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对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影响深远，不仅掀起了“反服贸”议题，而且冲击了当年底的“九合一”选情，甚至牵动蓝绿两党对2016年“大选”的布局。为什么一场学生运动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如果仅就这场学运本身进行分析，难以解释其超越台湾校园的社会反响和政治动荡。因此，有必要拉长时间轴线，拓宽研究视野，探究在台湾延宕三十多年的“国家认同”争论对当前台湾新世代社会心理的塑造，分析二十多年来台湾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对当前社会运动态势的影响，才能透视这场学运所折射出来的台湾社会变迁，把握今后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思潮演化的方向。

当代台湾社会动员论述的演变

社会动员是社会组织传播其理念、扩大其影响以及提升其支持率的基本方法，是竞争型政党政治体制下政党组织的常见行为，核心内容包括动员论述、动员策略和资源投放等方面。最近十年来，随着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朝野易位”，这两大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论述主轴也发生了变化，认同问题逐渐沉淀下来，阶层分化问题日益凸显。

“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上承民族主义谱系，下接政治社会学理论，在后殖民、后内战与后冷战的两岸关系背景中，这个概念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还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认同过程的很多特征。2008年以前，以省籍—族群—统独争议为核心的认同矛盾，成为台湾民主转型中最敏感的社会动员议题。[1]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台湾三次“大选”中，民进党注重沿着省籍—族群—统独的社会分歧线进行切割式的社会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政治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2]这种社会动员论述，包括两方面的传播策略：一是在台湾内部强调族群-省籍的身份区隔，二是在两岸议题上强调统独立场差异，而且外省籍经常被看作倾向统一。[3]

不过，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引发台湾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改变了蓝绿两党的社会动员论述与策略。台湾的民意调查发现，虽然2008年以后“台湾人认同”逐年增加，但是省籍—族群—统独问题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尖锐，族群问题已经不再是2008年大选的主要问题。[4]台湾政治学者研究发现，自2009年起，民进党将台湾政党的社会分歧线从过去的族群与统独分歧，转移到所得分配不均的阶级分歧，而且民进党主张在坚持“台湾主权”下，成为社会弱势阶级的代表，以区隔国民党既轻忽“主权”又代表资本家的政党形象。[5]还有一种分析路径指出，2008-2012年，民进党的社会动员论述在“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以便在全球化和社会公正议题兴起的年代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动员。[6]

概括地说，自2008年以后，台湾蓝绿政党的社会动员论述，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出现变化。[7]

第一，台湾的本土性“国家认同”不断积累，沉淀成重要的社会共识，主要政党在选举期间淡化对本省/外省省籍的区隔和对族群差异的区分。

第二，以财富和职业为核心的阶层意识加速形成，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成为选举期间各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新空间。

第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视经济增长复苏的政见和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见分别成为蓝绿两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基调。

第四，两岸关系议题与台湾公共政策议题紧密互动，形成复合的政策议题网络，台湾政党和选民都在这个网络中重新定位自己。

认同政治维度下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台湾社会认知

民意调查与统计分析发现，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差异影响到他们对两岸经济交流利益的判断。亦即，在当代台湾社会，认同观扮演着透镜的作用，看似客观实在的经济利益，经常在被选择性地用国族认同观过滤后，才转换成认知和评价。这多少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关系的评价偏离了客观实际。

台湾“中央研究院”吴乃德研究员提出“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排除了“战争威胁”和“两岸发展差距”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干扰，力求准确测量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选择。据此方法设计的问卷，要求随机抽样的受访者回答两个问题，问题1是“如果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不是同意台湾应该独立？”；问题2是“如果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当，你是不是同意两岸应该统一？”。对问卷答案进行交叉联列和统计分析，揭示受访者真正的认同，并描绘出调查样本的认同分布趋势。[8]2011年“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涉及两岸经济交往与台湾人国族认同的关联问题。根据上述“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分类，国族认同被分为“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双重认同”和“维持现状”及其他，而两岸经济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正面、负面进行量表划分。数据关联统计参见表1。

表1：台湾的民族认同与两岸经济交往之关联

（资料来源：“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效应研究小组第一次民意调查”，台北，2011年；参见吴乃德：《中国崛起的政治效应：民族认同与政党支持》，中国效应专题研究小组第一次小型研讨会，2011年4月23日。）

分析表1可见，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比例，高达88.9%。而认同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受访者中，对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正面与负面看法比例分别是38.1%对41.1%。至于“双重认同者”和“维持现状者”的看法，也是多数认为有正面影响（分别是76.2%和73.7%）。这些数据说明，对台湾经济如何受两岸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认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认同观直接影响了利益观，主观性盖过了经济理性。

