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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12-28 08:13:53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系列文章共两篇,第一篇为《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发表于《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第31版。本文为第二篇。

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则贡献了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也是话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

反过来说,具有这等经历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

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看到,当下很多人最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就又会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

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的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终觉浅”,首先就是“隔”,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放到当下,离我们50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

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当时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那些对大革命史的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

其实,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各种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原载于《南方周末》,原标题《“托克维尔线”——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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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可以借鉴而不可比附》

朱学勤

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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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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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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