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帝国如何给自己拉仇恨

来源:观察者网

2014-12-21 08:15

郑渝川

郑渝川作者

时事评论员,书评人

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光临凡尔赛。他是美国总统,更是学术明星,曾提出行政与政治两分,由此创建了行政学,奠定了这门学科的一般原则,还认为政府应当像商业组织那样注重效率。各工业国家第一代经过行政学学术训练培养出来的精英,亚非拉殖民地那些被选送到欧美名校学习法律和行政学的土著精英,也都是读着威尔逊的书长大的。他还是个卓越的教育家,曾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竭力推动废除类似于骷髅会这样的由权贵子弟学生组成的学生组织。

“和平主义者”威尔逊总统也有见不得光的一面。

出现在凡尔赛会场的威尔逊,光芒万丈。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欧洲参战国欠下了美国很多钱。威尔逊也没有让与会者失望,提出了一个十四点和平原则,建议成立国际联盟,强调民族自决权,呼吁实现持续的和平及贸易自由。这样一个威尔逊,简直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啊……

后来的人们才发现,威尔逊也有过很多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执政记录,比如说一战后期为了赶上对德宣战、瓜分战利品,不惜夸大及伪造德国对美国的威胁。威尔逊亲自批准成立了战略宣传部门,专司妖魔化德国,在国内还掀起针对德裔美国人的排斥运动,其手法在后来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学到并“发扬光大”。美国参战后,在征兵环节公然动用科学性未获验证的智商测试,并得出犹太人、东欧族裔及有色人种智商较低的结论。

至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最终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若干和平原则,把眼巴巴期望他主持公道的中国、犹太人和中东阿拉伯人、其他一些殖民地抛在一边,其实在和会开始前就已经为英法列强所预知。一个用后来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手法挑起跟西班牙的战争,趁火打劫攫取了邻国半数以上领土的国家,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期悍然鼓励本国商人组成武装力量去颠覆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家,必然将成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同伙,哲人王也将变成大盗,英法列强对此很有把握。

一个帝国粉碎另一个帝国的美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美帝国的形成》的第三版。书作者是巴西当代最为高产和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巴西利亚大学前教授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班代拉从教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孜孜不倦的研讨巴西的邻国关系,以及美国霸权问题。这本书重点探讨了一战后的百年内,美国是如何一步步扩充霸权,是如何“一步两步……摩擦,摩擦”走出了“魔鬼的步伐”,如何满世界拉仇恨。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谈到了20世纪晚期、21世纪初期对美国霸权构成切实威胁的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是如何由美国一手培育而成。

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看到班代拉的这本书,想必要哀鸣“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在班代拉的笔下,罗斯福简直就是小布什“先发制人”的先驱。书中提到,希特勒上台后,不仅推行了疯狂的扩军政策,而且也在贸易领域也掀起了扩张态势。由于1929年大萧条期间美国抬高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产业,这方面政策具有一定延续性,使得德国轻而易举攻入拉美市场,在二战打响前甚至取代美国成为了巴西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班代拉以嘲弄的笔调谈到,罗斯福在德国兼并苏台德区后致信希特勒,要求对方承诺10年内不对31个国家发动进攻,列出详细的国家清单。希特勒对此的回应是,在德国国会大厦公开演讲,指出1919-1938年全球发生了14场战争,德国没有卷入任何一起,而美国均直接介入;同期,全球还出现了上规模的26起暴力干涉和制裁行动,德国也没有参与任何一起,美国却卷入了6次。希特勒反问罗斯福,如果美国真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自己爱和平,还管得挺宽,就无法解释干过的龌龊事,反过来,如果美国认为其独揽西半球事务的特权是正当的,那么德国对欧洲大陆的同样图谋也就不能说是肮脏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哥不说二哥”。

希特勒对罗斯福的诘问,事实上意味着两国撕破了脸皮,接下来就是怎么寻找宣战借口的问题了。班代拉不忘继续嘲讽罗斯福,认为1939-1941年美国重整军备计划,压根就是从德国抄来的。当德国迟迟不对美国宣战,罗斯福最终选择刺激日本,只是没有想到珍珠港事件会招致过大的损失而已。

班代拉认为,美国之所以要在二战中坚定不移的打垮德国,是因为后者才配得上是美国的对手,而大英帝国暮气沉沉,法国政要忙于派对和艺术,只有德国的领土野心和贸易扩张态势才构成具体的威胁。一个帝国必须摧毁另一个帝国的美梦。正因为这样,二战晚期,美军为主力的盟军在德国本土投下了明显超过摧毁德军战力很多的炸弹,发展到最后,苏联作为“抢戏者”出现,苏联红军在德国本土犯下了抢劫、掠夺和强奸等过于显著的罪行,“成功”帮美国拉走了德国人的仇恨。

