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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一首电影主题曲,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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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7-01 15:44:34
导读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抗日战歌,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为什么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最后成了我们的国歌,这首歌是怎么来的,这些年来它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王慧。上期节目最后给大家留了个问题,你知道国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很多朋友给出了答案,是1935年上映的《风云儿女》,非常正确。这部电影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人主演。

不过,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吗?为什么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最后成了我们的国歌,它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让时间回到1931年,扩张野心急剧膨胀的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序幕,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自此开始。四个月内,日军强占东三省,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国难当头,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迅速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肉之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他们当中有农民、工人、爱国官兵、知识分子,甚至曾经的土匪等等。

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围剿”中央苏区,对日本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这时,中国共产党发出对日抗战宣言。

“不作亡国奴”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自发抵制日本产品。

日货被定名为“仇货”,是仇人的东西。许多日企职工主动辞职,码头工人以罢工形式拒绝装卸日货,日本的对华倾销受到严重打击。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建了一系列“左翼”文化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等。这些“左翼”组织的成员们以笔做刀,通过电影、戏剧、歌曲等各种形式,激发着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田汉,人称“田老大”,是当时“左翼”影剧界的扛把子。田汉有个非常默契的合作伙伴——聂耳,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前进歌》等等,当然还有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左)、聂耳(右

1934年,田汉答应给上海电通公司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也就是后来的《风云儿女》。电通公司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被国民党政府视为“赤色大本营”,1934年在上海成立。

虽然在严酷的环境下它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推出了包括《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在内的4部优秀影片,出版了13期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电通》画报。

《电通》画报 视频截图 

这里就是位于上海市荆州路405号的国歌展示馆,展馆所在的地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1935年初,电通公司搬迁至此,在这儿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风云儿女》。

影片以一段上海亭子间的奇遇开始,到长城抗战结束,讲述两个知识分子由象牙塔走向民族抗日前线的故事。电通公司很看好这部作品,给它配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谈瑛四位主演之外,刚刚步入影坛的周璇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舞女。

当时,田汉先是完成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写在最后一页。然而,1935年初,他还没来得及把故事写成脚本,就因为宣传抗日被捕入狱。

田汉被捕之后,电通公司找到了夏衍,请夏衍把《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改成剧本。当年,原稿的最后一页,也就是写着主题曲的那张纸,不慎被茶水打湿。夏衍怕别人看不清楚,就在旁边誊了一遍。但是有几个字确实很模糊,夏衍就空在那里,然后请写词高手孙师毅想办法填上。

孙师毅认真思考过后,给补上了“炮火”两个字。就这样,在没有刻意改词的情况下,田汉原词第六句中的“飞机大炮”被写成“炮火”。

视频截图

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被捕让聂耳感到义愤填膺,也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听说《风云儿女》结尾有一首主题歌之后,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请缨。

他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还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握住了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当时,聂耳租住在上海霞飞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1258号3楼。他对导演许幸之说:“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

就在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并试唱之后,由于宣传抗日,他也被列入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为了保护、培养聂耳,党组织决定派他出国学习,由日本转道欧洲去苏联。

1935年4月15日一大早,聂耳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从上海汇山码头坐轮船去了日本。走之前,他对夏衍等人说,这歌改完后,他一定尽快寄回来。

4月下旬,聂耳在日本完成了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修改,并把定稿寄回了电通公司。聂耳寄来的歌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后来,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视频截图

影片一共拍了4个月,1935年5月,拍摄工作已接近尾声,只有主题曲还没录制。这时候,电通公司的7位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合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录制。

国歌展示馆里陈列着一张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唱片的A面是《铁蹄下的歌女》,《风云儿女》的插曲;B面是《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视频截图

位于衡山路811号的这栋红色小楼就是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这是一栋法式小洋楼,外墙面的主色调是红色,所以现在大家都叫它“小红楼”。

这里是中国唱片业的摇篮,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聂耳、冼星海、任光、安娥、周璇、胡蝶、阮玲玉、黎锦晖等等。

1935年5月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百代公司的记录册上清晰地写着,《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天灌录完成。这里还保留了当年灌录的母盘,编号A2395。

第一版国歌的7位演唱者是电通公司的司徒慧敏、施超、郑君里、顾梦鹤、盛家伦、金山和袁牧之。由于司徒慧敏、郑君里、顾梦鹤三个是广东人,所以我们现在放这张唱片的时候,还能依稀听出里面夹杂着广东口音。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也就是现在的黄浦剧场举行首映。电影从上映之日起便场场爆满,《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唱出了大家的心声。许多观众为了学会这首歌,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影院,很快电影院就出现了全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

这首歌快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首战歌。著名画家、音乐家丰子恺曾经回忆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35年7月17日,噩耗传来,聂耳在日本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田汉和聂耳共一起创作了14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了聂耳短暂而璀璨的一生中的绝唱。

聂耳很喜欢这首歌,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参与了国歌遴选。当时,有些人不是很认同这首歌,他们觉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了,选用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在听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提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唱响。从此,它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见证者一个又一个重要时刻。

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借此机会,让我们再次唱响国歌,向祖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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