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国正】

香港事件，这几个月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不同媒体刊出者林林总总，汗牛充栋，对整个示威暴乱或支持或反对，各持已见，这自是意料之中；不过，撇开那些纯粹批评甚至只是攻击谩骂的不说，即使是作出理性思考的，也往往显示出部分香港人思维论述中一种很强烈的特性——短视、单向。遗憾的是，这种特性似乎在香港社会中越来越常见，甚至可以视为令香港陷入这般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提高对这方面的认识。

一、短视

“离地”，是香港出现频率很高，时常用以批评对方的时髦俗语，意思是放言高论，不切实际，亦即令孟子饱受时人非议的“迂阔而远于事情”，语带讥讽。不过，批评者往往忽略了一点，“离地”其实很重要，因为不离地，则永远不能“站得高，看得远”；港人很“贴地”，感受固然真切，但终日牵缠于葛藤枝蔓之间，一叶障目，虽一树亦未能见，更遑论整个森林了。

“离地”，不看眼前而看长远，不看小而看大，于细节即使略有所失，但只要总方向正确，尽管其间有磕磕碰碰，也不足为大局之累；长江、黄河在万里途程之中不论如何迂回转折，或北或南，但最后仍然东奔入海。这“东奔入海”才是最要把握的关键。

以这次香港事件来说，可以清楚看到三类的短视：

1. 看表不看里

最初引发示威的，是要反对政府提出的《引渡逃犯条例》，但这是造成今日事态的真正原因吗？如果是的话，则示威发生未久，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告搁置条例草案，示威再师出无名，应该就此平息了；但示威却方兴未艾，因为目标已经立刻转为“五大诉求”，显见反对《引渡逃犯条例》只是触媒，作用一如火柴，导致今日遍地烽火的易燃物显然另有所在；看事较深入的人认为那是“五大诉求”中的“双普选”。

不过，“双普选”是政治诉求，而香港人一向对政治冷漠，这是殖民地教育多年来的刻意经营，早已取得“丰硕成果”；我记得念中小学时谈论政治是禁忌，老师同学之间噤若寒蝉，即使进了大学，想找《共产党宣言》看看，图书馆书目中虽然名目无缺，但按号索骥，书库中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这一类书籍是另储一室的，要看不是不可以，但颇费周章，何以如此？我当时若有所悟，所以也没再深究。

1975年金耀基教授所提出的经典论述——“行政吸纳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其实不仅可以用来概括香港政府的施政文化，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整个香港的社会文化——只办事，不问事——一切以事务层面的效率、成果为主，其他理念层面的国家、民族、主权、国际大势、历史走向等等都不要管；政府内，看重的是“能吏”，不是“贤官”，社会上，渴求的是“干才”，不是“智者”；香港“经济动物”的DNA就是这样选育出来的。

香港人以此而举世知名，怎么会忽然间出现这样强烈的政治诉求？以至一刹那间冒出那么多政治意识高昂得可怕，竟然以攻击、破坏、纵火去争取所谓“民主自由”的青少年？这一点论者却很少解释。

本人在《如何理解香港事件的表像与本质》一文中指出，不仅《引渡逃犯条例》不是真正的原因，甚至“五大诉求”的核心——“双普选”所带出的，对所谓“民主自由”的争取，也只是示威者、暴乱者自我说服，自我欺骗的noble pretext（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近年来一般人普遍面对的生活困顿。

只看浮面，不看深层，只听口中所言，不寻心中所想，任何解决方案都是徒劳，因为“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继续烧下去，就算这次连大火也扑灭了，以后另一支火柴、另一个烟蒂、另一次泄电，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煑食烧水，也总会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灾。”

所以，尽管林郑月娥9月时更完全撤回《引渡逃犯条例》，也依然暴火不熄，其实即使再加上她下台谢罪，也只能解一时之困，之后总会找到另一个机会再爆发。

2. 看己不看人

香港这样闹下去，内地会不会忍无可忍？不少论者很有信心地说，香港不论如何闹下去，也不会出问题，因为有金城汤池足以自保，金城者，“金融长城”也。

金融城，真是金城汤池吗？图片来源：新华社

当然，今日香港比之中国内地在这方面远为进步，什么上市集资都方便得多，累积金额已经数十万亿；不过，这是炭还是花？雪中的炭，无之则冻死，不可或缺，锦上之花，得之固足欣然，无之则尚存美锦，此“金城”之可靠程度如何？

