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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锋:担心舆情杂音扰乱“军心”?怕是担心错了地方

2020-03-06 07:13:51

【文/支振锋】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威胁了无数同胞的生命健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春节的安静祥和。跟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一样,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亲临一线,医护人员不怕牺牲、坚守岗位。无数“最美逆行者”为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安危,甘为死士,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赴险境。疫情面前,勇敢坚韧、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再次彰显;民胞物与、守望相助的民族美德迎寒绽放。

但不同于2003年“非典”的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是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信息传播进入web2.0和自媒体时代之后的一次全国性传染病疫情,舆情治理也在疫情防控中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和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舆论与舆情治理

舆情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提法,类似的提法在西方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当一个有影响的事件发生时,社会公众可能会围绕事件进行讨论。当讨论达到一定的范围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就可能会形成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的形成有很多影响性因素。影响性的事件是基础,这个事件可能是公开发生的,比如一项新的公共政策;也有可能是不公开发生的,比如古代的宫廷内斗。社会公众的讨论可能是公开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可能是不公开的,比如特朗普上台后,白宫内部对他的执政风格与政策也存在私下的议论。

但即便是不公开的私议,最终也会产生公共性的后果,并有可能转化为公开讨论。而且,重要的是,这个事件要能引发社会公众的关切,或者让他们觉得与自己的利益有关,或者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公共舆论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描述的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在公共讨论中所反映的思想、认识和观点却并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在美国学者李普曼看来,公共舆论提供给外部世界的,往往是一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1】是由媒介经过选择加工的符号化现实。因此,公共舆论并不是对现实“照镜子”般的全息投影或者完全真实的再现,而是经过了公共讨论生产者、传播者、编辑者与传播平台共同加工之后的“信息”。在“事件-现实”与“舆论-信息”的转换中,客观事件的某些因素可能会被忽略或裁剪,客观事件未必具备的因素也可能会被添加进来,因此公共舆论与客观现实会有偏离。

《舆论》书影

但公共舆论会对社会大众、公共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做出决策时,都需要依据相关信息来做出判断。理论上讲,信息来源越多元,信息内容越丰富,对信息的分析利用越科学,决策就越合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就在这里,悖论发生了。在很大程度上,“信息”实际上是他人已经做出的判断。由于人们具有的从众和随大流的天性,有时候可能会不再依据自己的信息与观念,转而依靠别人提供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自己做出判断,提供信息,就可能会产生“社会流瀑”或“信息流瀑”效应,导致好像公共舆论很活跃,但实际上真正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往往是少数人。【2】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来说,有组织的宣传和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具有较大的塑造和影响能力。

舆情属于公共舆论的范畴。跟较为中性的公共舆论不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舆情具有一些鲜明的倾向性特征。舆情中的影响性事件,一般要么是政治性事件,要么是可能发生政治性影响的事件;它们往往跟体制机制、公共政策、官员表现、公共秩序、意识形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舆情是重大公共政策的伴生物,在发生灾祸等突发事件时,更易爆发舆情。

值得重视的,政治谣言往往会随舆情而流行。秦朝末年,天象异常,“荧惑守心”,有流星坠落东郡,谣传说留下的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引发始皇震怒;【3】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前,起义者制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流言;隋炀帝时期,民间流传“桃李子,得天子”;元朝末年,黄河工地上流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明朝建文帝时期,民间据说也传唱着“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的政治寓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舆情的产生肯定不是偶然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不同政治团体的利益诉求。

尽管舆情中有信息的传播、理性的反思、善意的批评或者中肯的建议,也可能有无意义的情绪宣泄,但政治谣言往往是舆情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4】都可能是谣言的制造或传播者。

因此,无论是出于对民意的回应,还是社会的长治久安,舆情治理都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严肃对待的任务。【5】我国自古有“以观风俗,知得失”【6】的传统,有着丰富的舆情治理的历史实践与制度智慧。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中国来说,重视舆情,通过舆情治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更是应有之义。

二、互联网新媒体使得网络舆情更加复杂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的古代社会,舆情或公共舆论往往都流于街谈巷议,范围有限。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发达,公共舆论在广度上有了极大的扩展。而到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机,公共舆论的广度及其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都是远胜于前。

截至2019年6月,我国有网民8.54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1%。【7】截至2019年9月30日,腾讯微信与wechat的合并用户数达11.51亿,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4亿。【8】2019年,今日头条创作者全年共发布内容4.5亿条,累计获赞90亿次,其中有1825万人是首次在头条上发布内容,头条用户日均发表评论2037万条。【9】而境外社交媒体巨头脸书(facebook)2019年底达到日活跃用户16.6亿人、月活跃用户25亿人。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与幅度,都到了新的历史高点。

