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永年】

在二战后的岁月里，东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发展形势堪比18世纪西方的崛起。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该地区相对于西方，平均收入大幅提高，而在其他所有“发展中”地区，包括拉美、非洲、西亚和南亚，它们的平均收入要么下降，要么保持不变。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东亚奇迹”一词应运而生。

随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东亚奇迹？东亚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奇迹的？

与任何政治经济体制一样，东亚奇迹的核心也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东亚政治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体制，其奇迹可以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解释。如前所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包括：

(１)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２)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些固定成本相对于可变成本来说较高的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灌溉渠道和下水道。

(３)提供包括国防与国家安全、教育、基础研究、市场信息、法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

(４)促进制度发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５)在出现明显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冲或消除出现的价格扭曲。

(６)将收入重新分配给最贫穷的人，以充分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如前所述，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大萧条和战时的困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赋予了矫正市场失灵的重大作用。

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也被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经济学家所采用，并成为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基础。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许多特殊情况，如私人储蓄率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下降、内部市场小、人力资本存量有限、掌控大型组织的少数企业家的存在以及普遍的就业不足，都意味着欠发达国家政府要发挥比发达国家政府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家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中都减弱了。在较不发达国家，人们认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了消极作用。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催生了需要长期补贴的效率低下的工业，而看不到一点实现国际竞争的希望。

此外，政府的广泛干预往往会产生大规模的“寻租”，将经济主体的精力从生产转移到游说上，要求政府增加补贴和保护。相反，一些最成功的欠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所谓的“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利用市场激励和强大私营部门推动的外向型模式，实现了非凡的工业增长。

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些经验表明，是否遵循新古典主义的药方，决定着欠发达经济体的成败。对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来说，没有必要使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东亚奇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新古典主义认为，东亚发展的动力与其说是资本构成，不如说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旦建立了资源有效分配的制度安排，投资就可以自行解决。有效利用资源的必要制度安排就是竞争性市场，特别是与国际市场相融合的国内市场。因此，政府应该让经由市场机制来运作的私人生产者，来提供除某些“公共产品”之外的所有物品。

有一大批文献对东亚奇迹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将日本的经济表现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个人和企业的行动与努力，以更大程度的自由来回应市场上提供给商品和劳动力的机会。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政府一直在提供支持，也确实在为增长创造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它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

日剧中的上班族

陈坤耀(Edward Chen)断言，在东亚经济体中，“基本上没有国家干预。国家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适合企业家履行其职能的环境”。“通过国家干预把资源引导到需要的渠道”这类做法，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表明：“自由市场环境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使各经济体朝着生产能力边界的最优点迈进。”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也指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广泛依赖于私人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相比之下，严重依赖中央计划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社会主义中国则经历了经济停滞。”

简单来说，从新古典主义的视角来看，东亚经济体之所以比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做得更好，是因为东亚国家几乎不干预市场的运作。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未必否认国家的作用，但国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只是一种边缘性和补充性的地位。因此，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并没有对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提出根本的挑战。

出于对新古典主义解释的不满，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学者，都试图对东亚奇迹做出其他解释：一些人强调儒家价值观和节俭的消费偏好，以及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另一些人则强调，西方对共产主义的防御，使得西方资本积累的节奏产生了外部需求；还有一些人则强调企业管理的技巧。

在所有这些非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中，最流行的非正统解释强调了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一类文献有各种各样的术语，例如，“发展型国家”“联盟资本主义”和“战略资本主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常常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

在这类文献中，大多数学者把国家的作用置于东亚奇迹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正是东亚成功的主要因素。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对这一解释做了简短的总结：

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是，要在一个政策体系和一个主要是私营市场的体系之间，进行协同的联系。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产出都会成为另一个体系的投入。政府以其对产业和贸易形象的恰当认知，给私营部门制定规则和有影响力的决策。

通过这一机制，市场的优势(分权化、竞争、多样性和多重实验)就能够与部分隔离生产者免受自由市场不稳定影响的优势相结合，也能够与某些行业的投资优势相结合，这种投资优势是政府受到刺激后所选定的，并且对经济的未来增长至关重要。这些结合改善了自由市场的结果。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是基于他对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案例研究而提出来的。约翰逊认为，东亚所有表现亮眼的经济体，其制度安排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１)国家行动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经济发展，其政策目的是增长、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不是福利。增长或竞争力目标的实质，来源于与外部参考经济体的比较，后者为国家管理者提供了模拟模型。

(２)国家保障私有财产和市场，并限制自身的干预，以符合这一承诺。

(３)国家通过工具来指导市场，这些工具由精英经济官僚制定，他们由“领航机构”或“经济总参谋”来领导。

(４)国家参与了许多与私营部门进行协商和协调的机构，这些协商过程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５)国家官僚进行“管理”，而政治家则进行“统治”。政治家的职能不是制定政策，而是为官僚机构创造机动的空间，同时也作为一个“安全阀”，迫使官僚机构响应群体的需要，因为体制稳定有赖于这些群体。这种职能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保持国家的相对自治。这种“管理”与“统治”的分离，伴随着“软威权主义”，即对一个政党或机构的政治权力的长期虚拟垄断。

