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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正:香港痼疾——短视与偏见

2019-11-01 07:18:25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国正】

香港事件,这几个月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不同媒体刊出者林林总总,汗牛充栋,对整个示威暴乱或支持或反对,各持已见,这自是意料之中;不过,撇开那些纯粹批评甚至只是攻击谩骂的不说,即使是作出理性思考的,也往往显示出部分香港人思维论述中一种很强烈的特性——短视、单向。遗憾的是,这种特性似乎在香港社会中越来越常见,甚至可以视为令香港陷入这般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提高对这方面的认识。

一、短视

“离地”,是香港出现频率很高,时常用以批评对方的时髦俗语,意思是放言高论,不切实际,亦即令孟子饱受时人非议的“迂阔而远于事情”,语带讥讽。不过,批评者往往忽略了一点,“离地”其实很重要,因为不离地,则永远不能“站得高,看得远”;港人很“贴地”,感受固然真切,但终日牵缠于葛藤枝蔓之间,一叶障目,虽一树亦未能见,更遑论整个森林了。

“离地”,不看眼前而看长远,不看小而看大,于细节即使略有所失,但只要总方向正确,尽管其间有磕磕碰碰,也不足为大局之累;长江、黄河在万里途程之中不论如何迂回转折,或北或南,但最后仍然东奔入海。这“东奔入海”才是最要把握的关键。

以这次香港事件来说,可以清楚看到三类的短视:

1. 看表不看里

最初引发示威的,是要反对政府提出的《引渡逃犯条例》,但这是造成今日事态的真正原因吗?如果是的话,则示威发生未久,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告搁置条例草案,示威再师出无名,应该就此平息了;但示威却方兴未艾,因为目标已经立刻转为“五大诉求”,显见反对《引渡逃犯条例》只是触媒,作用一如火柴,导致今日遍地烽火的易燃物显然另有所在;看事较深入的人认为那是“五大诉求”中的“双普选”。

不过,“双普选”是政治诉求,而香港人一向对政治冷漠,这是殖民地教育多年来的刻意经营,早已取得“丰硕成果”;我记得念中小学时谈论政治是禁忌,老师同学之间噤若寒蝉,即使进了大学,想找《共产党宣言》看看,图书馆书目中虽然名目无缺,但按号索骥,书库中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这一类书籍是另储一室的,要看不是不可以,但颇费周章,何以如此?我当时若有所悟,所以也没再深究。

1975年金耀基教授所提出的经典论述——“行政吸纳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其实不仅可以用来概括香港政府的施政文化,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整个香港的社会文化——只办事,不问事——一切以事务层面的效率、成果为主,其他理念层面的国家、民族、主权、国际大势、历史走向等等都不要管;政府内,看重的是“能吏”,不是“贤官”,社会上,渴求的是“干才”,不是“智者”;香港“经济动物”的DNA就是这样选育出来的。

香港人以此而举世知名,怎么会忽然间出现这样强烈的政治诉求?以至一刹那间冒出那么多政治意识高昂得可怕,竟然以攻击、破坏、纵火去争取所谓“民主自由”的青少年?这一点论者却很少解释。

本人在《如何理解香港事件的表像与本质》一文中指出,不仅《引渡逃犯条例》不是真正的原因,甚至“五大诉求”的核心——“双普选”所带出的,对所谓“民主自由”的争取,也只是示威者、暴乱者自我说服,自我欺骗的noble pretext(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近年来一般人普遍面对的生活困顿。

只看浮面,不看深层,只听口中所言,不寻心中所想,任何解决方案都是徒劳,因为“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继续烧下去,就算这次连大火也扑灭了,以后另一支火柴、另一个烟蒂、另一次泄电,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煑食烧水,也总会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灾。”

所以,尽管林郑月娥9月时更完全撤回《引渡逃犯条例》,也依然暴火不熄,其实即使再加上她下台谢罪,也只能解一时之困,之后总会找到另一个机会再爆发。

2. 看己不看人

香港这样闹下去,内地会不会忍无可忍?不少论者很有信心地说,香港不论如何闹下去,也不会出问题,因为有金城汤池足以自保,金城者,“金融长城”也。

金融城,真是金城汤池吗?图片来源:新华社

当然,今日香港比之中国内地在这方面远为进步,什么上市集资都方便得多,累积金额已经数十万亿;不过,这是炭还是花?雪中的炭,无之则冻死,不可或缺,锦上之花,得之固足欣然,无之则尚存美锦,此“金城”之可靠程度如何?