受惠于信息科技的演进迭代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新月异,互联网正在成为传统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总和。与以往任何媒介相比,互联网都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文化的内容与模式。网络空间似乎抹平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沟壑与差异,成为参与主体广泛而平等,信息传播多元而自由的全新平台;而且实现了传播方式的开放与共享,突破了物理上的时间与空间,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全新空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思想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载体与新渠道,不断带动文化繁荣与创新,以丰富多元的信息内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性的文化需求。

新媒体的传播特质可以概括为“七全二去”,即全时、全域、全民、全速、全媒体、全渠道、全互动和去中心化、去议程化。【10】由Facebook和米兰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移动社交媒体中每两个用户之间平均通过5个间接人就能够建立联系。【11】新媒体的联动传播呈现网状链式和节点辐射式特征,新媒体用户之间则呈现出虚拟人际关系的网状信息传播形态,碎片化信息可以快速聚合或裂变。【12】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来源的多元、以及信息内容的丰富,都前所未有。

但吊诡的是,在信息时代,真实而全面的信息有时却更加成为稀缺产品。剑桥分析事件所带来的“社交媒体操纵”【13】争议尚未平息,关于历史记忆的争夺又已开始。二战刚刚结束不过75年,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发动者”的记载却已经开始动摇。据《环球时报》综合俄罗斯媒体报道,欧洲议会2019年在有关《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中,试图将纳粹侵略者和苏联等同起来,引发普京愤怒。【14】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2019年9月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毕苏斯基广场举行仪式。波兰邀请了40个国家的200余名官员,但没有邀请俄罗斯领导人。波兰总统杜达还在纪念仪式上指责其他欧洲领导人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侵略带来的威胁”,并将欧洲领导人尝试与普京恢复关系的举措类比为欧洲1930年代对纳粹的绥靖政策。【15】前苏联究竟是击破纳粹的英雄,还是发动二战的恶魔,在网络信息时代,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却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工具,并进而影响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

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互联网新媒体在舆情的产生和处置方面有着更大的作用。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16】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常态,在传播媒介发达的情况下,在每一起突发事件爆发后,全社会都会对事件进行讨论和思考,从而引发舆情事件。

李文亮医生离世后,引发了极大的舆论反应 图自“新华视点”

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认识的局限或者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在舆情信息中既有理性的思考和建议,也常常存在谣言、不实信息,有些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如2011年“7•23”甬温动车事故、2015年跨年夜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件、2018年5月四川“严书记事件”,以及2019年和2020年之交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等,都引发广泛舆情。

在近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围绕疫情“信息”发布的争议,也同样风云乍起。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传播疫情“不实信息”甚至“网络谣言”案件多起,不少人被行政拘留、训诫或批评教育。仅在宁夏,截至1月28日,全区公安机关对传播疫情“谣言”者共处理73人,其中行政拘留12人,教育训诫49人,批评教育12人。【17】

但2019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机关对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的查处,【18】却引发了广泛争议。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话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甚至认为,“这8个人是可敬的”。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曾在2020年1月21日发布文章指出,“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号也于1月28日发表文章,认为对武汉8位市民所谓的传播“谣言”,应有宽容态度。【20】人民网1月26日发布“人民网评”,直言“及时发布信息,才能稳定‘军心’”;【21】新华社1月28日发布评论员文章,指出“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是确保信息公开透明”。【22】

曾光与胡锡进的对话 图自环球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正是基于对互联网新媒体背景下舆情处置的科学认识和极端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大年初一召开会议,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23】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24】要求“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25】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也一再强调“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26】

正是在中央的重视下,为了应对舆情,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发布调查通报以及通过政务网站和“两微一端”等政务新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在内的信息发布方式,以澄清事实、回应关切、增信释疑。特别是针对网络舆情,通过在网上及时公布事实真相、消除不实信息与谣言信息、疏导网民负面情绪、引导网络舆论良性发展,来避免舆情次生危害。整体来看,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面对复杂的网络舆情,党和政府及时发布信息,果断作出决策部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新时代舆情治理须有新思维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上千条宝贵生命的消失,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幸福祥和的新春佳节,14亿人民的隔离和自我隔离,多少年来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损失之大,30年来所罕见。客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有舆情也是正常的。