这种基于认同观的利益观，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利器。双方分别从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认同观的民众——中动员和收获选票支持。实际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贸”具有相同点：具有台湾民族认同的民众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而具有中国民族认同的人则多持支持态度。

阶级政治维度下的阶级意识与反商情结

1、贫富分化与阶级意识

台湾的贫富分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紧密联系，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不过最近十多年来出现加速分化的问题，并引起阶层分化和阶层意识的崛起。

从家庭所得/收入来看，受薪资停滞、通货膨胀以及相对剥夺感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家庭之间的所得分化逐年扩大，近年来更加明显。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数据，对台湾家庭可支配所得进行分组统计，描绘出最近三十多年来台湾家庭所得分组变化图（图1），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富有的上层家庭和中下阶层家庭的所得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图1：台湾家户五等分组所得差异变化（1980-2013年）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编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2014年10月。）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class）的划分标准是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的经济因素，而社会学划分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标准则比较多元，包括经济、职业、权威、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声望等，社会分层的内涵因此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而有差异。由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本身日趋多元和复杂，今天阶级与分层的概念常常混合使用。

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随着二十多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内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阶级意识逐渐抬头。在工业化时期，台湾的中小企业靠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才得到出口谋生的良机，锻炼了台湾中小、小微企业主们的生命力，促成了比较顺畅的阶级流动，因而缺少稳定的阶级意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规模庞大、组成复杂、边界模糊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这个阶级规模自2000年以后十年间一直处在40%左右。[9]

在经济停滞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队伍里。这种社会分化说明：近年来台湾流行的阶级话语体系，是阶级分化和政党竞争下被建构的产物。从“反马”与“恐中”情绪在阶级话语中的发酵可以看出，台湾的内部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2、新世代的危机感

在贫富差距和阶级意识崛起的社会背景下，以“首投族”为代表的台湾新世代青年出现了很深的危机感。首先是高学历青年的失业问题。图2显示了1990年至2014年7月的台湾失业率变化，2000年后总失业率上升，专科学历的失业率也急剧上升，但是，2004年后大学以上的学历的失业率开始攀升，甚至超过了专科学历的人群，到了2011年后大学以上的失业率甚至超过了总失业率，而专科学历的失业率反而下降。

图2：台湾每月总失业率和大学及专科失业率（1990.01-2014.07）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总体统计资料库）

台湾新世代的危机感还体现在薪资停滞和黯淡的预期上。图3显示了台湾从1990年后平均经常性薪资的年增长率，呈下滑趋势，而且在2000年低端震荡，亦即经常性薪资没有变动，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特别是，按图中所示，当2010-2011年台湾经济出现短期复苏之时，薪资停滞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薪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大幅落差十分突出。到2014年初，这个落差仍然存在。这就引发“无感复苏”在台湾社会舆论的传播，引发新世代青年对马英九行政当局的不满。

图3：台湾平均薪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比较（1990.01-2014.01）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总体统计资料库）

3、选举与社会动员中的阶级政治

表面上看，“太阳花学运”骨干们与民进党保持一定距离，但即便民进党内部人士也不讳言这些骨干与蔡英文系统比较亲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学运骨干们不仅在经历上与蔡英文系统有联系，而且在政策观点上深受蔡英文推动的民进党路线转型的影响。这个路线转型，就是要推动民进党走向以阶级政治为主轴的动员方式。[10]

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民进党青壮派人士反思陈水扁时期的路线错误和执政弊端。罗文嘉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11]在党内青壮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路线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社运界的联系。2011年8月蔡英文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公布，标志着民进党“中间偏左”政治路线成形。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12]为了应对这个新形势，《十年政纲》列出民进党的六项基本主张，其中“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和“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两项主张成为引领民进党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在2012年选举进程中，蔡英文的不少政见主张正是“中间偏左”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阶级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此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建立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收拢人才，培育力量。而本次学运的几位骨干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的青年追随者，或本身就是民进党员。他们的激进行动，未必直接受民进党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划，但是从他们的很多言论中，可以辨识出蔡英文近年来政治路线和社会动员论述的痕迹。除了“黑箱”问题亦即程序问题外，激起更多社会民众跟着学运质疑和反对服贸的，是“批发零售生活产业将被陆资替代”、“弱势产业将受冲击”、“服务业劳工就业不保”、“两岸开放不对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点。由于马英九政府对两岸服贸协议宣导不力，这些观点谬种流传。这些都是典型的“中间偏左”论述观点和阶级政治动员话语，在台湾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民生连年凋蔽的时代背景下，极易激起传染性的社会焦虑，煽动民意形成“反服贸”的浪潮。