而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内地的发展速度,五年、十年、十五年后就不会建成另一、另二、另三之城?何况,此刻正有人长城自毁,活得不开心,就把家中杯盘碗碟、花瓶瓷器以致家具门窗一概捣毁!忿是泄了,于事何补?

就如造房子,用木,用石?建一层,建两层?中式,西式?这当然要讨论,不过首先要看看地基是磐石?陡坡?泥滩?浮沙?否则一切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地基者,当今的世界政局,旧说的天下大势。

二战结束后东西冷战几十年,到苏、东、波集团倒台了,美国以为可以君临天下,宰制世界。今日美国国力固然举世称冠,但阿富汗、伊拉克师老无功;ISIS、乌克兰烽烟处处;再加上中国崛起,五年十年后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一带一路”提出后,美国盟友不理“劝戒”,一窝蜂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建投资银行。

旧有国际力量的重心已经开始出现转移,今后的天下大势是中、美两国争雄,这决定了中国国策的总方向,其他都要让路;在香港问题上北京会怎样?先考虑国家的整体需要作最安全保险的盘算,还是先考虑局部的诉求?是按三、五十年格局作长远规划还是着眼于眼前的浮躁喧嚣?

香港人不看清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位置,终日只知大喊“我要什么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什么”,从来不想想另一方“要什么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以至一切吵吵闹闹,尽是徒劳;徒劳还好,最怕的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3. 看今不看古

小鸭孵化出来,会把第一眼看到的认作妈妈;人类何独不然,会把他所生活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不过,知识、阅历、经验告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是必然的。

香港的奇迹性发展,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战后那一个历史机遇,一方面汇集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资金,另一方面又成了国、共双方以至东西世界交通的重要窗口,地位得天独厚。

今天,人才、资金、技术随时可以找到发展前景更好的地方,加之内地渠道大开,窗口作用亦不再,香港还有什么舍我其谁的优势?

发达的金融、完善的法制……在这十年八年间固然还难以企及,但世界事物不是有盈虚消长的吗?其他内地城市奋起直追大踏步向前,自己则整天磨磨蹭蹭,吵吵闹闹。再加以人口老化,青壮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满口的生活质素、个人兴趣,无复上一两代的刻苦坚持,量已不足,质又不如,这样下去,优势不再,活力无存,香港未来会怎么样?

历史告诉我们,城市是会衰落的。长安、罗马,曾经盛极一时,今天说起来,除了兵马俑、杜公祠、诸神殿、斗兽场等遗迹之外,谁还会视之为主宰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曾经富甲天下;伊斯兰全盛之时,大马士革号称汇聚了世界一半的财富,给地图你看看,还有多少人可以指出这两个城市的所在?从前上地理课,费城、底特律是作为美国重要城市介绍的,今天,费城的犯罪率是纽约的四倍,底特律流失了三分之一人口,香港人大呼楼价高不可攀,那里倒好,有些地段房子便宜得没人敢买,整条街空无一人。

佛家云“缘聚而起,缘散而灭”,今天的一切,只是种种因素条件的配合,因素条件改变消失了,今天的一切也就不再存在了;“If you want to remain unchanged, you have to change constantly”(欲依然故我,必与世推移),许多香港人却总以为眼前世界会永远如此!

二、偏见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 coin.(每一个钱币都有两面)批评对方,也要承认对方合理之处;为自己辩护,也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也必须尝试从对方的观点立场去考虑。如果你认为自己一切都正确,对方一切都邪恶,那你要立刻猛省,是否已经入了魔道。

这是常识,也是论人论事的基本态度,不过,在香港人之中却有许多反例,尤其是那些写政论时评的人士。

1. 内地的功过得失

正如本人在前引文中所说:“港府+内地,这两个bogeymen(傩鬼),在不少香港及西方传媒笔下一片黑暗——是罪恶化身”。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描写,他们一定会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大谈中国内地的弊端,稽古探流,由整个时代而及个人经验,以证所言非虚,更以此论证部分港人之“恐共”其来有自。