关于舆情处置规律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启发的成果。【27】舆情治理的对象好像是“舆情”,实际上却是“功夫在诗外”,是为了营造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舆论氛围,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在应对疫情舆情中,对科学防护知识的广泛宣传,有利于引导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深入宣传,充分报道了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了抗击疫情中感人的中国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当然,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尤其是在互联网新媒体背景下,对于疫情防控这样具有极大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言,舆情治理必须要有新思维。

一是要科学认识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产生规律。第一,与传统报纸杂志、记者、官宣和专家垄断的“专业生产”(PGC)相比,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的特点是以“用户生产”(UGC)为主。微信现在平均每天有500亿次信息发送,这完全是以前的传统媒体(包括广电)所不可比拟的。第二,不良言论管控的难度更大。以前通过出版审批制度,无论是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能够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宣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子”管“儿子”,“领导”管“小兵”,如臂使指。境外不良言论很容易被封锁,实现“思想锁国”和“言论禁海”;国内不同的、不好的声音也可以很好消弭掉。但现在舆论由“封闭环境”变为“开放环境”,不小心就会出现境外“舆论倒灌”;网络出版、社交媒体、自媒体,使得言论的表达渠道和平台多元,也实现了无需“出版”,便能发表言论,管控难度加大。

二是舆情处置中的时度效更加重要。在传统媒体下,舆情回应有24小时、8小时、6小时“黄金时间”之说,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回应甚至要做到即刻响应;而且更加重视回应的质量。第一,在及时回应的前提下,“行动”与“态度”同样重要。如果仅停留在“表态”上,舆情就得不到真正平息,甚至可能形成次生舆情。第二,线上下下统筹解决。有研究通过对舆情发生、处置及处置效果进行分析,提出了政府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时的“o2o联动效应”(online to offline),也即,线上抓舆情引导,线下抓问题解决,线上引导与线下治理相结合。【28】第三,杜绝拖瞒骗。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2018年11月4日,福建省泉州港发生碳九泄漏事故。当地环保部门被当时舆论认为“不负责任”的官方通报,导致当地政府公信力“雪崩”。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女记者被精准查房”的插曲,再一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当地“掩盖事实真相”批判的次生舆情。直至最终调查结果认定企业恶意串通瞒报泄漏量近10倍,严厉追究责任,舆情才逐步消解。福建泉州这一事件是事故发生后处置不当而引发更大舆情的典型案例,由区域事件演变为全国发酵,时间持续近一个月,值得认真总结分析,吸取教训。【29】

三是以高质量的信息供给取代老套的观点说教。第一要认识到,经过建国以来七十年的发展,我国识字率、高等教育普及率和收入水平均有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舆情回应就必须具备更高艺术、技巧,拖瞒骗更容易被揭穿和识破。第二,凝聚共识比单向监管更重要。在4G时代之前,对于网络有害或不良信息,通过强化平台责任以及网络信息内容平台的移除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治理目标,但也导致平台责任过大、权力过大甚至干预信息呈现等不良后果。而在5G时代,由于“情绪”“情感”在很大程度上重于信息的“真实”,“后真相”效应更加凸显。因此,生硬的观点灌输可能更难实现良好效果,国家必须具备更强的凝聚共识手段,更高的信息供给质量,更深入的价值观塑造能力,由事后监管为主变为事前塑造为主,使得网络信息内容能贯彻国家的核心价值,充盈着正能量。

四是将适应舆情压力作为新时代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第一,要认识到,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在新媒体背景下,党和政府、党员干部,必须适应在舆情压力甚至负面舆情下工作。应对舆情能力也是新时代执政能力的一种,不能刻舟求剑。第二,要客观认识到,多元声音,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信源丰富,决策会更周全。杂音会不会搅乱“军心”,关键不在杂音有多响亮,而在“军心”是否足够坚强,不能一味删、封、抓,避免形成“舆情温室”。第三,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无处不在,对党员干部的清廉、担当就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有刀口向内的决心,分清楚舆情针对的是个别贪腐、庸碌的干部,还是整个体制,不能让整个体制为某些有问题的干部“背黑锅”。因为,从历史实践看,言论管控保护的往往不是政权,而是政权中有问题的份子。

正是对新媒体时代疫情防控中舆情规律的科学把握,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疫情遏制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在疫情防控的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正在为疫情应对设定一个新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说,疫情是一面镜子,以不同的角度,它会折射出不同的光线。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由于恐慌、由于无知或者种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充斥种种不同的声音,有些可能还是妨碍疫情防控的杂音。这是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信息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坚持疫情防控中的自信、开放与透明,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实现正能量信息的充分供应,让信息跑过病毒,更能够增信释疑、凝魂聚气,形成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30】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江、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

