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慧。现在我来到了上海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外白渡桥。这里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也是外滩的最北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个特别的年份，我带大家逛一逛前面的黄浦公园，回顾一段历史。

黄浦公园这里曾经是公共租界，公园的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牌子，用中英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很多年以来，关于这块牌子是否真实存在过，人们有所争议与讨论。

虽然“华人”和“狗”有没有被并列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含有这层意思的游园规则确实存在过，其中就包括“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充满对华人的傲慢和歧视。

历经过战火和磨难，中国再不是那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国家。如今的黄浦公园，架起了“三把钢枪”，这就是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这“三把枪”寓意着，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解放战争以来光荣牺牲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 图源：东方IC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史上最强创业团队”，从最初的50几个人壮大到现在的9000多万党员，从秘密组织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政党，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奇迹。

我最近在想，中国这么大，共产党在成立时为什么偏偏选了上海？这是偶然，还是种种因素指向的必然？我发现，上海的弄堂里藏着这个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上海南昌路100弄，一条名叫渔阳里的弄堂。弄堂里至今还保留着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这种建筑用石头做门框，因此得名“石库门”。中国共产党就是从上海石库门里孕育、诞生，一路走到了北京天安门。

上海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 图源：东方IC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为了营救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因此被捕。9月，北洋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他的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

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秘密护送下，由北京转道天津来到上海。两人在路上商量了组织建党的问题，因此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李大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图源：东方IC

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在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建，一直到诞生的过程当中，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大本营”。

1920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陈独秀和上海一批进步人士就是在渔阳里2号和维经斯基多次会谈，商量如何建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当时，这个组织的名字叫“社会共产党”，也叫“社会党”。不久之后，陈独秀给李大钊写信，跟他商量到底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在回信里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叫“共产党”了，其他国家一些原本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名叫“共产党”，我们就叫“共产党”。陈独秀听了之后非常赞同，“共产党”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6个国内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当中都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老渔阳里2号成了当时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陈独秀在此坐镇。

作为“思想界的大V”，陈独秀真的太红了，每天来向他请教、找他聊天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他就在会客厅墙上挂了块小黑板，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视频截图

那时候，27岁的毛泽东也是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之一，经常来这里和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列书籍。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起那段时光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920年那个夏天，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也是在那个夏天，一本毛泽东读了100多遍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在老渔阳里2号完成编辑正式出版，全书一共56页，定价“大洋一角”。这本薄薄的书，对中国100年来的历史产生的影响实在厚到无法估量。

陈望道翻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印了1000册，结果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再印1000册的时候更正了书名，封面马克思肖像的底色也从水红色改成了蓝色。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 视频截图

跟着陈独秀搬进老渔阳里2号的还有他担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在一楼。《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正式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当时，杂志特地新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还使用了新封面。封面中间是一个地球，从东西半球各伸出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老渔阳里2号还是最早的中共中央局办公地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秘密编辑部。1922年10月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二大也都是在这里筹备的。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封面 视频截图

这栋石库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红色征程的起点。这儿有啥特别之处吗？南昌路上的法国梧桐提醒着我，1920年，这里是上海法租界。

上海租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5年。那一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协定《上海土地章程》，明确上海县城以北830亩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外滩一带，归英国人管理。同年，又有了如今虹口一带的美租界，随后英租界向西扩张。

法国人从1849年开始，在八仙桥、卢家湾一带建立法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与法租界比邻呼应。租界不断扩大，德、俄、意、荷等也来到上海“利益均沾”，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

视频截图

租界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可以说是“国中之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既管不着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没办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管辖，这就让上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三足鼎立，各自拥有自己的市政机构、司法机构、警察和军队，相当于三个“上海”合成了一个大“上海”。

这三个地方可以说是“各自为政”，比如说电压不一样，每个区域给黄包车发的牌照也不一样，黄包车夫想跨区做生意，可以，你得先交钱拿俩牌照。法律就更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租界里骂清政府没关系，但如果是在华界里骂，那是要被抓起来杀头的。

这些差别让上海的城市管理变得非常复杂，公共租界和华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华界也有交界，这些交界处没有河流、围墙或者铁丝网等物理屏障把它们隔开，而且三家当中任何一家的巡捕，都不能越界到另外一家的地盘去执法。比如说，张三在法租界犯了法，巡捕正在追捕，他只要跑到公共租界或者华界，法租界的巡捕就不能“越界”抓捕了。

所以，当时的上海因为租界的存在出现了一道特殊的“缝隙”，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开，都钻了这条“缝隙”的空子。一大召开的地方处于租界的边缘地带，二大会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开会的地方在越界筑路区域。

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这道“缝隙”，纷纷往上海跑，这让上海汇聚了一大批国内外的知识精英，也使上海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他们很多都住在法租界，而且住的相距不远，大都是在老渔阳里的周围。这一带的房子当时比较便宜，位置又临近租界交界处，组织活动比较方便。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比，更重文化，城市规划的也更好些，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所以不管是在品位上还是宜居程度上，法租界都更胜一筹。当时的法租界因为工商业没有公共租界发达，所以当局的税收少，自然治安就比较差些，当局对很多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漏洞对于革命者和不同政见者来说，都是机会。

在上海市档案馆当中有一张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里面有一张他的被捕照片。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但最后经过多方斡旋，都有惊无险，分别被判罚大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后还是照旧组织参加革命活动。

陈独秀在法租界被捕时留下的照片 图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当时的上海也是中国出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城市，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对安全，西学输入的多，而且容易传播。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开始，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再到辛亥革命宣传新文化等等相关内容的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在这里论战，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流派间吵的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