对“隐蔽行动”上瘾

关于安抚战败国,杜鲁门的表现要比20多年前的威尔逊更好。对于殖民地国家,前者事实上也确实做了更多工作,帮助一大片一大片的殖民地从英法葡列强统驭下,解放出来。杜鲁门不是什么“活雷锋”,被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当然需要纳入美国的战略控制,而美国的控制手段要比苏联及之前的英法列强高明得多,即一方面公开宣称不干预新兴民族国家的内政,另一方面则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量开展“隐蔽行动”。

“隐蔽行动”最常见的手法,就是扶持新兴民族国家特定的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集团的反对势力,还有资助贿选或打击反美势力参与的正常选举、非正常选举,鼓动工人运动,策划暗杀。有些政治学者辩解说,美国此举在于推进民主,目的和用意都是好的,手段绝大部分也是好的。嗯,听上去有点意思,不知道英国曼彻斯特联队的老板能否给利物浦队的守门员发奖金,鼓励其在对曼联队的比赛中多丢球,每丢一个球奖励若干。

“隐蔽行动”要比合法、合乎国际准则和外交规则的行动管用多了。但这种手法类似于七伤拳,用得多了,会有反噬性。在越南问题上,最初美国政府扮演的是看热闹、挑唆激化事态的角色,但事情越闹越大,看戏者也就下桌打牌,打着打着打成了“相公”。史料证明,当时的北越和南越其实都有和解的愿望,这跟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南北双方完全不一样。但美国当时确定了一个底线,因为南越政权参与签署了围堵中国的《马尼拉条约》,因而必须避免中南半岛以任何方式被共产党势力控制。当法国被证明无法控制中南半岛局势,美国取而代之,并捏造北越武装力量偷袭美国舰队的口实(跟希特勒谎称波兰部队攻击德国如出一辙),打响了越南战争。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声望如日中天。但因为大量滥用“隐蔽行动”,过于明显“把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权力据为己有……华盛顿试图以此保持它主宰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凝聚力并助长军国主义,满足美国军事工业的要求,支持那些维护美国公司利益的右翼独裁政府”——仅仅10多年后,195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拉美诸国,每到一处都遭遇口水、石块和臭鸡蛋。尽管巴西等国的政要劝说美国改弦易辙,调整其拉美政策,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美国总统还是活生生的把卡斯特罗的古巴,从美国身边推到了苏联阵营。肯尼迪在任期间还不择手段,允许情报部门伙同黑帮组织对付古巴和南越领导人。驭虎不成,反遭虎噬,肯尼迪本人也死于黑帮分子暗杀,暗杀者就有中情局背景。

越南战争其实已经证明,不论帝国如何强大,军事手段也存在其局限性。时任总统约翰逊对此心知肚明,但军火商通过战争收获的厚利,让战争根本停不下来。班代拉指出,越战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成果,即以战争订单通过滋养美国军工复合体,让“隐蔽行动”获得军工企业、军方、情报部门及民用工业企业的更多支持,国会也就不可能对之形成障碍。

1970年代,整个拉美迎来腥风血雨。基辛格直接审批了推翻智利阿拉德政府的方案,而此后拉美其他国家的残酷政变,也可见到这位资深官僚参与遥控的身影。阿根廷政变后,军政府甚至对三名美国公民也施以酷刑,这要是奥巴马当政,是绝不可容忍的事情,但基辛格却非常主动帮助阿根廷军政府将反对者界定为恐怖主义者。只有处于丛林状态,只有帝国时期,才会有基辛格这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操弄权术的空间。千算万算,基辛格没有算到的是,尼克松竟然把隐蔽行动用到了美国内部的党派政治。

“以夷制夷”的如意算盘落空

1977-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已意识到自己的统治风雨飘摇。美国竭尽全力支持其政府,但这已无法阻遏流亡者霍梅尼的崛起,什叶派革命者丝毫不掩饰对美国的反感,并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扣押了大批人质。

班代拉谈到,1979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接受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批准中情局资助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势力,以在这个美苏势力交错对峙的小国占有更大优势。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后,资助规模被进一步提高,大批极端主义者获得美国提供的武器,包括防空导弹,其宣传手册甚至由美国帮忙印刷。布热津斯基当时就意得志满的认为,资助阿富汗乃至整个西亚、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可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扩张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遏制伊朗,更妙的是,还可以挑起苏联中亚的几个共和国的离心倾向。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亚和西亚地区被“广泛唤起了一个基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更多自我认同倾向”的社会潮流。《美帝国的形成》书中还引据档案资料指出,中情局当时还动员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10万名极端主义者前往阿富汗。这10万人中,就有来自沙特的富豪子弟本·拉登。而“基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更多自我认同倾向”的思潮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陆续渗透到西欧、中欧国家以及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在美国此后30年里加紧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与渗透,发起两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上述倾向激活的极端主义者就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启蒙者。

美国等大国的反恐大业自此就已经拉开序幕,帝国就这样为自己制造了最强大而最无孔不入的敌人。


《美帝国的形成》,(巴西)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著,舒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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