而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内地的发展速度，五年、十年、十五年后就不会建成另一、另二、另三之城？何况，此刻正有人长城自毁，活得不开心，就把家中杯盘碗碟、花瓶瓷器以致家具门窗一概捣毁！忿是泄了，于事何补？

就如造房子，用木，用石？建一层，建两层？中式，西式？这当然要讨论，不过首先要看看地基是磐石？陡坡？泥滩？浮沙？否则一切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地基者，当今的世界政局，旧说的天下大势。

二战结束后东西冷战几十年，到苏、东、波集团倒台了，美国以为可以君临天下，宰制世界。今日美国国力固然举世称冠，但阿富汗、伊拉克师老无功；ISIS、乌克兰烽烟处处；再加上中国崛起，五年十年后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一带一路”提出后，美国盟友不理“劝戒”，一窝蜂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建投资银行。

旧有国际力量的重心已经开始出现转移，今后的天下大势是中、美两国争雄，这决定了中国国策的总方向，其他都要让路；在香港问题上北京会怎样？先考虑国家的整体需要作最安全保险的盘算，还是先考虑局部的诉求？是按三、五十年格局作长远规划还是着眼于眼前的浮躁喧嚣？

香港人不看清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位置，终日只知大喊“我要什么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什么”，从来不想想另一方“要什么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以至一切吵吵闹闹，尽是徒劳；徒劳还好，最怕的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3. 看今不看古

小鸭孵化出来，会把第一眼看到的认作妈妈；人类何独不然，会把他所生活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不过，知识、阅历、经验告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是必然的。

香港的奇迹性发展，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战后那一个历史机遇，一方面汇集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资金，另一方面又成了国、共双方以至东西世界交通的重要窗口，地位得天独厚。

今天，人才、资金、技术随时可以找到发展前景更好的地方，加之内地渠道大开，窗口作用亦不再，香港还有什么舍我其谁的优势？

发达的金融、完善的法制……在这十年八年间固然还难以企及，但世界事物不是有盈虚消长的吗？其他内地城市奋起直追大踏步向前，自己则整天磨磨蹭蹭，吵吵闹闹。再加以人口老化，青壮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满口的生活质素、个人兴趣，无复上一两代的刻苦坚持，量已不足，质又不如，这样下去，优势不再，活力无存，香港未来会怎么样？

历史告诉我们，城市是会衰落的。长安、罗马，曾经盛极一时，今天说起来，除了兵马俑、杜公祠、诸神殿、斗兽场等遗迹之外，谁还会视之为主宰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曾经富甲天下；伊斯兰全盛之时，大马士革号称汇聚了世界一半的财富，给地图你看看，还有多少人可以指出这两个城市的所在？从前上地理课，费城、底特律是作为美国重要城市介绍的，今天，费城的犯罪率是纽约的四倍，底特律流失了三分之一人口，香港人大呼楼价高不可攀，那里倒好，有些地段房子便宜得没人敢买，整条街空无一人。

佛家云“缘聚而起，缘散而灭”，今天的一切，只是种种因素条件的配合，因素条件改变消失了，今天的一切也就不再存在了；“If you want to remain unchanged, you have to change constantly”（欲依然故我，必与世推移），许多香港人却总以为眼前世界会永远如此！

二、偏见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 coin.（每一个钱币都有两面）批评对方，也要承认对方合理之处；为自己辩护，也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也必须尝试从对方的观点立场去考虑。如果你认为自己一切都正确，对方一切都邪恶，那你要立刻猛省，是否已经入了魔道。

这是常识，也是论人论事的基本态度，不过，在香港人之中却有许多反例，尤其是那些写政论时评的人士。

1. 内地的功过得失

正如本人在前引文中所说：“港府+内地，这两个bogeymen（傩鬼），在不少香港及西方传媒笔下一片黑暗——是罪恶化身”。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描写，他们一定会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大谈中国内地的弊端，稽古探流，由整个时代而及个人经验，以证所言非虚，更以此论证部分港人之“恐共”其来有自。