早在19世纪末，上海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中就出现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上海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1920年俄共代表在报告上海之行时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上海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在内的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曾经，上海有一条“报馆街”叫“望平街”，南起福州路、北到南京东路，现在是山东中路的一段。鼎盛时期，这条街上集中了50多家大小报馆，像《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等等都在这里。每天5点钟左右，“望平街”就热闹起来了，报贩们集中到这里取报纸，再到其他地方售卖。

你们知道《卖报歌》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聂耳给望平街的小报童杨碧君写的。

1872年4月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创办了《申报》，这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大楼至今还矗立在今天的山东中路汉口路拐角处。1949年《申报》停刊，这栋楼转给《解放日报》使用，《解放日报》搬走之后，如今这里成了“申报咖啡馆”，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辛亥革命后清晨望平街的报市 图源：黄浦区档案馆

100年前的上海能成为文化重镇，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绝对不是偶然的。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租界而形成的“缝隙”是一个重要原因，“望平街”就位于曾经的公共租界。另外，当时的上海交通非常发达，国内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对外，和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都有轮船航线，对内还有铁路和内河航线。而且上海当时有全国最多的报纸、电台等新闻机构，甚至连弄堂里都有电台——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

有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当时是全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1920年代的上海，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城区面积比刚开埠时扩大了10倍，人口也已达到229万，全国第一。那时候，上海的工人数量就有50多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这些“打工人”的境况非常悲惨，平均一天干12-16小时，一年工作300-320天。而且工作条件恶劣，比如说英美烟厂的工作环境，1919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是这样报道的：“四窗紧闭......烟气弥漫全室，脑子都被熏得麻醉，衣服被汗染湿。此等状况，实不异于身囚牢狱。”

这么个干法，一天多少钱？拿纺纱工为例，1920年，男工一天0.9元，女工砍半，一天0.45元。当年的《新青年》写道，微薄的收入让工人入不敷出，全部工资只能维持最低劣的伙食，“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有的工人甚至吃的是“臭烂不堪之物”。

有压迫就有反抗，上海的工人阶级很早就开始为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自发斗争，非常具有斗争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正痛心“北京只有学界运动，市民不觉醒”时，上海工人已经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首日罢工人数就达到2万人。后来又11万产业工人参加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也正是由此，让陈独秀注意到了上海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1919年上海工人大罢工 图源：商务印书馆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几乎集齐了共产党诞生所需要的所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建党过程中，中共还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跟共产国际也有关。

当时整个欧洲严重打压共产主义，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熟，所以警惕性特别高。而1920年的上海大约有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里面有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就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当中起了掩护作用。

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协助下，中共一大确定在上海举行。开会的地点选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当时这里人称“李公馆”，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李书城的家。

这栋石库门所在的弄堂叫“树德里”，离渔阳里不到800米。这么短短一段路，中国共产党走了整整一年。

中共一大会址 图源：东方IC

1921年7月21日，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全部到达上海，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来开会。考虑到路途遥远，马林还从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这13位全国代表分别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陈公博、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他们打着“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来到上海，住进了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校。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李达、李汉俊向校长借用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临时宿舍”，9位代表就住在这里。校长还特地留了位校工，给客人们烧饭看门。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 图源：新华网

1921年7月23日，一向清净的“李公馆”突然热闹起来，中共一大在公馆底楼举行，会议室是他们家的会客厅，一个18平方米的房间。

出席会议的除了13位全国代表之外，还有2个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有着“南陈北李”之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则因事务繁忙，没能来参加会议。

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直到第八天，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会议进程。1921年7月30日晚上，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声称要找“社联的王主席”。他穿着灰布长衫，进来之后东张西望，当被主人李汉俊告知这里没有王主席之后，他立刻说自己找错地方了，匆匆离开。

这时候，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立刻判断出了陌生人的身份，一定是密探，当时叫“包打听”。他猛地一拍桌子，让大家赶紧转移，只有房子的主人李汉俊和代表陈公博留了下来。后来经过证实，马林的判断是对的，当年的陌生人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中共一大会址 图源：东方IC

十几分钟之后，租界巡捕房的人马就闯了进来，翻箱倒柜、严密搜查，连墙板夹缝都被搜了个遍。搜查过程中，李汉俊一直被盘问，陈公博不停地抽烟，大概抽了得有40根。

就在一个公开的抽屉里，放着来不及收拾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这张草案要是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好在，这张纸当时没有引起巡捕们的注意。上面修改的地方很多，被划的乱七八糟，就像一张草稿纸一样，巡捕们看到了可能都不会在意。如果不是这么一个疏忽，中国之后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

巡捕啥也没找到，例行威胁警告后就走了。虽然搜查没有带来什么损失，但很显然，他们不能在李公馆继续开会了。

这时候，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去。那里离上海很近，又容易隐蔽，可以到南湖包一条游船，在船上开会。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好，纷纷表示赞同。

代表们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太惹眼，所以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和陈公博因为受到注意也没去嘉兴。剩下的人组成了一个“旅行团”，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从上海北到嘉兴的火车。

到了嘉兴之后，“导游”王会悟租了一条船。为了把戏做足，她还特地包了桌酒席，带了副麻将。代表们在里面开会，王会悟在外面望风，有船划近了，她就敲窗门提醒，里面的人立刻开始搓麻将。船过去之后，麻将声也没了，会议继续。

位于南湖的中共“一大”纪念船 图源：东方IC

中共一大就是在这一艘小小的游船上结束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是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下午六点多钟，在南湖的蒙蒙细雨中，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们紧握右拳，卡着嗓子轻轻地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百年大党，但她依然年轻，因为从南湖开始的那份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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