前，我们是很笨的，需要不断慢慢进步，当时要怎么搞金融业，我们不是很懂。反正要有银行、保险公司，那必然是一幢现代化的大楼，必然要有通讯，必然要和外国能24小时联络，要外汇交易不停，必须有一个大金库，要有高级办公室。

陆家嘴1.7平方公里，将来就是金融核心区，起初规划420万平方米，规划做得很细致；等到建造的时候，建筑商有可能多盖半层一层，结果达到470万平方米。但是大家觉得还是比较精确的，这么大的地方，建了这么多年，面积基本上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豆腐渣工程，没有任何一栋楼盖完了空着，也没有任何一栋楼还没用就得重盖。这些情况在其他地区是发生过的，我们是作为学生得到的经验教训。那为什么是这个面积？我们当时是这样算的，每20平方米一个职员，算上访客到访需要的空间。如今，金融中心有23.5万人全部充满，全上海从事金融业人员是30多万。这意味着房子盖对了，到今天发展也很好。

那么，上海是不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我们自己还不好说。有一个排名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每年发布两次，其中各项指标包括资金流动，兑换效率，金融人员，国际联络密度等等。今年9月发布第28期，第一是纽约，第二是伦敦，第三就是上海，东京排在上海后面，这样的成绩日本还能小看你吗？第五名是香港，榜单上前五没有新加坡，所以香港还能继续闹事吗？要是闹，还得往后排。可见，上海这几十年的努力没白费。当然，排名随时会有变动，但至少现在上海应该能保住第三名，毕竟中国经济复苏相对比较好。

回到浦东开发开放的软成果，我们当初是怎么思考的，哪些被证明是对的？这里只能挑一些最重要的来说。

第一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攻坚克难的信心。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1990年我们宣布浦东开发是在什么背景下？那时网络还不发达，中国到1997年才开始有网络，逐步进入家庭是2000年以后的事；国际社会信息不像今天这么畅通，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可能不太清楚：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经过10年夺权成功；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罗马尼亚倒台。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倒台分裂。而浦东开发就在1990年4月底。西方人说，苏联都快垮了，共产党朝不保夕，中国还搞浦东开发？这不是真开发，是分散世界注意力，是政治口号，是安定民心。这是西方媒体一致的看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浦东开发后几年来到上海，他说，不过是建一个波将金村。弗里德曼懂货币，懂经济，但不懂中国，也不懂上海，看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传记作者，后来说了一句话，如果弗里德曼在世，他会纠正自己的发言。

浦东开发初期，西方世界是向我们吹寒风的，不要指望他们来多少投资，反倒是全国各省市，像浙江、山东、江苏比较富裕的省份，是不是先来盖个楼帮帮我们，所以当时还是出现了几个起重机。

浦东开发之初，赵启正曾多次接待来访的基辛格。

不过，就在这时来了一个人，基辛格，他认为为了美国利益，也要跟中国沟通；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跟中国搞好关系，对美国有好处。他说，了解政治，到北京，了解经济，到上海，到浦东。基辛格来了以后，我们就带他看浦东规划蓝图，第一次给他看地图，第二次给他看模型，第三次看起重机，详细介绍我们的想法。他说，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这是第一位世界重要人物讲这样的话。当时我说，你到美国、欧洲也说说你的观点，给我们推荐一些投资者，告诉大媒体和美国人，让他们到浦东来看看。他说，行，我愿意做。

1994年1月，浦东新区成立一年，老布什来了。这时，陆家嘴建成后的模型已经做好了，我拿了一个激光笔指给他看，这是贸易区，这是隧道，这是桥。他说，你们这些东西，我很熟悉，1991年海湾战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就用这种方式跟我讲战争形势。我说，他的激光笔照到哪，哪个楼就炸了；我的笔照到哪里，哪里的楼就长起来了。他说，你说的对，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