三三零凯道游行前后，学运支持民进党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国关系”入手定位两岸协议的性质。于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一经济事务被转换成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在国族认同的刺激下，同时在阶级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学运对大陆经济力量和两岸经济交流的恐惧超过了对台湾经济利益的考虑。不管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有没有好处，只要它有可能削弱台湾经济的自主性，就是不正当的，因而反服贸也就成了正当、光荣的行为，其价值超过占领“国家公署”、破坏公物的法律问题。

总结

“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三十年多来认同政治的社会动员和阶级政治话语的崛起密切相关。在两岸关系日益紧密的年代，两岸经济交流及其利益分配直接影响到台湾内部的公共政策。因此，在主观性很强的国族认同观的作用下，两岸经济关系及其利益问题被台湾民意纳入公共政策过程，进行重新评价与严格审视。

同时，在民进党政党路线转型的背景下，主要源自家庭所得差距扩大所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和不断崛起的阶级意识被政党的选举策略所激发，形成影响深远的阶级政治论述。这是“太阳花学运”和民进党以两岸服贸协议将冲击台湾社会民生为号召，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并获得不少响亮回应的政治社会学逻辑。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令台湾社会恐慌不已的话语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和大肆渲染，有可能继续成为今后台湾政党社会动员的主要议题。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

注释：

1. 徐火炎，《台湾的选举与社会分歧结构——政党竞争与民主化》，载陈明通、郑永年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台北：月旦出版，1998；徐火炎，《台湾结中国结与台湾心中国情：台湾选举中的符号政治》，《选举研究》，2004，第11卷第2期；王甫昌，《族群政治议题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角 色》，《台湾民主季刊》，2008，第2期； Chang Andy G. and T. Y. Wang,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1/2; Lowell Dittmer, “Taiwan and the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ian Survey, 2004, 44(4); Chu Yun-han, and Jih-wen L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20th Taiwan: State Building, Regim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 165; John Fuh-sheng Hsieh and Emerson M. S. Niou,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1996, 15(2).

2. 徐火炎，《台湾结中国结与台湾心中国情：台湾选举中的符号政治》，《选举研究》，2004，第11卷第2期；郑又平，《民进党选举策略中“本土牌”运用之 政治分析》，《国政研究报告》，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研）096-008 号，2007年9月26日；T. Y. Wa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40(1/2), pp.5-12.

3. Larry Diamond, “Anatomy of an Electoral Earthquake: How the KMT Lost and the DPP Wo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By Muthiah Alagapp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Niou Emerson and Philip Paolina, “Exp1aining Chen Shui-bian's Victory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he Rise of DPP and PAN in Taiwan and in Mexi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2001.Lowell Dittmer, “Taiwan’s Aim-Inhibited Quest for Identity and the China Factor,”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40(1/2).

4. Su-feng Cheng, “Ethnicity, Identity, and Vote Choice in Taiwan,” Electoral Studies, 2009, 16(2).

5. 陈明通：《五都选举与民进党转型》，2010台湾政治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台北：东吴大学，2010年12月4日。

6. Dongtao Qi,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2013, pp.1018-1044.

7. Zhenqing Zhe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ian Survey, Vol. 5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3, pp. 825-853.

8. 吴乃德：《中国崛起的政治效应：民族认同与政党支持》，中国效应专题研究小组第一次小型研讨会，2011年4月23日。第二种方法的问卷分析归类如下：对 问题1的回答为肯定，同时对问题2的回答为否定的人，可以归为具有“台湾民族认同者”（即吴乃德所用的“台湾民族主义”），他们不愿统一不是因为两岸的政 经社会条件存在差距，而是认为台湾本来就应为一格独立的政治体。对问题1回答为否定，同时对问题2回答为肯定者，算是具有“中国民族认同”，他们反对台 独，不是因为战争威胁，而是认为两岸本应为同一国家民族。此外，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者，归为“双重民族认同”，而对两个答案的回答都是否定者，则可 以归为“维持现状”派。

9. 黄毅志：《社会阶层、社会网络与主观意识》，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37页；以及参见林宗弘：《台湾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的转型与社会不平等，1992-2007》，《台湾社会学刊》，2009年12月，第43期，第93-158页。

10. 关于蔡英文路线的调整内容，参见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形成》，《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11.罗文嘉：《民进党的路线选择与战略目标》，参见：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docid=100960819。

12. 民进党：《十年政纲·总论》，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