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极盛，历史学极衰！”10月18日，在人大经济学院的论坛上，一位来自教学一线的经济学教授愤郁而无奈地做出了这一论断。这次论坛的名字比较长——“经济与历史——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到会的学者也非常多。

出席当天会议的20多所高校40多名学者，多为60后、70后，他们走过了了历史学兴盛的年代，也在公式主义经济学盛嚣尘上时忧心无措，近年来媒体之上脱离历史的抽象论断、制度分析更是让各位无所适从。而今人民大学领风气之先，重新强调经济史的重要性，让会场中的专家们感触良多。

不少教授提及习近平日前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的表述，颇感鼓舞。但论及教学实践，学风功利化、教材西化不接地气、教学与研究脱节的问题又让人担心。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开幕词中提到，“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所有的问题都是数学化，历史现实问题被忽视了”，走出校园“没有深厚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经济政策”。

如何破题？开幕式上几位经济学大家从现实问题谈到理论危机，同时也勾勒出中国经济史的蓝图。

开幕式上发言的12位经济学名师，对经济史兴衰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经济学界面临现实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科学。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颜鹏飞在与云南大学院长交流时发现，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从来不开设经济史。而武汉大学则把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课程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地步。值得思考的是，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却加强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初级宏观初级微观，到中级宏观中级微观，乃至高级宏观高级微观”，事无巨细。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身边不乏优秀的学生，“他们的记忆力很好，你跟他讲数学或者经济学的东西他很快知道。但是不要说人文关怀，就是那种常识性的东西都有问题”。而“经济学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一个统一，他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而社会的主体是人，经济学说到本质上是人的问题”。为此他很担心“这些学生培养出来能不能成为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或者工作者？”

“一个学科的完美在于他用数学表达的精确性，我们也知道一个学科的死亡往往也在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你更强调他思想的深邃性？还是更关注数学表达外在形式的完美性？”刘伟副校长自问自答“如果淡化经济学思想的深邃性而强调他数理的完整性，数理再漂亮它也只是思想的表达工具。”

刚开完这会，我就看到了一个热门新闻堪称刘教授发言的注脚：《财经学院教授：低收入男人可以合娶老婆》，在遭各方批评之后，经济学教授理直气壮地说：“看到网友的评论，我感到悲哀，多数人只会挥舞道德大棒，完全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脱离历史带来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青年学子中，也阻碍了深入研究的推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女士举例，“有些数学非常好的经济学博士，他们做经济学数学模型的能力很强，但是常常寻找研究的题目，因找不到而发愁。”其实，“答案往往存在于经济史当中，有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去对比现实更容易发现问题”。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也认同，沉迷数理分析，“忽视对社会经济发展大脉络大趋势的探索，一些选题孤立的看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放到学科对象的整体中考察可能就不那么重要”。

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杰教授自述，曾受国内一本权威金融学杂志之邀，评选年度最佳论文。结果纵览一年12本杂志竟然只看到一篇文章——“全部都是西式模型计量出来的，结论是非常非常直观的结论。那么你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用数学模型计量吗？”

我的朋友大风哥告诉我，这种现象在各学科都存在，研究了半天，得出一条地球人都知道的结论，自认为理性。比如搞传播学的也崇尚数量研究，某君跑去统计某党报前三十年的用词词频，洋洋洒洒一大片论文，风哥不用看就猜到他最后要说的是：那时的党报语言充满斗争气息。

学界不仅存在用数理粗暴解释经济现象的情况，也常常出现生硬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照中国经济实践的案例。董志凯女士说，“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生，碰到国内经济问题的时候就从国外现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由于没有现成的答案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生硬的拼盘式的论文写作方式。使国外理论加上中国模型加上经验结论，而三者之间缺乏内在的汇通，这个过程如果持续下去就难以发展和创新。”

如此一来，经济史面临危机，经济学也陷入困境。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副所长的说法，在经济学方面造成了“无历史根据的理论，也就是黑板经济学”，在经济史的角度，又出现了“无理论的认识”。最终既没有得到好的经济学，也没有得到好的经济史。