他们都是造谣污蔑吗?除了那些不入流的传媒外,一般都不是,所说关乎贪腐、社会、民生以致环保诸般大小事例,大体都是事实,内地媒体也报道过。

不错,这些都是确确凿凿的facts(事实),但在同样以客观公正自诩的媒体中,往往只有那些负面的事实,以下这些却极少提起:

·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指出,1978年时赤贫人口(extreme proverty)占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及2018年,下降到只占百分之一。

·在改革开放之后约30年间,按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得以脱离贫穷线的约8亿人,而其中6亿5千万是在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一国在这方面的贡献,占了全世界的80%,是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4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全民家居环境、工作机会、卫生条件、教育水平、交通运输各个方面都得到大幅改善。

·识字率由约百分之十提高到约百分之九十;现在每年大学生800万,令近千万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望成为中产阶级。

·人均寿命由49年的约40岁上升至最近的70多80岁,其中意味着不知多少亿人免于因贫病失救而死亡,多少亿婴儿免于疾病感染而夭折。

上面所有的丑恶都是真实的,正如所有的美好也是真实的一样;每一面都是facts,但任何一面孤立起来,都不是reality(真实)。两面公平并观,才是正确的态度,才可以看到中国的“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态度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只说一面,由于所说的都是事实,所以具有更强的误导性,往往连自己也骗了。

Joseph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说得更尖刻精到:“Selective information...is an attempt to lie by speaking the truth .”(筛选咨询……其用意在于讲实话来撒谎)

部分港人之“恐共”,很容易理解,但很难理解的是,何以他们对亿亿万万人的脱离困境,改善生活,走向小康却丝毫没有为之欢欣鼓舞?是其是,非其非,做人处事,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很多香港人很关注中央政府对历史问题所作的官方评价,不过,比官方评价远为重要的其实是官方行动,有没有在实际施政上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国际知名民调机构Pew的调查结果,在2010年前后,中国人民对生活满意的约85%;觉得比前五年生活有所改善的约70%;认为未来五年会更好的约82%;在年轻人中更有92%对前景感到乐观。“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些香港媒体好像只知叫港人“听其言”,但故意忽略了远为重要的“观其行”。

在盖洛普的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

香港很多人会说:国民满意?乐观?他们看着袋中有钱而已!孟子不是教训过我们吗:“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下这类说法,以不同版本在很多场合都出现过:

“当然,近三十年国家发展的确有目共睹;但问题在于经济上的发展,不可以令我们放弃是非黑白;GDP总量上的飞跃,也不可以用来取代道德价值。”

这些话说来铿锵响亮,掷地有声。但前提是我们可以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际上把GDP和道德价值划分得一清二楚,置于对立位置,用句老话说:严于孟子的“义利之辨”,文哲老师对此当然耳熟能详。不过,“义是什么?利又是什么?”却往往没说清楚。权贵的个人利益是“利”,没问题,但百姓的公利大利呢?是“义”还是“利”?

我们可以试试从《孟子》一书找答案,书中反覆大倡王道仁政,这当然是“义”了,且看王道仁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行王道仁政,要省刑薄敛,教民养德。不过,刑如何省?德如何养?那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配合:

《梁惠王上》:“ (答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道之始”是什么?是令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五亩之宅”整段在答齐宣王时又说了一遍,可见孟子反复致意,念兹在兹的,首先是解决经济问题,非如此不能为省刑养德创造必要条件。因为刑如何可省?德如何能养?《管子·牧民》里说“仓廪实然后知礼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最正本清源的做法是使百姓根本不去犯罪,所谓“必也使无讼乎”;要做到这一点,那又要先令到百姓有安定生活,生活如何能安定?要有稳定收入,收入如何能稳定?要有固定田产(有恒产),田产如何能固定?要产权—使用权明确(经界正)。在《滕文公上》中,显示孟子对其中环环相扣的条件关系有清楚认识: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推行仁政,要从解决GDP问题入手,首先处理田亩产权-使用权问题,因为产权-使用权不明则收入不稳,收入不稳则衣食不保,衣食不保则生活不安,生活不安则百姓蠢蠢欲动(无恒心),为了生存,放僻邪侈什么坏事都会做出来;这样的话,刑如何能省?德如何能养?“道德价值”如何能实现?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到卫国,高兴看到人口繁衍(庶矣),指出下一步就是要改善百姓的物质生活(富之),到人人生活丰足,才可以教民养德(教之),和孟子的思路如出一辙。

