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

★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却未必在于外交。

★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日益严峻，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相比于外交上的针锋相对，以软基建和扩大开放“练好内功”更为紧迫。在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亚洲邻居，而非美国，更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应对美国挑战宜多强调“同”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令人忧虑。美苏冷战时期的特征，除了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敌对如美苏，两国间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无法开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范畴很广，早期涉及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现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价值观色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称不是要他们在中美之间选择，而是要在所谓“民主”与“暴政”之间选择。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 “贡献良多”。但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都不是。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也不是。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

因此，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内饱受左倾错误的困扰，在国际上同时反美反苏，处境困难。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最终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色彩，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图说：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图GJ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也是人权。

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比如，现在有一种商业民族主义，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众，散布虚假信息，夸大或者转移事实，误导受众，极其有害。

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跟随美国强硬派的步调，也强调意识形态，肯定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强。嗓门并不等同于话语权，声音大、能开骂，不是话语权。中国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中美关系，不要轻易被激怒，要认识到两国之间并没有舆论场上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的差异。

此外，中国要主动介入和引导两国关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种国际危机使美国回归理性。美国会回归理性，但若放任不管，无异于放任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国家虽然不愿选边，也只能视自由落体落到哪一点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多数国家会怎么选择呢？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却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图说：美国防疫物资短缺，特种兵加入做口罩行列。  图GJ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已取得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诚如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说:我们国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国家东西部还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挑战依然艰巨。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学习亚洲智慧搞好“软基建”

我认为，“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低收入群体也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图说：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建造大量组屋。 图GJ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必须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扩大开放，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扩大开放的决心，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智慧和理性的体现。但在新常态下，中国要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更加重视对大湾区、长三角、海南岛等开放型经济区的打造。如果没有几块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是不利于实现经济转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西方在经济平台与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依然明显，因为西方最好的技术与人才还都留在西方。疫情后，这些生产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方优势生产要素之所以无法向发展中国家流动，除了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西方嵌入式经济平台的整合优势是重要原因。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由于政策、人居、文化和开放程度等优势，资本、技术与人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到这些地域。一旦离开这块地域，这些要素就难以发挥既有的作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级别的经济平台。像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在今天就面临实体产业不断流出的挑战。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打造几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才能增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战国策》记载了相国邹忌劝谏齐王，使齐王通过明修内政“战胜于朝廷”的故事。新冠疫情的爆发，客观上更加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战略定力，通过改革开放充实自己的“内功”。

人物简介：

郑永年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教授。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数十部，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