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小明】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了有关全球供应链的讨论，也助推了“去中国化”的一些真真实实的动作。最近，美国和日本政府的一些新动向，更是在国内引起了热议。

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宣称，为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允许迁出企业的“搬家费”100%税前列支，包括厂房、知识产权、基建和装修等费用。

此前，特朗普反复强调制造业要独立。他说，“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为美国患者提供足够的美国药品，为美国医院提供美国用品，为伟大的美国英雄提供美国设备”。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也早在今年3月提出，要把这些工作岗位带回家，以便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公共卫生及经济和国家安全。

最近，美国彭博社报道，4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布了一项经济刺激计划。计划规定，日本制造企业从中国回迁或者迁至东南亚，日本政府将给予补贴。但很快，有人就该计划作了澄清，指出日本官方文件中根本没有出现“中国”两字，不应该把这项政策理解成针对中国。

这项补贴政策出台的背景是这样的。今年2月以来，一些日本企业由于中国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被迫减产停产，损失惨重。例如，2月份，日本国内汽车生产线减产29.3%。日系汽车在中国的产能更是大幅下降，日产、丰田和本田分别减产87.9%、77.4%和92%。

3月5日，安倍首相主持“未来投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不少产业界人士；当时他就提出，日本经济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对中国依赖过重，有必要减少。

4月7日，安倍在首相官邸召开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图自日本首相官邸

一个月后的4月7日，安倍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 “紧急经济对策方案”，豪气一掷108万亿日元（约合7万亿人民币），其中2435亿日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用以资助日本海外企业从供应集中度高的国家回归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这一举措力度空前，政府表示将承担中小型企业搬家费的三分之二和大型企业的一半，主要用于日本企业盖厂房和购买设备。从政策出台背景和现实情况来看，很显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文件中所指“某一国”，非中国莫属。

有人会问，有没有可能是指美国？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非常大，尤其在汽车行业。但是，在美国的日本汽车公司做的主要是整车组装， 处于供应链终端，影响不了生产链上的其它环节。所以，说日本政府的举措是冲着中国来的，也不会冤枉它。

不过，日本同美国的行为看似相同，但动机还是不太一样。美国的目标很明白，就是要推动中美脱钩，涉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造业，主要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日本政策的出台则是出于供应链多元化的考虑，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推进生产基地回归，以减少因供应过度集中而受到的冲击，构造日本制造业的稳定运营。当然，虽然动机不一样，但结果可能会趋同，因为对中国而言，如果它们如愿以偿，都是中国制造业的流失。

美日的举动会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骨牌式影响？以欧洲为例，就目前来看，欧盟不太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召回在华欧盟企业。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欧盟将中国视作“体制对手”，对华戒备和疑虑有所上升。另一方面， 欧盟仍倾向于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在诸多国际问题上也同中国有共同利益。

欧盟的当务之急不是把企业从中国撤回来，而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推动中国放宽市场准入，以便有更多的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正因为这个原因，欧盟正在积极地同中国商谈投资协定。

眼下，欧盟的工作重点，与其说是鼓动欧盟企业撤离中国，不如说是防范中资企业并购欧洲企业。受疫情冲击，一些欧盟企业经营恐怕难以为继，可能成为中资企业的并购对象。最近，欧盟副主席透露，欧盟将允许欧盟成员国政府对并购对象持股参股，以阻止中国对关键企业的并购。为此，欧盟正在起草一份指导性文件，预计将于6月颁布。显然，欧盟对中资企业在欧投资的态度与欧债危机时期迥然不同。当时，欧盟拼命求助中国，渴望中国出手救助濒临破产的公司。

另外，由于中国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被迫停工停产的欧盟企业也没那么多，那么广。

应该看到，欧盟一些国家也不是没有动过降低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心思。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在接受采访时称，欧洲过度依赖中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加强法国和欧洲的“经济主权”，扩大在本地区电动汽车电池、医疗器械和医药产业的投资。但是，从目前看，欧盟跟进美日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天，欧盟贸易委员霍根表示，欧盟的“战略自主”不意味着自给自足，而是要供应来源多样化，不依赖一个地方提供所有东西。