欲养德,先饱腹,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人之中的认识。《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义”与“利”不仅不处于对立地位,而且彼此相承;这种认识甚至融合体现于字词之中,现代汉语中“流氓”一词指无赖恶棍,当然谈不上什么“道德价值”;不过,“流氓”一词恰源于“流民”,也就是流离失所、失去土地的人,亦即孟子所说“无恒产”。“无恒产”而又要维生,自然被逼“放僻邪侈无不为”,这样的人当然就是流氓了。

最重视“道德价值”的恐怕无过于孔孟吧?但孔孟言治国,开宗明义就说“富之”,就说“恒产”,也就是说,道德操守要以a full stomach(饱腹)为基础;GDP不是一切,但没了GDP,则一切也无从谈起!GDP是“义”是“利”?两者之所以不能置于对立位置,因为在实际上是“高以下为基”。

今天中国能够大力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卫生环境,减低营养不良,防免疾病夭折,提供安全环境——这些都是王道仁政吧,没有相当的GDP,这一切如何可能?GDP就只是钱吗?中国近40年间的作为,是GDP抑或是仁政?

把孟子的话换成现代语言,应该就是“夫仁政,必自GDP始”。

当然,以GDP始,并不意味能以GDP终,而且GDP也真的不时与“是非黑白、道德价值”矛盾,港人所说的一些内地的问题,也有些是GDP惹出来的祸。既已“富之”,之后就必须是“教之”了,内地的一大串问题,长路漫漫,还要以恒心耐力走下去。

一般香港人对内地的认识,是得之于香港传媒和时政论者,后者见事论事之只得一偏,是造成前者偏见的主要原因。这种只得一偏的情况,其实不仅见于传媒和论者,也普遍见诸不少人权组织。

应该说,我对他们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尊重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本心实在可敬,即使有些为别有用心者利用,也勉强可说是非战之罪;不过,也无法隐藏对其偏蔽的轻视。这些人口口声声不离human rights(人权),什么是human rights ?  把一个人从黑狱中拯救出来,令一个弱小无告的人免受虐待,这是human rights吧?那么,把千千万万人从饥饿濒死边缘拯救出来,令千千万万人免于战乱威胁,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那又算不算human rights?他们在指责内地的同时,是否也要对中国政府对人民在生活上、安全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力加赞赏?那些暴乱者被粗暴对待,要加以谴责,那么警察被暴乱者推在地上打得头破血流,那些人是否同样也要受到谴责?只要一穿上警服,警察的人权就被取消了?

2. 警暴问题

以动物为喻,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蝙蝠,另一是白鸽;蝙蝠只察觉到黑暗中的东西,却永远看不到阳光下的世界;白鸽正好相反,据说夜盲,只能看到光明,对黑暗一无所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肯看到那些自己想看到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做回“人”,既可以享受朗朗晴天,又懂得戒惧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可惜近来香港时论所见,往往不是蝙蝠,就像是个白鸽。

这些月来和亲友学生讨论,一言以蔽之,令人吃惊而失望。无论教育水平如何,甚至一向博学的、理性的,都只是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很少人能正反并观兼顾整个问题;“反中”的,传来都是警察如何残暴,政府如何不公等等;“反反中”的(比“亲中”一词更准确),则永远都是暴徒的疯狂野蛮,肆意破坏之类;说的虽然都是facts,但却忽略了这绝非全面的reality。

私人之间的非正式的言论,如此还情有可原。但掌握公器的传媒,很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要“坚持立场”,“用来‘达到某些目的’……去说他们想说的事情”(前引文中陈效能副教授语),这种情况也普遍见诸种种专栏文章、时事评论之中,网上传来传去的意见更不在话下了。

其中《香港电台》是公营机构,由公帑支持,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的《铿锵集》拍了一辑元朗袭击事件,用多处收集回来的闭路电视片段比对,论证警方很可能已经事先知晓,但并没有采取行动预防,亦不在事发时加以制止拘捕;事情属实的话,按照香港法规,当然有理由追究警方责任。不过,同是《铿锵集》,对示威者暴力冲入立法会,以化学品攻击警察,咬断警员手指,包围辱骂殴打异见者等等,却罕有同样深入的报导;对于女青年眼睛受伤、却不愿提供医疗记录的事情,也没有这样深入的挖掘,不能让市民观众对事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不偏不倚,持平公允这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部分学生要求港大校长张翔谴责警方暴力,张翔予以拒绝,但表示反对任何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图为张翔,图自大公报

“是其是,非其非”,孔子是最佳楷模,对管仲其人,一方面因其僭越违礼的行为而大加非议:“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但另一方面又因他有功于华夏人民而大为称许:“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大学》作了很好的概括:“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可惜在香港媒体报导、政论时评中,这却真如“俟河之清”,难得一见!