他们都是造谣污蔑吗？除了那些不入流的传媒外，一般都不是，所说关乎贪腐、社会、民生以致环保诸般大小事例，大体都是事实，内地媒体也报道过。

不错，这些都是确确凿凿的facts（事实），但在同样以客观公正自诩的媒体中，往往只有那些负面的事实，以下这些却极少提起：

·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指出，1978年时赤贫人口（extreme proverty）占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及2018年，下降到只占百分之一。

·在改革开放之后约30年间，按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得以脱离贫穷线的约8亿人，而其中6亿5千万是在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一国在这方面的贡献，占了全世界的80%，是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4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全民家居环境、工作机会、卫生条件、教育水平、交通运输各个方面都得到大幅改善。

·识字率由约百分之十提高到约百分之九十；现在每年大学生800万，令近千万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望成为中产阶级。

·人均寿命由49年的约40岁上升至最近的70多80岁，其中意味着不知多少亿人免于因贫病失救而死亡，多少亿婴儿免于疾病感染而夭折。

上面所有的丑恶都是真实的，正如所有的美好也是真实的一样；每一面都是facts，但任何一面孤立起来，都不是reality（真实）。两面公平并观，才是正确的态度，才可以看到中国的“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态度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只说一面，由于所说的都是事实，所以具有更强的误导性，往往连自己也骗了。

Joseph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说得更尖刻精到：“Selective information...is an attempt to lie by speaking the truth .”（筛选咨询……其用意在于讲实话来撒谎）

部分港人之“恐共”，很容易理解，但很难理解的是，何以他们对亿亿万万人的脱离困境，改善生活，走向小康却丝毫没有为之欢欣鼓舞？是其是，非其非，做人处事，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很多香港人很关注中央政府对历史问题所作的官方评价，不过，比官方评价远为重要的其实是官方行动，有没有在实际施政上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国际知名民调机构Pew的调查结果，在2010年前后，中国人民对生活满意的约85%；觉得比前五年生活有所改善的约70%；认为未来五年会更好的约82%；在年轻人中更有92%对前景感到乐观。“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些香港媒体好像只知叫港人“听其言”，但故意忽略了远为重要的“观其行”。

在盖洛普的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

香港很多人会说：国民满意？乐观？他们看着袋中有钱而已！孟子不是教训过我们吗：“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下这类说法，以不同版本在很多场合都出现过：

“当然，近三十年国家发展的确有目共睹；但问题在于经济上的发展，不可以令我们放弃是非黑白；GDP总量上的飞跃，也不可以用来取代道德价值。”

这些话说来铿锵响亮，掷地有声。但前提是我们可以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际上把GDP和道德价值划分得一清二楚，置于对立位置，用句老话说：严于孟子的“义利之辨”，文哲老师对此当然耳熟能详。不过，“义是什么？利又是什么？”却往往没说清楚。权贵的个人利益是“利”，没问题，但百姓的公利大利呢？是“义”还是“利”？

我们可以试试从《孟子》一书找答案，书中反覆大倡王道仁政，这当然是“义”了，且看王道仁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行王道仁政，要省刑薄敛，教民养德。不过，刑如何省？德如何养？那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配合：

《梁惠王上》：“ （答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道之始”是什么？是令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五亩之宅”整段在答齐宣王时又说了一遍，可见孟子反复致意，念兹在兹的，首先是解决经济问题，非如此不能为省刑养德创造必要条件。因为刑如何可省？德如何能养？《管子·牧民》里说“仓廪实然后知礼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最正本清源的做法是使百姓根本不去犯罪，所谓“必也使无讼乎”；要做到这一点，那又要先令到百姓有安定生活，生活如何能安定？要有稳定收入，收入如何能稳定？要有固定田产（有恒产），田产如何能固定？要产权—使用权明确（经界正）。在《滕文公上》中，显示孟子对其中环环相扣的条件关系有清楚认识：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推行仁政，要从解决GDP问题入手，首先处理田亩产权-使用权问题，因为产权-使用权不明则收入不稳，收入不稳则衣食不保，衣食不保则生活不安，生活不安则百姓蠢蠢欲动（无恒心），为了生存，放僻邪侈什么坏事都会做出来；这样的话，刑如何能省？德如何能养？“道德价值”如何能实现？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到卫国，高兴看到人口繁衍（庶矣），指出下一步就是要改善百姓的物质生活（富之），到人人生活丰足，才可以教民养德（教之），和孟子的思路如出一辙。