接着我们进行座谈，对于浦东开发开放，是怎么想的、准备怎么做，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跟美国人讲话，一定要讲清楚我们做的事情对他们有什么实质好处，如果只谈政治、谈社会主义好，他们是无感的。美国有市场，中国人可以去美国，浦东机场这么大，你们飞机也可以来。老布什当时说，你们的计划周密、充满希望，如果我年轻一点，我也来投资。这就又说服一个。跟美国斗，还得讲利益，理直气壮在心，心平气和在外，娓娓道来，利益能够感动他，主义感动不了他。

1994年，赵启正向到访的老布什总统介绍浦东未来规划

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个软成果就是信心，要坚持把浦东建好。我们对浦东干部、上海干部，说了一句话，开发浦东是在地球仪旁边思考的。为什么这么说？浦东的盘子太大，政府筹资、普通投资，没那么多钱，差得远，既然长江的鱼不够吃，转过身是太平洋的鱼，吸引国际投资，才有可能把浦东建起来。而且这不只是投资问题，还有外国投资带来的技术。比如建摩天大楼，当时我们没有掌握技术，建筑要求太高，这实际上不是硬的是软的；即便到现在，能设计出一流摩天大楼的，还是美国，里面涉及到的数据太复杂，用多少钢筋水泥，地区怎么搞，地震怎么防，消防安全怎么做，尤其是“911”之后，又增加了很多要求。

浦东开发也是考虑到全球化的趋势。1990年全球化还不普遍，我们可能刚听到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国内有一些争论，比如全球化我们不参加，WTO不参加，帝国主义全球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后来知道这是错的，全球化对中国太有好处了。全球化让全世界到中国投资变得方便，到中国建工厂，想想通用汽车在中国开了多少工厂？每年产量几百万辆，原来这些是在美国做的。现在特朗普着急，要让他们回去，但回得去吗？中国汽车生产成本低，销路广。

如果只说改革开放就是要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智慧，外国人听得懂吗？还得细说。当时我们就说提出一个词，亚太经济走廊，从东京、大阪、汉城、上海、台北、香港、东南亚各国到新加坡，这条经济走廊囊括东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是站在T字形的焦点上，面对长江沿线和沿海发达地区，转过身是太平洋，和世界各国联系方便，左手是东北亚，右手就是东南亚。当时还没有海上丝绸之路一说，但是大家看它的内涵，的确有丝绸之路的意义，我们也是靠着这个想法说服了一些外国投资者，跨国公司来了不少。

特别是1998年1月，我已经到北京了，从中央部门的角度策划了财富论坛，当时很热闹，全世界主要跨国公司都集中到上海，讨论中国的未来，亚洲的未来，世界经济。人们到上海一看，浦东已经很像样子了，有点起色了，立即决定增加投资。

这时候，外国舆论又有了变化。1996年1月7日，波士顿周日环球报，一份非常有名的报纸，突然发表一篇文章，画上一个中国人吃油炒美国国旗，题目是“我们该惧怕中国吗”。1996年1月中国GDP只有8000亿美元，美国GDP是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的1/10，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40。但当时美国人已经在想问题，中国这几年进步飞快，GDP增长10%，这样下去不就要超过美国了吗？我们是不是该怕中国了？那时，还没有“中国威胁论”一说，但美国媒体已经在讨论该不该怕中国的问题。

我没有订这份报纸，这是当时一位中国在美留学生寄给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访问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他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操纵着多媒体，讲解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建成的话，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到时候我们该泡汤了。”

现在看来，赵启正身体不错，确实在他有生之年建成了。美国现在也真开始怕中国了，我们让他们不要怕，但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惧怕”二字就成了今天中美矛盾的一个焦点，英文就是用的这个词。后来也发展出了一本书，叫《注定一战》。所以，现在美国的状态绝对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焦虑，而是有国内基础，即便换了总统，仍会担忧中国崛起。