经济史的取向危机

经济学与经济史的这一僵局，还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看来，上述情况造成许多争议结论被不加甄别地采用，致使研究误入歧途。“经济学上有很多没有了的官司，辩论的双方都承认某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里，这些东西被保留下来，当作确定的东西在讲”。他举例，“大家在做宏观经济模型时用的‘生产函数’是有问题的，算出来的结果是我们国家2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其实我们单位固定增产投资所产生的GDP，万元GDP是在不断提高的。尽管后来有所下降，但也已经在全世界排到前四、五位了。在错误的宏观经济理论上（研究），会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影响到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判断，然后会得出一些错误的东西。”

这样盲目追捧西方庸俗经济学概念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学者的不自信。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杰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作为一种宗教在传播，西方的经济学，国外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传教士。”

“我们缺乏理论自信。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去学人家。”刘伟副校长也对此感触很深，“任何一个作为历史的科学，一定有他的价值取向的，如果忽略经济学分析的这种价值取向，片面地、简单地去强调他的逻辑解释能力的话。在历史价值取向上的含糊和动摇，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今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你不知道现代化什么样，他告诉你，你照着我这个来，差什么补什么，意味着什么？你永远拿落后的东西去跟他先进的东西竞争。”这就造成后继者永无翻身之日。在他看来，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动荡都是因为盲从西方，“但凡成功的国家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相信已经有非常充分的理论来证明这个问题。”

刘副校长的发言，也引申出了此次研讨会最为核心的问题：中国应如何创立自洽的话语体系？

怎样建立中国经济史话语

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见解，让议题从“问题”回归到了“历史”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老先生已经满头银发，他从天津赶来，对当天的论坛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话语权，一定要有历史的支撑。”他认为，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公有制，这些选择背后不只是建国60多年的历史，“可能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让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应该植根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中。”他以全球化为例，认为这并不是资本世界的潮流，“我们公元前139年，西汉时期开辟了丝绸之路，实际上比西方要早了一千多年。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至少是孕育经济全球化最早的国家之一。”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顾海良老师指出，今天的经济学亟需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写的经济思想史，只少数学者在经济思想史开头提到中国经济思想史。”

对此，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颜鹏飞发出提醒，在破除西方话语垄断时，需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有一定的理论自信，正确看待西学东渐或是东学西渐，“我们不要恐惧西学东渐，同时应该引进借鉴西学的符合中国的合理成分。”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提出，树立中国经济的话语权，既要发掘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讲经济史一定不能就中国讲中国，一定不能就当代讲当代，一定不能就经济讲经济，一定要把视野放宽……中国有他的国情有他的特殊性，世界发展又有共同的潮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这个是我们100多年到今天没有完全解决的，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我们要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自信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要看到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开幕会场上学者们的发言亮点频现，在座嘉宾的期许溢于言表。热烈气氛之下，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张杰副院长说起的“旅鼠效应”给会场降了降温：旅鼠习惯于成群迁徙，盲目随波逐流的结果时常造成集体跌落悬崖。张教授反思“学术界也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做何选择？你不能反方向跑，那样你会被踩死了。”他承认现有学术评价标准下，青年学者要沉心静气研究历史不容易。“要反向奔跑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评教授你要评奖，你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戏”。“你能做的就只能是跟在后面慢下脚步。”当发现有悬崖的时候，及时止步。“什么能让你慢下脚步？”张教授给出的答案是：读史。

走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所在明德主楼，方才会上的发言还在耳畔。初秋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从方才热烈的气氛下恢复。想要在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鼎盛了几十年后，力挽狂澜、重新恢复经济学的历史性价值，不仅需要学者的热忱，还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回望这栋气宇轩昂的暗红色建筑，让来人有几分晕眩，今天高屋建瓴的一次会议只是一个起点，尽管前途漫漫，毕竟起航。若干年后回顾，愿今天能镌刻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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