欲养德，先饱腹，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人之中的认识。《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义”与“利”不仅不处于对立地位，而且彼此相承；这种认识甚至融合体现于字词之中，现代汉语中“流氓”一词指无赖恶棍，当然谈不上什么“道德价值”；不过，“流氓”一词恰源于“流民”，也就是流离失所、失去土地的人，亦即孟子所说“无恒产”。“无恒产”而又要维生，自然被逼“放僻邪侈无不为”，这样的人当然就是流氓了。

最重视“道德价值”的恐怕无过于孔孟吧？但孔孟言治国，开宗明义就说“富之”，就说“恒产”，也就是说，道德操守要以a full stomach（饱腹）为基础；GDP不是一切，但没了GDP，则一切也无从谈起！GDP是“义”是“利”？两者之所以不能置于对立位置，因为在实际上是“高以下为基”。

今天中国能够大力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卫生环境，减低营养不良，防免疾病夭折，提供安全环境——这些都是王道仁政吧，没有相当的GDP，这一切如何可能？GDP就只是钱吗？中国近40年间的作为，是GDP抑或是仁政？

把孟子的话换成现代语言，应该就是“夫仁政，必自GDP始”。

当然，以GDP始，并不意味能以GDP终，而且GDP也真的不时与“是非黑白、道德价值”矛盾，港人所说的一些内地的问题，也有些是GDP惹出来的祸。既已“富之”，之后就必须是“教之”了，内地的一大串问题，长路漫漫，还要以恒心耐力走下去。

一般香港人对内地的认识，是得之于香港传媒和时政论者，后者见事论事之只得一偏，是造成前者偏见的主要原因。这种只得一偏的情况，其实不仅见于传媒和论者，也普遍见诸不少人权组织。

应该说，我对他们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尊重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本心实在可敬，即使有些为别有用心者利用，也勉强可说是非战之罪；不过，也无法隐藏对其偏蔽的轻视。这些人口口声声不离human rights（人权），什么是human rights ?  把一个人从黑狱中拯救出来，令一个弱小无告的人免受虐待，这是human rights吧？那么，把千千万万人从饥饿濒死边缘拯救出来，令千千万万人免于战乱威胁，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那又算不算human rights？他们在指责内地的同时，是否也要对中国政府对人民在生活上、安全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力加赞赏？那些暴乱者被粗暴对待，要加以谴责，那么警察被暴乱者推在地上打得头破血流，那些人是否同样也要受到谴责？只要一穿上警服，警察的人权就被取消了？

2. 警暴问题

以动物为喻，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蝙蝠，另一是白鸽；蝙蝠只察觉到黑暗中的东西，却永远看不到阳光下的世界；白鸽正好相反，据说夜盲，只能看到光明，对黑暗一无所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肯看到那些自己想看到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做回“人”，既可以享受朗朗晴天，又懂得戒惧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可惜近来香港时论所见，往往不是蝙蝠，就像是个白鸽。

这些月来和亲友学生讨论，一言以蔽之，令人吃惊而失望。无论教育水平如何，甚至一向博学的、理性的，都只是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很少人能正反并观兼顾整个问题；“反中”的，传来都是警察如何残暴，政府如何不公等等；“反反中”的（比“亲中”一词更准确），则永远都是暴徒的疯狂野蛮，肆意破坏之类；说的虽然都是facts，但却忽略了这绝非全面的reality。

私人之间的非正式的言论，如此还情有可原。但掌握公器的传媒，很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要“坚持立场”，“用来‘达到某些目的’……去说他们想说的事情”（前引文中陈效能副教授语），这种情况也普遍见诸种种专栏文章、时事评论之中，网上传来传去的意见更不在话下了。

其中《香港电台》是公营机构，由公帑支持，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的《铿锵集》拍了一辑元朗袭击事件，用多处收集回来的闭路电视片段比对，论证警方很可能已经事先知晓，但并没有采取行动预防，亦不在事发时加以制止拘捕；事情属实的话，按照香港法规，当然有理由追究警方责任。不过，同是《铿锵集》，对示威者暴力冲入立法会，以化学品攻击警察，咬断警员手指，包围辱骂殴打异见者等等，却罕有同样深入的报导；对于女青年眼睛受伤、却不愿提供医疗记录的事情，也没有这样深入的挖掘，不能让市民观众对事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不偏不倚，持平公允这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部分学生要求港大校长张翔谴责警方暴力，张翔予以拒绝，但表示反对任何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图为张翔，图自大公报