再看看澳大利亚。美国的呼声在南半球得到了回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周表示，有必要认真研究经济主权问题，还提出了实现重要医疗物资和药品生产本地化的目标。眼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产业政策，还成立了工作组制定新的产业蓝图，以培育本地制造业，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

在我看来，美日眼下推进供应链重构，时机不对。中国正在走出疫情阴霾，走向全面复工复产。而美欧仍然象两个月前的中国，处于抗疫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生产能力正在迅速恢复到疫前水平，而美欧则仍然处于停止状态。如果说疫情初期，有些跨国公司因为供应链的冲击而考虑是否有必要调整供应链，那么现在则应该反思此前的认知。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安全。中国用两个月时间基本控制了疫情，其它国家能做到吗？

除了不合时宜，还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美国鼓动企业离开中国，此前主要是鼓动和加征关税，这次则想拿真金白银去补贴企业。日本同样提出补贴政策。这样做可能构成进口替代补贴，属于世贸组织的禁止性补贴。

回顾过去几年，外企迁出中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美贸易战以前。那是一种市场导向型的生产转移，属于企业的自主行为，是企业基于商业考虑而做出的决定。主要原因是，在华制造企业用工成本和土地等要素上涨，中国的环保标准提高，造成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把在中国的工厂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第二个阶段始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至今约3年时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为了回避美国政府的关税，以美国为出口市场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在华生产线转移到不受影响的国家，也有个别企业迁回美国。例如， 三菱电机把放电加工机和激光加工机的生产迁回日本，小松把焊接等零部件转移至美国，住友电工把部分汽车用铝制线缆的生产线转移到泰国。

目前，外企制造业外迁进入第三阶段，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是两者共同驱动的结果。一些企业切实遭受或者感受到了供应链断裂的冲击，重新审视公司的供应链战略。一朝被蛇咬， 三年怕井绳，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政府补贴，也可能促使一些原本因为搬家成本负担而犹豫的企业下决心从中国迁走。

让美国政府寝食难安的是，美国许多必需品依赖中国。比如，美国90%以上的抗生素、维生素C及布洛芬和氢化可的松，70%的乙酰氨基酚和45%左右的肝素，都是中国生产的，大部分口罩和防护服是“中国制造”，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在关键时刻卡它们的脖子。

不过，目前真正从中国迁出的美国厂商并不多。打造新的供应链费钱费时，非一朝半夕之事。再者，供应链是长期养成的，一旦上下游方便且熟悉后，要改变不容易。

对美日的新举动，国内的反应也产生分裂。有声音认为天要塌，称企业外迁是比新冠病毒更大的危机，后果将是灾难性，预测全球化可能退回经济主权时代。另外一些舆论则根本没把外企出走放在眼里，认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坚如磐石，全球化不可逆转。

现实地看，美日政府的新举动将对中国若干产业产生实质性冲击。制造企业外迁可能主要发生在三大领域：首先是产品供出口的制造企业，尤其是零配件制造商，比如汽车零部件；而产品市场在中国的国外制造商大都不会撤离中国，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撤走。要为中国市场服务，就必须贴近市场、贴近顾客。有一份材料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实现年营业收入3500亿美元。对于那些为中国市场服务的制造商而言，留在中国非常重要，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是高新技术企业。 这个行业是美日政府推动产业回流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力推中美技术脱钩。它不但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还严格限制中资企业在投资美高新技术产业。 中美间科技交流和合作正逐渐停止，高新技术产业首当其冲，很可能成为外迁“重灾区”。

第三是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只有产品在中国境外有竞争力，有利可图，外企回迁才有可能。比如，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回归的目标。

疫情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抗疫物资和药品供应都出现了严重短缺。一些发达国家对医疗防护物资和药品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倍感担忧，希望重建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链，实现自给自足。医用物资和医疗器械制造商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欧盟口罩生产商从疫情前的12家猛增至520家，连福特和通用也生产呼吸机。当然，有些生产是临时性的，随着疫情的结束而停止。但是，也可以想象，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口罩、医用防护服、人工肺等与国民健康有关的产业将会在众多国家发展起来。中国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或将面临萎缩的前景。

目前，甚至有不少发达国家也有生产维生素C等大宗原料药的冲动，能成功吗？

前几天，我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老同事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实现原料药的自给自足，有待于大化工体系的建立。美欧国家已无法重建大化工体系，环境标准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规模经济给了中国几乎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以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为例，2019年， 中国维生素C产量占全球的90% 以上，而且产能过剩；解热镇痛药扑热息痛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

