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重庆市委大院，“重庆谈判”旧址德安里101号内，中外学者从一张照片前走过。照片上，赴渝进行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美国飞虎队的三名青年士兵。临别时，三名士兵问：“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国？”毛泽东说：“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这大概是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之一。

与会代表参观重庆市委大院，“重庆谈判”旧址德安里101号。（图片来自中国网记者郭晓红）

当时，大概谁都没有料想到，70多年后，这个历史交叠的城市会迎来50个国家的7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成员、逾300名中外政商学界人士。只是这一次，问题成了：世界需要中国怎样的帮助？在经济低迷、民粹兴起、恐怖主义抬头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开出一剂“全球经济治理”的苦口良药。

重庆答案

从10月13日开始的3天会期里，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地方像重庆渝中区的这个会场内，那么密集地听到“中国”、“中国经济”、“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关键词。“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突破了前两年的与会人数纪录、跳出了聚焦中国、聚焦党建的议题，也一反过去在首都召开的传统。

恐怕不会有第二个地方像重庆渝中区的这个会场内，那么密集地听到“中国”、“中国经济”、“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关键词。

尽管大家都会问“为何选址重庆”，但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这几天里，一组数据在不同人口中反复出现：2015年实现GDP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82亿元，同比增长1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89亿元，同比增长12.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4亿元，同比增长12.9%。不仅“数字”漂亮，重庆从无到有集群式发展笔电产业，为全球制造三分之一的笔记本的成绩；五大功能区划分，不以单一标准衡量区域发展的理念；激活渝新欧专列，打通沿线6国关检环节，提速内陆开放的创举……这些成功案例同样引人瞩目。

大家都感兴趣，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分享经验，重庆称得上慷慨，“对话会”期间，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等高层领导，分别在不同场合为与会嘉宾答疑解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于中共的选贤任能制度，重庆的答案是，干部从企业高层下到地方工作，有大视野也有对社会底层的感性认识。对于外界争议的绿色发展，重庆也针对性地介绍了五大功能区中“资源”和“环境”区块的发展宗旨。即便是面对“重庆精神”这样的感性话题，重庆方面也颇为巧妙地以“古巴国精神”做答。

其中，在回复非洲代表“中共如何建立起这么强有力的政党？”的问题时，答复之诚恳让在座的香港中文大王绍光教授都露出吃惊的神色。“我和我的同事都有种诚惶诚恐，很怕自己干得不好被人民推翻，这种恐慌是一种动力。”市委副书记张国清补充，这种危机意识有一个前提，“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充分的自信”。

在闭幕式上，“恐慌感”和“自信感”被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引为“中共成功的秘诀”。而当我们和丹麦哥本哈根尚学院的柏思德教授交谈时，他并不太吃惊。参加过去年“对话会”的他，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论述——或许外国学者不都能理解，不同场合不同级别官员的默契和坦白，其中有着多少自信。

中国信心

除却重庆的个例，更多真知灼见在会场内外碰撞出火花，在政商学界人士口中，无意中描摹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针对“全球化令发达国家1%的少数人和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受益，让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是受损”的观点。林毅夫教授做出了有力驳斥。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首先来自于所谓的金融创新，这导致华尔街金融家以1%的群体数量，占有比重过高的财富。第二个原因则是科技创新。硅谷的创业企业家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巨大财富。而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全球化令生活必需品价格低廉，让他们拥有了过去无法想象的产品。因此，他认为，发达国家将两极分化归罪于全球化，“是看对了问题，找错了原因，由此提出的治理方案，一定对低收入群体不好。”

在回答“西方经济是否在复苏”的问题时，重庆市长黄奇帆直言不讳：“不看好”。他指出，过去8年里，以美国为主的各经济体，主要的调控措施只有货币宽松。“这种总需求放水的调控政策，只能把现在的危机推向未来，一个危机解决了，又引发更大的潜在危机，或者把自己的危机推向别人，以邻为壑。”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供给侧改革，但这种改革要降成本、降税收、降苦催、去僵尸企业。而做这些事情，往往是痛苦的，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选票。而在选举政治下，能够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政党少之又少。“现在看不到有这种魄力的西方政党或者国家，所以我对欧洲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经济，真不怎么看好，要向谁学习呢？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学习。”

重庆市长黄奇帆（资料图）

相对于上面两位的锋芒毕露，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起涛的发言透着中国产业工作者的耿直。作为大型国有基建企业，中交建有着“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世界第一疏浚企业”、“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等等头衔。

“我从事比较传统的产业，只知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解决大家生活怎么好起来的问题。”在回应现场有关密松电站和斯里兰卡港口项目搁置的质疑时，他回答“反对党上台后，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估的过程。但是（我们）坚信一点，只要我们在从事这个项目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坚持）共建、共赢、共享，真正做到了项目的价值，那么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对民生发展带来好处的事，不管怎么讨论，最终也会成功的。我坚信这一点”。

世界的十字路口

当然，“对话会”不只聚焦在中国身上。在采访室内，来自丹麦、德国、法国、波兰、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泰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家的学者政要接受了记者们的提问。话题之多，让媒体很难为所有人设计出“通用”的问题。

当发达国家谈论西方的话语霸权、或是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这样的宏达议题时，发展中国家考虑的是如何平衡矿业和传统农畜牧业、如何建设基础设施对抗自然灾害。在不同代表的采访表现中，也可以察觉各国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学者或多或少有些骄傲，措辞更为模糊，非洲国家代表则直言不讳得多，而少数东南亚国家代表则坚持提前准备好问题答案，照本宣科。

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并不容易，纳米比亚人组党总书记南戈洛·姆奔巴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表示，“大国会有一些宏大的设想，而小国也会有宏伟的目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沟通必须坦诚、直截了当。我们不希望与那些高谈阔论只有空洞理念的国家交往，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精力，共谋发展。”

即便是共谋发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也已经有了不同于过去的内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在采访中坦言“非洲过去几十年都依赖援助维持，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对仅仅得到援助会感到满意，我们希望可以建立真正的本国经济体系……原材料出口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了，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精炼矿产，在出口之前得到更高的附加值，同时还能创造很多就业。”

重庆城市规划馆内，与会代表对重庆谈判主题馆内的塑像举起摄像机。

会场内外，像是个浓缩的世界，不仅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政治体制国家间的博弈和交融，也有话语体系的竞争。在不同场合，我们不止一次听到来自中国企业界、政治界的人士说出这样的句式：这个问题是西方舆论普遍关注的，在这里我们要作出说明……

会议间歇，我们和主办方中联部的工作人员聊到筹办会议的过程，他们说，媒体一直问我们要细节要细节。其实我们“对话会”，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人数上突破，力求对媒体更加开放，努力把我们党际交往的资源用好，这些已经是细节。是啊，媒体想要的干货、犀利、乃至想搞的“大新闻”不一定就“高级”，这场“对话会”背后的姿态，已经足够玩味。

回想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致辞中提到：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每当社会发展的航船遇到了风雨和迷雾，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党总会站出来为人们导航。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尤其需要政党能够登高望远，也以世界眼光和政治勇气加强对民众的引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句话现在来看，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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