“是其是，非其非”，孔子是最佳楷模，对管仲其人，一方面因其僭越违礼的行为而大加非议：“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但另一方面又因他有功于华夏人民而大为称许：“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大学》作了很好的概括：“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可惜在香港媒体报导、政论时评中，这却真如“俟河之清”，难得一见！

暴乱者为什么要违法破坏，要暴力攻击？最常见的说辞是我们是以暴抗暴，以直报怨；这说法的成立要基于一个前提：对方先用暴力。不过，警察什么时候先用暴力了？首先，新闻报导中没看过警察攻击示威者，被攻击的都是暴乱者；其次，即使是对付暴乱者，也总是先有人全副武装，披坚执锐，向站着不动布防的警察攻击，警察才会挥棍回打，也就是说，警察不是主动去attack ，只是被动地fight back。要解决这恶性循环其实很容易，你不暴力冲击警察，警察就不会用暴力回击，连小指头也不用动，更准确地说是“连小指头也不可动”，就可以从源头把祸根拔除，不仅连“抗”也不用“抗”，甚至要“抗”也无从“抗”，因为根本无暴可抗！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上上之策，岂不更好？

现在买齐装备，literally armed to teeth（名副其实武装到牙齿），周周出动，到处破坏，到处攻击，是以暴抗暴，以直报怨？还是以暴招暴，咎由自取？你自己是暴力之源，一切暴力由你引起，然后你自视为受害者，以此作为不断暴力的理由，这算什么理由！《马太福音》说得很好：“为什么你看到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而更可怕又可悲的是，这种近乎盲目的偏见并不限于暴乱者，也见诸不少市民；现时警方执勤执法，不时会遭受部分市民喝骂阻挠，也不管警察做的是什么，好像只要是警察，就一定不对。这些人和暴乱者的盲目偏见如出一辙，分别仅在于一以暴力，一非暴力而已。Joseph Schumpeter 在前引书中对这种“群体心理”有很精要的描述： 

“...the phenomena of crowd psychology are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mob rioting--a reduc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 lower level of energy of thought and greater sensitiveness to non-logical influences--Newspaper readers, radio audience, member of a party--are terribly easy to work up into a psychological crowd and into a state of frenzy in which attempt at rational argument only spurs the animal spirits. ” 

（这种群体心理现象绝非只见诸暴民暴动——责任感弱化、思考力降下、更易蒙受非逻辑性的影响——报纸读者、电台听众、政党党员——稍加鼓动就可以形成一个心理群体，进入疯狂状态，跟他们论事说理，只会激起其动物狂热。）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也只是蝙蝠、白鸽，只能看到一面。怎样才是“人”？Schumpeter 也定下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To realize the relative validity of one's conviction and yet stand for them unflinchingly is what distinguishes a CIVILIZED MAN from a BARBARIAN.”（了解自己信念所具合理性的相对性，然后择善而固执之，此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

“固执之”很重要，但先要知道所择之善只是相对之善，只有野蛮人，才会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而且只有自己正确，而一往直前。

此节起首反复强调要正反两面并观，要持平，但持平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孟子对“执中无权”大加非议，就是反对那种自命中立，不肯作出权衡判断的做法。回避表态，不得罪任何一方，或是出于无能，或是由于不敢，这若非智识、能力上的贫弱，就是德性上的卑怯，绝不可取；孟子说一定要“权”——两方并观，权衡其是非轻重，然后作出判断。从近月暴乱者的行为看，已经完全成了暴民，因此应该作出这样的判断：

虽然双方都有不当，但暴乱者的疯狂破坏捣毁，次数远远多于、烈度也远远强于警察的无理拘捕攻击，暴乱者大非小是，警察大是小非；这也是本人在前引文中建议要用近水对付暴乱者的原因。

只看到暴乱者脸上的血，看不到警察脸上的血，这是偏见；只看到现在脸上流的血，看不到未来几十年全香港慢慢bleed to death失血致死的血，这是短视。不消除这种普遍见诸香港的偏见与短视，香港只会在自己的泥淖中翻来覆去，直至筋疲力竭而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