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接下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会后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到，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党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助于更精准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与发展路径。

本文节选自《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篇幅所限，文章内容有删改。

【文/郑永年、杨丽君】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现代性探索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都在讨论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过程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因此，即使论及中国共产党，话题也总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是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实际上，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很难理解其他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

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是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超过1亿，大多数社会精英都在党内。传统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义为“先锋队”，“先锋队”就是要起领导作用的。所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这1亿人现代化了，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现代化，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实现不了现代化，那么就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如果中国共产党自身首先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就有能力引领国家的现代化。

简单地说，中国所有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都取决于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引入的改革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讨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治理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演进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是在启蒙运动中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守旧和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转型和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遏制了任何可以催生重大政治变化的因子。儒家成为唯一的统治哲学，而儒家的核心就是维持统治。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到晚清的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但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和黑格尔的观念一致。中国学者金观涛等人的“超稳定结构”也是这个意思。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也可以说中国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社会是可以有进步的，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要有进步。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尽管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形成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持不同观点。

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自然，这里面也引申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最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或者为了生存而调适自己，而后者则是追求变化，而且是无穷尽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深刻。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仅仅是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自身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也表现在今天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其执政合法性的政党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了党的现代性，即要达成解决“普遍贫穷化”问题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在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比如，“干部四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居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

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实际上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局面。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6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近7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在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说明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商业化对党作为组织及其党员个人的负面影响。

党内出现的这些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随波逐流，向这些“现代性”投降，那么其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重申自己的使命，强调自己的初心，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他的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了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去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如前所述，在中国，“政党”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方，政党是竞选的工具，此外并无其他功能。在中国，政党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规定和界定的，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获取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现代性与政党的新使命

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政党主要通过选票计算来获取其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决定了执政党的现代性，而非相反。在精英民主时代，西方也是通过精英之间的共识来执政的，普通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决策都是精英的事情。但在进入“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之后，政治精英就失去了决策的自主性。这里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选票是社会成员给的，社会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性质。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今天西方政党危机的根源，随波逐流，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政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演变成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情况正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做出的承诺。这里的逻辑也很明显，即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

所以，在每一个重大时期，执政党领导层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了？”“未来往哪里去？”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执政党确立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些之后，才会有具体的行动方案，然后以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一套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起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变化，但基本制度构架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套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代仍然需要完善和改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也是一个基本判断。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今天，中国发展到了另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做出的新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执政党也看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肃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关切“两个一百年”的重要背景。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规划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此后，因为中国的加速度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20世纪80年代的规划做出了修订，提出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计划。

十九大报告更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2017年的十九大到2022年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九大报告中，对从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的现代化目标再做出两阶段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应当说，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经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2000美元。

不过，如果中国要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只有五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五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在这些经济体的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式的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太大的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

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增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美西方经济体之间经常因为各种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乐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因此，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两国会不会最终进入冷战状态？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切的问题。

但是，较之这五个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以前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说的是东亚如何从日本开始实现经济起飞，然后扩展到其他经济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起飞的经济体，之后随着日本内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开始转移到其他经济体，而日本本身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经济现代化扩散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

中国是后来者。不过，中国内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雁形模式”。直到今天，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部正在起飞，西部仍然有待开发。就技术而言，尽管外部环境并不明朗，但经过四十来年的发展，中国的技术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可以实现起飞的程度。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多穷人，这些都指向中国今后发展的巨大空间。同时，就外部而言，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一个阶段里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是中国最近提出“双循环”策略的理性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既是问题，也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存在一个有效政府。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很难把这些潜能都发挥出来。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性就能够保证有效政府的存在。

《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郑永年、杨丽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