暴乱者为什么要违法破坏,要暴力攻击?最常见的说辞是我们是以暴抗暴,以直报怨;这说法的成立要基于一个前提:对方先用暴力。不过,警察什么时候先用暴力了?首先,新闻报导中没看过警察攻击示威者,被攻击的都是暴乱者;其次,即使是对付暴乱者,也总是先有人全副武装,披坚执锐,向站着不动布防的警察攻击,警察才会挥棍回打,也就是说,警察不是主动去attack ,只是被动地fight back。要解决这恶性循环其实很容易,你不暴力冲击警察,警察就不会用暴力回击,连小指头也不用动,更准确地说是“连小指头也不可动”,就可以从源头把祸根拔除,不仅连“抗”也不用“抗”,甚至要“抗”也无从“抗”,因为根本无暴可抗!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上上之策,岂不更好?

现在买齐装备,literally armed to teeth(名副其实武装到牙齿),周周出动,到处破坏,到处攻击,是以暴抗暴,以直报怨?还是以暴招暴,咎由自取?你自己是暴力之源,一切暴力由你引起,然后你自视为受害者,以此作为不断暴力的理由,这算什么理由!《马太福音》说得很好:“为什么你看到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而更可怕又可悲的是,这种近乎盲目的偏见并不限于暴乱者,也见诸不少市民;现时警方执勤执法,不时会遭受部分市民喝骂阻挠,也不管警察做的是什么,好像只要是警察,就一定不对。这些人和暴乱者的盲目偏见如出一辙,分别仅在于一以暴力,一非暴力而已。Joseph Schumpeter 在前引书中对这种“群体心理”有很精要的描述: 

“...the phenomena of crowd psychology are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mob rioting--a reduc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 lower level of energy of thought and greater sensitiveness to non-logical influences--Newspaper readers, radio audience, member of a party--are terribly easy to work up into a psychological crowd and into a state of frenzy in which attempt at rational argument only spurs the animal spirits. ” 

(这种群体心理现象绝非只见诸暴民暴动——责任感弱化、思考力降下、更易蒙受非逻辑性的影响——报纸读者、电台听众、政党党员——稍加鼓动就可以形成一个心理群体,进入疯狂状态,跟他们论事说理,只会激起其动物狂热。)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也只是蝙蝠、白鸽,只能看到一面。怎样才是“人”?Schumpeter 也定下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To realize the relative validity of one's conviction and yet stand for them unflinchingly is what distinguishes a CIVILIZED MAN from a BARBARIAN.”(了解自己信念所具合理性的相对性,然后择善而固执之,此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

“固执之”很重要,但先要知道所择之善只是相对之善,只有野蛮人,才会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而且只有自己正确,而一往直前。

此节起首反复强调要正反两面并观,要持平,但持平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孟子对“执中无权”大加非议,就是反对那种自命中立,不肯作出权衡判断的做法。回避表态,不得罪任何一方,或是出于无能,或是由于不敢,这若非智识、能力上的贫弱,就是德性上的卑怯,绝不可取;孟子说一定要“权”——两方并观,权衡其是非轻重,然后作出判断。从近月暴乱者的行为看,已经完全成了暴民,因此应该作出这样的判断:

虽然双方都有不当,但暴乱者的疯狂破坏捣毁,次数远远多于、烈度也远远强于警察的无理拘捕攻击,暴乱者大非小是,警察大是小非;这也是本人在前引文中建议要用近水对付暴乱者的原因。

只看到暴乱者脸上的血,看不到警察脸上的血,这是偏见;只看到现在脸上流的血,看不到未来几十年全香港慢慢bleed to death失血致死的血,这是短视。不消除这种普遍见诸香港的偏见与短视,香港只会在自己的泥淖中翻来覆去,直至筋疲力竭而衰亡。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周国正

周国正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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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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