【2】[美]凯斯•R.桑斯坦:《社会因何要异见》,支振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3】《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4】 [美]凯斯•R.桑斯坦:《社会因何要异见》,张楠迪杨译,李连江校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2页。

【5】参见,李林 支振锋主编:《网络法治蓝皮书 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版;李林 支振锋主编:《网络法治蓝皮书 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版。

【6】《汉书•艺文志》。

【7】第44次《中国互联网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8月)。

【8】《抖音发布2019年度报告,日活跃用户数突破4亿》,字节跳动官方网站,https://www.bytedance.com/zh/news/273,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2月12日。

【9】《2019今日头条年度数据报告》,字节跳动官方网站,https://index.toutiao.com/pdfjs/view.html?file=//index.toutiao.com/report/download/18fa1a42899f3aa4b534a055d51bd31b.pdf,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2月12日。

【10】李菲、柯平、高海涛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新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监管研究》,《情报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38页。

【11】Backstrom L, Boldi P, Rosa M, et al, Four Degrees of Separation, https://arxiv.org/abs/1111.4570,last visited at Feb. 13,2020.

【12】曲哲:《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纠偏研究——基于道德推脱视角》,《情报探索》2019年第12期,第24页。

【13】参见,科工力量 柳叶刀:《剑桥分析是如何以“工业规模”操纵各国选民的》,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kegongliliang/2020_01_14_531489_1.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14】参见,《欧洲议会称苏联与纳粹一同发动二战,普京怒斥:无耻谎言!》,环球时报官方账号(百家号2019年12月13日12:30分发布),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777473163309640&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15】参见,王世纯:《波兰纪念二战不邀普京,俄罗斯批评:愚蠢且自》,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9_02_516174.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16】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01-08)。

【17】银川广播电视网:《最新通报丨因散播疫情谣言,宁夏已有73人被处理》,百家号:银川新闻传媒集团官方帐号(2020年1月30日5:40分发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100350319734765&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18】《武汉市公安局通报: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http://v.ifeng.com/c/v/v002TdR1P8VYTA4C8KlGzubW6pu5i6ablv-_1u2LI--FaonmE__,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视频,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武汉公安机关于2020年1月29日进行了回应,称“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参见,《武汉公安机关对8名传发不实信息者给予教育、批评》,人民网-社会频道,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0/0129/c1008-31564405.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19】长安剑:《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只有曝光在“阳光”下才能杀死它》(2020年1月21日发布)。现已删除。参见,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21/doc-iihnzhha3858278.s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20】唐兴华:《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篇文章说清楚了》,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号2020年1月28日发布,地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wNzYzOQ==&mid=2650530506&idx=1&sn=e924d2c7c45c9f75251432144a67cca7&chksm=872c11d2b05b98c4c9e0ddb28def4ba1f9102d1a4ee1a23f88615bc7aafcf14fe1039adacbcc&mpshare=1&scene=1&srcid=&shar,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21】叶凡:《及时发布信息,才能稳定“军心”》,人民网-观点频道,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126/c1003-31562835.html,最后浏览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

【22】新华社评论员:《以公开透明安民心强信心——论坚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1月28日第1版。

【2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1月26日第1版。

【2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2月4日第1版。

【2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2月4日第1版。

【26】《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日报》2020年2月11日第1版。

【27】参见毕宏音:《网络舆情的基本共识及其动态规律再认识:多维视角考察》,《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刘怡:《意见螺旋:危机舆情中网络动员的发生特征及传播逻辑》,《编辑之友》2019年第2期;李宏:《长尾效应视角下的舆情危机管理与公信力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第1期;孔淑华 罗佳《网络舆情治理要有“大数据观”》,《人民论坛》2019年第8期,等。

【28】吴幼祥 凌佳佳:《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处置的“O2O联动效应”——以“杭州人行天桥被撞塌”事件为例》,《传媒评论》2019年第12期,第67页。

【29】杨华 黄钰琳:《瞒报近10倍、恶意串供、女记者遭查房——解读泉港碳九泄漏事故舆情:事故酿公信力危机 舆论倒逼真相》,《中国应急管理》2018年11月,第24页。

【30】支振锋:《信息透明增强疫情防控信心》,《法制日报》2020年2月5日第5版。

支振锋

支振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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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2月中期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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