一个浦东在中国是小地方，把整个中国都建成浦东，那才是大工程。这需要多少年努力？一开始我们就说了，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能只建工厂、修路和盖发电厂，还得建医院和学校。当时浦东没有三甲医院，只有一个浦东人民医院，我就把院长找来，说：“一扩建，二填一张表，到底要哪些好的设备；浦东进口有些可以免税，你不填表上报是你的问题，我不批是我的问题，赶紧把医疗搞上去。”此外，还要有学校、公园。中学先建几个，大学建不起，可以慢慢来。公园也建不起来，怎么办？世纪公园1.4平方公里，先征地，不让那块地做别的用途，过几年有钱了再修。当时，有远见的人，在、修公园前就开始在附近买房子，到现在就赚钱了。

陆家嘴延安路隧道出口左边有一块绿地，还有吴昌硕纪念馆。我们把原来那里的3500户破旧居民区拆了，得到十公顷土地；给每一户花20万盖新房，总共花了七亿，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改革开放以前，整个上海是没有街头绿地的，这是第一块。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泰国的一个华人投资商，也是我的朋友，他对我说：“赵先生，你不要这样慷慨，这样修绿地，要花多少钱？你把它批给我，你说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我说：“谢先生，上海市要喘气，留一点‘肺’。”他说：“这‘肺’太贵了。”有一张报纸写，上海人气魄大，七亿元修绿地。朱镕基同志到上海来，要看看这绿地，见到我说，启正啊，能花钱啊。我说，您听我汇报，3500户贫困户，一家花20万，不贵。我修了绿地，周围地价都涨了，将来在绿地地下修停车场，还能赚钱。就这样过关了。

陆家嘴中心绿地旧貌（1994年） 图自浦东新区档案馆

陆家嘴中心绿地

绿地旁边还有一个吴昌硕纪念馆，纪念馆的房子是清朝末年设计，民国初年建的。主人是一位姓陈的先生，做买办生意的；房子修得很好，英国瓷砖，法国图案。当时有人说要拆，异地重建，修路规划方便。我不同意，万一拆了以后编号出现遗漏差错，拼不起来怎么办，于是我说：“我健在，是决定，我英年早逝，算遗嘱。”这才把它留了下来。现在绝对不会拆了。这是浦东开发前留下的几乎唯一像样的建筑物。对于浦东开发，我们不只做经济规划，而要全面发展。

还有一条，就是金融先行、高技术先行、基础设施先行。高技术先行是我们的想法，但很难，因为外国人不让先行。你要好技术？不给。二等技术？拿钱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拿来也继承发展不了。那时全国进口几十条电视机流水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技术水平不够，基础不行。所以，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发展相对较慢，不是我们无能，而是真的很困难。在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做硬件，把楼盖好，筑巢引凤，这也是本事。现在跨江大桥12座，跨江隧道12条，浦东浦西实际上已经不用分了。当时泰国总理来参观浦东第一座桥，他问我动迁花了多久，我说一年多，他说：“这么快，泰国十年也迁不完。”

另一项软成果就是法规和规划设计。当时，我们缺法律依托。《宪法》第10条第4款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土地没法定价。上海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开始调研香港土地怎么出租的。前思后想，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我们转让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宪法里没有提到“使用权”这个词。接着，赶紧向北京汇报，如果不承认“使用权”，往下没法做，全国要乱。

1987年12月通过“使用权”这个概念，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一句话：“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宪法里面。没有法律依托，我们就想办法制定法律；上海是遵纪守法的，“杀出了一条血路”。

土地使用，要严格按规划进行，不能边设计边规划边建设，那就乱了，一定先规划后建设。规划好了，谁也不许违规。我请胡问遂先生写了“惜土如金”四个字，挂在办公室里。谁来买土地使用权，先请他欣赏书法，还没欣赏够就免谈。除了让他知道土地贵，还要问买的目的是什么，要盖好的楼、好的工厂，才卖给他。

