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往往对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注意不够。很显然，民主在扩张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变种。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的扩张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

这种现象其实亨廷顿早就观察到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学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学者，并非这样看，他们把西方民主简单地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民主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西方今天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的民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来自内外两个层面。

就外在因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和美国所背负的，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包袱”的东西。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社会中，存在的对西方和美国的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中东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

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而是其他。尽管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貌似的民主，但并非真实的民主，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ISIS）。

当然，西方衰落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中东，从长远来看，更广大的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地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西方和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预，主要是对这些地区亲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减弱甚至不再继续，这些地区的民主政治的未来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西方和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另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变动，就是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这个变动也必然对非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苏联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部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相似的政权类型。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已经和其中一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确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今天，俄罗斯和其中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密切化。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不择手段。

尽管俄罗斯现在也有多党制和选举，但西方并不认同俄罗斯的民主。俄罗斯在和西方的竞争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中东和乌克兰可能是极端的地缘政治阴影下的政治无序的例子。实际上，即使没有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西方民主扩散到非西方世界之后，便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问题。民主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世界，也就是说，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往往不是内生的。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很多国家的民主问题，都是因为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民主往往是低度的。尽管存在着各种西方式的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但从来就没有运作良好。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制约政治精英，民粹主义泛滥。同时，也没有政治精英来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多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沦落为党争，各自挟持自己的支持者，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而是为了多分一块本来并不是很大的经济蛋糕。因此，腐败、政治激进化、无政府、暴力和贫穷都是这些民主的常见现象。很多发展中民主已经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

无论是从西方的经验还是从后发展中社会（例如亚洲“四小龙”）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要逃避这个循环，政治精英还是关键。这些国家的民主本来就是由政治精英引入，民主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得由政治精英来解决。政治精英之间不仅要对权力分配方式达成共识，更应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达成共识。人们必须意识到，民主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能欺骗老百姓，说只要有了民主，经济和社会好处都会随之而来。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运作一个良好的民主所需要的。没有这些，民主便会走向反面。

不过，这些已经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恶性循环的发展中国家，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并不容易。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长期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很快能够跳出这个循环。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今天人们的权利意识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不能忽视或者低估这种超前的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这样，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换句话说，在非西方国家，如果不想步入西方式民主，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或者说，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的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这也是今天重估亚洲价值观的意义。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之上的民主是不是一个非西方的政治选择？

——摘自 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