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纽约时报》当时一对出尽风头的夫妻档，在多年报导中国、亚洲、和非洲后，出了本书，叫做Half the Sky: Turning Oppression into Opportunity for Women Worldwide （硬译：半边天——让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变压迫为机会）（2009）。书名借用来自中国的说法“半边天”；书的前几页里还专门加一页，空旷旷只有两行字：“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Chinese proverb”。在全中国人民忙着改革开放奔小康的“不经意”间，“妇女能顶半边天”被美国人宣布为一句中文成语！

据说有人做过调查，“半边天”原是湖南某地乡间的一个说法，后被借用，稍加改动，作为“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全国通用的口号。就算这个调查确有历史依据，但当时全国的语境，即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实践，才是这句家喻户晓的革命口号真实含义的源头。

只愿从反面接受中国社会主义这段历史的人，自然对此源头讳莫如深。半遮半掩地承认是从中文借来的，但却傲慢无比且煞有介事将其定义为成语。

至于《半边天》一书中的内容，除了攻击中国计划生育中出现的问题以外（当然是有问题），没中国什么事。作者在把这句与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历史和实践直接相连的口号变成一句“成语”后，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却只字不提。不奇怪，在美国，即使在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群里，只要提到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我们首先看到的经常是迷茫的眼神：怎么？中国不是杀女婴、弃女婴，裹小脚，一夫多妻吗？怎么可能有过妇女解放？中国妇女解放出现的倒退当然需要反思，但这种把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理解成“永恒”的中国，却是西方媒体宣传的成功策略之一。因此，《半边天》作者也只是又一次遵循了他们所属的政治“圈子”的游戏规则罢了：敌我分明，只要是“敌人”就可以随便说，但绝不能说什么好话，更不能说“社会主义”半点好话。性别问题，同理：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有妇女解放和自由，世界其它地区的妇女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需要旧日的殖民者改头换面，作为今朝的救世主来拯救她们。

贫困是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之一。但是，书中绝大部分的话题如性压迫，性暴力，婚姻暴力，堕胎，分娩引起的死亡等，除了给人留下贫穷的印象以外，作者对贫穷的根源并不作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分析。作者挪用了中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地位和文化理念多方位多层面展开的妇女解放实践中的关键词，却只字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妇女解放，不提出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把关注主要停留在个人层面上，停留在非政府组织层面上，停留在“好心人”层面上。这样的认识，相对大半世纪前的鲁迅，差远了。鲁迅对那些大声疾呼妇女解放的人，时时发出质疑：娜拉走后怎样？子君走后怎样？十九岁的孙女跟祖母一起乞讨，四铭只“欣赏”前者的“孝顺”，对她们缘何乞讨丝毫不关心，等等。社会不变，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不变，妇女能真正得到解放吗？妇女站在哪个社会地位上才能真正取得她们那“半边天”？用新（西）式“肥皂”洗洗就真能“变压迫为机会”吗？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无论存有多少缺陷不足和盲点，它在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个体主体意识层面上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不可低估。问题是，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经常是不但低估而且否定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今年（2013）是美国著名第二代女性主义作者Betty Friedan的Feminine Mystique 发表50周年。最近不断在媒体上听到这件事，心想，当初读研究生时，这本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经典，并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Friedan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当时所关心的问题。

当初的这种“事不关己”的感觉有几层意思：（1）作为来自大陆中国的女性，我们都是在妇女参加工作，走向社会的大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的母亲很多都工作，我从来都觉得女人应该工作，所以，Friedan笔下的家庭主妇，不关我们什么事；（2）八十年代的中国，有女作家女学者讨论女人回家的问题，似乎觉得那才是真文明真现代，但对这样的提法当时在中国就有争议。作为在上述环境中长大的我，毫无悬念地认为社会如果“让女人回家”就是倒退；（3）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语境中，讨论中更多出现的诉求是要“讨回”所谓的“女性特质”，认为这个特质被革命给抹杀了。自己尽管对“女性特征”这类讨论并无多大兴趣，但也觉得无妨。在当时的语境中，可以理解。

因此，八十年代遭遇Friedan的经典时，一方面觉得六十年代的美国还不及中国先进，另一方面又有点觉得，好像也确实不能让人人都像“马列主义老太太”。

前两天，出于好奇，拿出Friedan的书翻翻，突然发现历史确实可以倒退：她说的有些问题，那些当初感觉不以为然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却成了当今中国很多城市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女人的主要角色在家庭里，如何让自己符合媒体界定的“女性特质”，女人是否应该强于男性，等等。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城市女性仍然需要工作，但是，工作在今天与“劳动光荣”已经完全没了关系。一方面“劳动者”作为“农民工”成千上万的存在着，但这个曾经以正面意义为主的词语，却随着一种集体的“劳动者”的光荣感和主体感的消失而消失。受剥削者的主体感会是集体光荣感吗？另一方面，“工作”作为职业“饭碗”，成为人们竞争的目标，成为大多数人在社会上“往上爬”，进入“中产阶级”的唯一路径。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进一步引导女性向往如何嫁得好，而不是如何干得好。如此，把女人的社会性进一步限定在是否嫁得出去，是否有能力高消费，穿名牌衣，开名牌车，住高级豪宅等单一的“美梦”和追求上。靠爹妈就能成为“白富美”是“福”，靠奋斗成为“白富美”是“本事”；目标好像都一致: 嫁给“高富帅”。女人在这种由市场和媒体共同营造的美梦和追求中，更多的是失落感还是幸福感，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估计很多人还没时间来得及回味。

不幸的也许是，Friedan所言还真地赶上了中国的现实，不久便会被某些中国女性读者感到有同感。有幸的也许是，她们所处的社会有着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记忆和资源；不会因为有人把“妇女能顶半边天”定性为“成语”而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