接下来我要谈谈“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放”。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口号很空。浦东是一个新兴的改革开放地区，环境很重要，如果乌烟瘴气，就是一个坏环境。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到浦东来，我跟他说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他让我解释一下，我说，假设一个投资者到了浦东，想要土地批租，虽然获批了，但也遇到种种刁难，今天要这个证件，明天要那个批准，就会有行贿，这就破坏了我们的投资环境。正经公司不愿意做这种事，他们具体项目的开销都很清楚，如果到中国来投资还有一个“行贿项目”，就必须做假账。这会腐蚀我们多少干部？这种风气传出去，能行吗？所以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尉健行同志说，你这话我很赞成，改革开放一定会冲击原来的法律和纪律，改革一定会改原来的规矩，但一改就去查，我们好像也成了改革开放的阻力？你这样一说，我们应该是，凡是改善投资环境、破了原来规矩的，我不查，但破坏投资环境的，我要查，你把刚才的话写成文章给我。我写好后给他了，现在叫《口述浦东》。

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是个口号，廉政是重要投资环境，如何保证党员做到呢？党课，养成教育，这是我从部队里搬来的，养成勤政廉政好习惯。那么，有人人问，养不成好习惯怎么办呢？我再设三条“高压线”。第一条，最容易贪污的就是土地批租，因为金额太高，你给他稍微省点，可能就上千万，他拿10万行贿，这不很划算么。我说：“以我为首，各位主任副主任，不得参加批租的操作过程。批估小组不要向我们报告标底是多少，我们只负责公正性和合法性。”有些人说，这样就大权旁落了；我说，这样挺好，省得投资者包围你。

第二条，项目招标的，标底我们不知道，也不参加。否则各大建筑公司都能把你包围了，下班门口有车等你，请你吃饭，你去不去？

第三条，浦东大量动迁，土地要规整，不能给朋友、部下、亲戚开条子，给他们多分几套房。

上海市纪委非常支持，说这三条线如此具体，非常好。

此外，我们还做了一件大事，“精兵简政”。这一点不容易。政不减，兵精不了，部门不减，怎么能减人？我们先减政，再精兵。当时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又是教育局，又是卫生局，又是计划生育委员会，又是体育局；组织部，又是统战部，又是台办，又是农村发展局，又是水利局……总之就是一个局有五六个任务，这样节省了800个干部，但是不容易。

有人说：“你们坚持得了吗？”“戴着钢盔也得顶着。”大家真要明白，精兵简政非常难，真是难以坚持。改革开放不容易，要上下左右一致才能进行综合性规划改革，内外不配套就没法进行下去。

有人问，浦东怎么建这么快？就是一种使命感。就我的年龄来说，解放后的全部运动，我都是有记忆的。抗美援朝时，我还在上小学。老师说，大家去捡废铁，捐献给志愿军造枪炮弹药；废铁捡完了，捡碎玻璃卖废品，捐给志愿军，这是爱国主义。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两弹一星”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央说，我们专家不够，原来苏联帮我们培养，现在也不帮了，留苏学生都回来了。在苏联学尖端科学的科学家有，但数量很少。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共三四百人，留苏的两到三个，微不足道。所以，中国决定自己培养“两弹一星”的大学生，老师是从美国和德国回来的，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两弹一星”的大学。我高中毕业后，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核物理，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到了以后，他们说，苏联专家撤走带走了一批图纸，烧了一批，还剩了一点。大学刚毕业不做别的，就把图纸复制一份。我是1963年毕业，苦难时期没有复印机，那些图纸都是硫酸纸，半透明的；盖上纸，一根一根地描。幸亏我们学过俄语，能把它抄上去。但是，苏联专家撤走时很多关键部分没留下来。我在西北很长时间，不容易。

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不是三生有幸吗？老一代没赶上，我们这一代赶上了；但并不是开天辟地，而是继承着做。大家要大胆，也要谨慎。不大胆，你就走不出去；大胆了不谨慎，就是盲目，大量开工，大量地做，最后失败告终，这样的情况是有的。谨慎不大胆，那还要什么改革？少请示，多承担。我和别人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来请示我，你决定的事情自己做，允许你做的有毛病，只要没有大问题。”

