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遏制政策提出者到批判者，乔治凯南的复杂人生-郑渝川-观察者网

【文/郑渝川】

我们当然不能说乔治·凯南（1904-2005）挑起了冷战。事实上，他在1946年-1947年虽然发出了震惊世界的“长电报”——一篇笔名为“X”的论文，敦促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很快被美国外交研究领域誉为顶尖的苏联专家。但这种声望很快就褪去，他在美国政界、外交领域和学界的实际影响力并不高。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乔治·凯南自己很快就改变了对苏问题的看法。1948年2月，他就开始主张美苏和解，强烈呼吁放弃军事对抗，通过政治遏制来限制美苏争霸的势头。到了1950年代，他甚至公开呼吁美苏两国共同从欧洲撤军。欧洲人对这种呼吁很赞同，但美国和苏联两国政府都将他看成是麻烦制造者。乔治·凯南在美国的处境形同政治流放。

同样是在1950年代，乔治·凯南就预言俄罗斯对东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终将崩溃，但必须避免北约过度扩张，不能扩张到俄（苏）边境，否则会导致形成一个对美国和西欧抱有持久怨恨的俄罗斯。

乔治·凯南本身的观点频繁变动，他更像是一个在体制内不受重视的研究专家，所以频繁在媒体和公开发言场合抨击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这种政策是不是他之前呼吁采取的。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资料图

凯南自身充满着矛盾，比如他因曾作为美国驻苏使馆的官员，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苏共“大清洗”运动，因而对于斯大林领导集团深恶痛绝，这种痛恨使得他丢弃了基本的公允考虑，所以甚至在之后转任美国驻德使馆外交官员后，对于德国的战争暴行、屠戮犹太人的做法也仅仅是讨厌而已，哪怕德国已经侵略苏联，他也反对美国与苏联结成战时同盟。

但与其他很多反苏、反共美国人所不同的是，乔治·凯南真心热爱俄罗斯文化，风流成性的他对于俄罗斯美女也趋之若鹜，他还喜欢俄罗斯民间习俗，厌恶美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潮流翻涌导致的淳朴民风丧失、都市民众喜好纸醉金迷的享受。他只是单纯地不看好布尔什维克建立起的苏联，反对苏共。但是他的思想意识里边又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反对布尔什维克，这里绕来绕去的关键就是，对于俄罗斯、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组织，他都抱以欣赏，但合在一起，他认为苏共的统治和治理方式，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于民众体谅不足，背弃了马克思所说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最最最关键的是，苏共复兴的苏联，不但没有克制，反而还放大了俄国自莫斯科公国以来形成的扩张主义倾向。

乔治·凯南的矛盾性，还表现在他似乎在复原或者说追寻一种更接近于古罗马式、美国开国时代那种外交以及内政事务处理模式。这种模式下，由少数杰出的外交和政治精英人士主导重大事务，这些精英凭借道德节操和政治觉悟恪守对于国家的忠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后，他认为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外交官形同草台班子，轻率开战，因而他坚决反战；但与之同时，凯南又反对当时美国诸多名校的大学生中兴起的反战抗议活动，因为他认为这种抗议和反对，跟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德国的年轻人热情拥护纳粹政党、20世纪第2个10年俄国的年轻人先是热情地拥护沙皇发起世界大战而后又热情地支持布尔什维克一样，从来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冷战史教授弗兰克·科斯蒂廖拉所著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一书。这本书充分详实地展现了乔治·凯南边缘化的一生，他是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却批评美国实施遏制政策。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他的思维混乱而敏锐，融合了大量的感性，也穿插了显著的理性。

乔治·凯南未满1岁时，他的生母就因阑尾炎去世。他的父亲再婚，俗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凯南的父亲在孩子13岁时就将其送入了军校，虽然凯南的生母一家其实留下了足够多的遗产。凯南本可以像同时代的其他中上阶层的子弟那样进入常春藤盟校。经过军校培养，凯南凭借天资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但录取名次是最后一名。当然，他大学期间的成绩仍然上升到了中上层次。尽管凯南在成长过程中与自己的几个姐姐发展出非常浓密的情谊，但缺乏父母的关爱仍然使得他高度缺乏安全感，养成了情绪化来驱动问题判断的习惯——这种个性化、个人化的方式将深深影响他之后对于美苏关系、苏联问题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被美国外交部门录取后，考公上岸的凯南被安排到柏林、塔林等地学习德语、俄语等语言。他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观察俄罗斯。事实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种就是德意志人，俄语、德语基本上是混用的，文化融合也非常显著。沙皇俄国被推翻前，宫廷贵族也有相当数量是德意志人。《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书中描绘了乔治·凯南在正式成为外交官员之前，在就学地与多位俄罗斯的、挪威的、德国的女性谈恋爱的经历。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最终导致凯南继承的遗产被粗心的经理人葬送。他开始大幅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美国民主纯属欺骗，但同时基于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分析，认为布尔什维克虽然正确分析了俄罗斯的问题，也正确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缺点，但他们对于如何改造和治理俄罗斯存在想当然的乐观态度。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凯南甚至认为，美国开国时期的精英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源自其反民主的精英主义。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放弃了之前不承认苏联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双方外交关系。1933-1934年，美苏关系开始进入短暂的蜜月期。包括凯南在内，首批赴苏的美国外交官惊奇地发现，苏联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欧美媒体宣扬的那么愚昧、好战，而且这些外交官也深深陶醉于俄罗斯女孩的迷人身姿。在当时，苏联政府甚至不限制美国外交官与莫斯科等苏联城市平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间的往来。凯南虽然还是不看好苏共的治理模式，但与当时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一道，都幻想着或许苏联真的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和西欧国家那种道德败坏的、也能够让民众普遍幸福的道路。

剧烈的转变在1935年出现。斯大林决心清算托洛茨基在苏共内部的残存势力。苏共和红军的大量高级官员与将领被蹊跷地指责为是叛国者，这其中包括许多此前奉命与凯南等美国外交官保持接触，以卓越的学识以及对苏联建设成就和苏共领导表现出高度自豪而折服了美国外交官的苏联外交官员和知识分子。凯南身心俱疲、连篇累牍地将苏联报纸上声讨叛国者的报道翻译成英文，再传回美国国内。他开始认为，苏共使得俄罗斯偏亚洲的特性，或者说西方知识界指责的俄国的“鞑靼属性”占了上风，摒弃了西方文明的特点。他甚至认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宗旨也是高度不吻合的。凯南判断，斯大林以及彼时的苏联，其实已经不再属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而是大幅转向了俄国旧时的扩张主义、以国家利益为先、害怕与西方文明接触，“摧毁了苏共作为‘生命力’和‘政治情感源泉’的角色”。

多年后，赋闲在家的凯南接到美国外交部门的通知，受命到欧洲会晤苏联的叛逃人员，斯大林的女儿。他与她后来成为了邻居。在那一刻，他深感自己胜过了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