在约翰逊之后，一些学者也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尤其是在“四小龙”的身上。在对韩国的研究中，帕尔韦兹·哈桑(Parvez Hasan)将关注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根据他的观察：

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经济依赖于私营企业，它们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在韩国，政府的作用远比仅仅制定游戏规则和通过市场力量间接影响经济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似乎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常常在几乎所有的业务决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和他的合著者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开启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加速，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其主要引擎一直是私营企业。政府与高度活跃的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系列难以看透和描述的相互联系，政府致力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方向，私营部门面临着规划机制与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结构之间的对立。

如果将韩国的规划解释为不仅包括政策制定，而且还包括政策执行的技术，那么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指令性”。政府之手通过对激励和抑制的操控，深入单个公司的活动中。与此同时，这种情况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描述为指令经济。

三星集团，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罗伯特·韦德利用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证据，提出了他所谓的“管制市场理论”。他观察到，这三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其政府致力于增强国内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最终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共同点十分强烈，几乎是毫不含糊。这一承诺，促使三个政府为管理市场创设了相当类似的政策和组织。它们出色的经济成就，使人们合理地认为，它们创造了一种更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其他国家从中学习是明智的。

韦德认为，东亚经济表现出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列因素的综合作用：(１)生产性投资水平很高，使较新的技术能够迅速转入实际生产；(２)对某些关键产业的投资，比在政府干预缺位的情况下要多；(３)许多产业直面国际竞争，即便在国内市场不是如此，在国外市场也是如此。

不难看出，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对市场和国家角色的重视程度不同。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它将东亚地区的优越表现，解释为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来自更自由运作的市场，包括国内产品市场更紧密地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因此，这些国家表现出了“正确定价”的优点，“正确”意味着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保持一致。

例如，世界银行在其1993年发表的《东亚奇迹》这份报告里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体，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8个经济体(HPAES)通过良好的基础，实现了高速增长。”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东亚的经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由化的市场是组织经济的最佳方式。国家要保护产权，保障公共产品供给，但不能给予有方向性的推动力。更具体地说，国家应该创造并维持高效、免租的市场；一个高效、廉洁的公共部门，能够监督一系列狭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参与式民主的分权安排。这些条件越到位，发展和繁荣就会越多。

与此相对地，发展型国家理论则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将东亚地区的优越表现解释为一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促成的结果，这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既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许多其他最不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政府政策故意进行一些“错误”定价，改变了向分散的市场主体发出的信号，使它们做出了错误的回应，并利用非价格手段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由此产生的高水平投资，导致了设备的迅速更新换代，从而将新技术快速地转移到实际生产中去。

然而，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区别，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大。最新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平衡的分析。例如，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参与了许多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决策，他认为，尽管总体经济政策是积极的，但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经济政策能够放之亚洲地区而皆准。他发现，在一些经济体里行之有效的干预主义政策，在其他地方却失败了。

他在研究中采用了一种更加动态的方法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里国家角色的变化。在一个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政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里可能会失败。收入分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奉行平等主义的东亚社会，如今的分配结果却分道扬镳，日本维持着适度的贫富差距，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在全球化时代里见证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经济体之一。

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综合，来自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NSE)。凭借其在中国经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丰富经验，林毅夫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里，国家可以通过适应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kron)和库兹涅茨(Kuznets)建议国家应当积极干预，以创造有利于工业化的要素价格，而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持有这种主张，而是认为国家应将其作用局限于提供信息、培育新产业和鼓励外国投资，同时依靠市场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林毅夫的建议反映了中国改革时期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区域性经验，如浙江和广东的经验。虽然这一理论旨在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但它似乎只解释了中国多样化和复杂经历的一部分。

炫彩“小蛮腰”，图自新华网。

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各种将它们综合起来的理论，都试图解释中国。一方面，学者们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韦德和他的合著者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DS)和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SDS)的理念与经济体制非常不同，但它们有最大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成功的范例……由一个强大和普遍存在的国家倾举国之力进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主义学者来说，中国就像其台湾地区、韩国等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一直在按照英美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抛弃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的残余。

很明显，什么样的理论适合中国，取决于人们想要关注中国发展的哪个方面。如果把关注点放在基层私营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上，那么改革时期的中国就符合新古典主义理论。如果把关注点放在国家在私营部门和市场体制发展中的作用上，那么中国就符合发展型国家理论。

同样，人们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新古典主义理论或发展型国家理论，也并不困难。我们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争论哪种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情况，而是探索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独特模式。

我们之所以讨论学者们如何看待东亚经济，是为了支持我们的观点，即中国不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正如它不是西方市场体制的一部分或者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一样。这是鉴于以下两个简单的因素。

第一，在东亚模式中，尽管存在协同的产业政策和像经连会(Keiretsu)这样的机构间媒介，但国家与市场之间仍有一个界限。东亚模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国家或市场是否应该存在，而在于它们各自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相比之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国家对市场的主导。

第二，东亚模式的核心是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有一些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具备的结构性条件，例如，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央企)、地方企业家型发展型政府，以及仍然强大的国家级规划机构，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说明的，这一单一因素可以改变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