除了少请示多承担，有时候还要争一争。比如，最初上级主管部门是不同意建浦东机场的，“上海有虹桥机场了，干嘛要再建一个机场？”我说，这么大的上海一条跑道不够，两条跑道也不够。再说，万一有大雾，两条跑道得一起封。浦东离虹桥四五十公里，一边有雾，另一边就可能没雾。

上海市委很有勇气，“我们自费改革，不让中央出钱，争取国际贷款、国内贷款和自筹。”同意了，接着问“修几条？”我们说，修四条，一条一条修，第一条四公里。他们认为3.5公里就够了。但我们考察了一些外国的新机场，波音也宣布747等要投入使用，如果是最大的飞机，满载，在夏天，顺风起飞，就得4公里。

现在，机场忙呼得四条跑道都不够，于是修第五条；第五条又不够，还要第六条。可见，我们的思想跟不上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做的绝对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料。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全国一盘棋，我们有中央的领导，地方的努力，同志们的团结奋斗。

所以，浦东有很多精神，我觉得“大胆谨慎”是很特殊的一点。这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想法，小平同志就是这样提倡的。

建设中的浦东国际机场

那么回顾一下，我今天报告的开头说的内容。浦东开发提出之后，全世界不相信我们，说这只是口号，不是行动；讽刺我们，说我们做不成。开始有起色了，就说我们有可能是美国的威胁。

但是今年，我们找不到一家报纸说浦东开发失败的。这说明我们跟世界竞争时，言论和行动是一致的。至于他们感觉受到威胁了，那是他们自己过敏，我们没有威胁过他们。

今天的世界怎么谈浦东，我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去年5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报告，叫“迈向大达卡”。达卡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世界银行要在那开会，请我去介绍浦东经验。我回答说，浦东的经验未必有效，在今日浦东也未必能全部重复。我只能讲浦东的案例，仅供参考。但当时我退休了，办护照麻烦，种种因素就没有去。

但我做了20分钟演讲，达卡这个地方，有一块是沼泽地，还有稻田，另一块和浦西很像，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不正常也不健康，如果不改革，作为首都是不行的，因此将浦东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成功案例，向东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做重点推荐。如果你们参考浦东经验，有望15年以后，也就是2035年跻身全球先进城市之列。

世界银行的一个作用是，既然说了支持，如果达卡进行城市革新，那么在资金贷款上，世界银行会给予支持。我参加过世界银行的会议，哪个城市能借钱、能善于用钱、能及时还钱，下次还有机会借钱。我也到世界银行做过报告，他们认为上海能借钱、会用钱。现在我们有点钱了，还能对外援助，就不能再借钱了。

当然，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德国大使在北京跟我说，我最不能理解，你们是发展中国家。我说，那是你看错地方了，你看北京、上海，当然发达，再看奥运、世博，那是两件外衣，开完就脱了，你看看里面，我的衣服还有补丁。

今天我们回忆浦东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还得像当初一样，还得有干劲。

第二是治理知识产权。现在的中美矛盾，实际上是西方和中国的矛盾，贸易战只是形式上的、简单的，复杂的是知识产权。中国做任何东西，他们就说是盗窃知识产权。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自己学来的，比如汽车，是中外合资，中国出了钱的，怎么是盗窃呢？当初通用、福特来上海，两家企业我都会见了，都说自己的汽车好，都要把好的样本给我们，是你们争着要来的。

第三条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西方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因为国企太多、不公正等等。是中共领导，它们不认可，认为中国是不是跟苏联一样，我们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不相信。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不是要对国际秩序有发言权，是不是要称霸？美国人对这些问题，是睡不着觉。

所以我们不要试图说服特朗普、说服拜登，即便要说服美国人民都不容易。我们要如何向美国社会讲清楚，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梦和美国梦不一样，中国是遵守并维护国际秩序。不久前，中国宣布疫苗参加国际分配，非常了不起。我们靠实际行动，一定能战胜目前美国等国企图孤立中国的野心。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8月20日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就按照习主席的讲话，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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