中国也是抗生素、抗感染药物和皮脂类激素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国际市场占比都在一半以上，规模大，制造成本低。中国企业凭产能和价格可以把任何竞争对手打得没法还手。前些年，因为产能过大，我们甚至不得不对一些品种出口实行配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外的生产商唯有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才可能生存下去。发达国家想原料药自给，很难做到，理想很美好，现实往往很骨感。

疫情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什么？应该说，疫情前，天平已经向封闭的经济倾斜。这种趋势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越来越明显，成为一股潮流。美国对多国发动的贸易战扭曲了市场，把全球供应链打得变了形。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无疑是雪上加霜。疫情下，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失业人口上升。逆经济全球化的逆流汹涌澎湃。

在政府层面，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上升。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大行其道，出口限制措施骤增。据统计，有近70个国家对药品和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实行了限制，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还有一些则寻求供应链改革，扩大重要产品的本国生产。可以预测，从新冠肺炎大流行走出来的世界不是更开放，而是染上了更浓的保护主义色彩。结果是，全球贸易将更多地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来管理。

在企业层面，疫情也强化了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意识。不少国外评论家认为，疫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导致跨国公司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一些跨国公司眼里，低成本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东西。它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供应链的韧性，并且愿意为确保供应链安全付出代价，包括在效益上作出一定的牺牲。跨国公司供应链调整意味着生产和货源更靠近市场，价值链变得更短，也意味着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中国庞大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国内外生产商可以较低资金成本和较短时间获得生产原料。但是，跨国公司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努力大有可能导致制造商外迁潮的出现，一大批目前从中国采购的商品也将转向其它国家。据报道，华东地区的日资制造企业中，7%计划回迁日本，1%-2%有意迁至东南亚。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将发生大规模调整。

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对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依然满怀憧憬，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大概率是，疫情将加速“去全球化”的进程，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将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轨迹。

接下来，最可能发生的是，全球供应链格局将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区域供应体系。有学者认为，全球有可能出现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供应体系。北美供应体系将以“北美自贸协定”为基础，欧洲供应体系则会基于欧盟的一体化市场，而亚洲供应体系可能以中日韩为中心，以“10+3”（东盟+中日韩）为依托。

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图自中国日报

那么，面对这种可能的态势，中国应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完善营商环境，更好利用外资，打造供应链的新优势。在传统产业领域，我们要做足功课，稳住龙头企业，留住重点企业，并且推动新投资的流入。与此同时，在新兴产业，我们要在招商引资上下大工夫，吸引外商参与“新基建”，扩展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占领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制高点。

有一些外资企业会离开中国。我们也不必恐慌。它们走了不完全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会给本土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其实，外资有出有进才是正道，才能产生良性循环。真正可怕的是，外企只出不进，或者好企业不来。

其次， 要积极参与区域供应链建设。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争取实现资源的全球最佳配置。在确保供货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网撒得越广越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供应链进行调整，作出新的布局。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全球供应链正在渐行渐远，而且中短期内不会回来。目前，北美这个全球供应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已经断裂，可望而不可及。美加墨贸易协定要求在北美生产的轿车和卡车使用的钢材中，有70%必须在这三个国家生产。这就把中国钢材排斥在北美汽车产业的大门之外。这一协定对汽车零部件的原产地规则也使中国公司无法向北美出口汽车零部件，其中规定，近一半的汽车零部件必须由时薪16美元的工人生产。更重要的是，美国从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将继续大力推进同中国的脱钩。这或许会永远改变全球供应链，再也回不到从前，供应区域化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第三条，扩大内需， 做大国内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国内市场，就是提升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和附着力。庞大的中国市场是很多外企投资中国、扎根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购买力的大幅提高必将吸引跨国公司蜂拥而入。已经在华的外商厂商为保住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将更加玩命拼杀，要赶它们，都不会走。对跨国公司来说，撤离中国意味着不是自杀，就是自残。

总之，面对新的现实，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早布局，早动手，下功夫培育亚洲供应链体系，为不一样的未来做好准备。当然，还要扩大同区域外国家的合作，包括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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