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云汉】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这一百多年：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重建一统政治秩序与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 然后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再兴之路是多么曲折而不易。中国过去七十年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超越了过去各种不同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如果中国在既有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进，那么它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实际上，过去三十多年，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未来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还会更关键，关键程度会超过历史上美国所起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一、回顾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专题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非常醒目的历史地图，信息量很大。它最早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所采用，根据著名的世界经济史专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的历史估算数据绘制，展示了过去两千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间移动。从公元元年（1AD）开始，在前面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向中国西域移动。在这个重心的西边有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以及环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在它的东边与东南边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的古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包括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和天文。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往西北移动，到182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初开始，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加速，一直往西走，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到了快要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牵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分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间。接下来又开始发生变化，西欧战后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1960年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东移动。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重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1980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在快速地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后到 2010年、2018年，以及预测到了2025年，重心还会继续快速东移，当然之后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国兴起，它是最大的牵引力量。两千年世界经济重心移动的轨迹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甚至回到更早两千年前的起点，也就是回归更悠久的历史常态。《经济学人》在这篇报道里感叹道，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向前发展。

有了这一背景知识，我们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会更清楚。

这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lce Research Institute）针对过去两百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评价（PPP）的GDP估算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这张图表清楚地显示，从182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到195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是西方的兴起，这些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上图中最上面的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的国家），其后是法国、意大利跟德国，接下来就是荷兰等这些中小型西欧国家，以上合起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所以，有将近两百多年，西方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们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的比重一路下滑，相继被葡萄牙、荷兰、法国超过，而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下滑更为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比较突出的变化是日本的兴起，但从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来，大趋势是非西方世界开始全面兴起，尤其是亚洲，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中国速度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对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国加速器”（China Accelerator）这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孵化器公司副总裁，他利用IMF的资料库，绘制了一幅中美发展速度比较的解说图（见图 2），来阐释何谓“中国速度”。这张图揭示到：从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大板块、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 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多少时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呢？美国总共花了117年。换言之，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体经常说“ China Speed”？什么叫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版图之上建设“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不难看到，中国的兴起，在全球的范围里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将近七亿人脱贫，也助力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有希望达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下面这幅图（见图3）说明了过去一百多年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多么不容易，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的总数也不断在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岀现了婴儿潮，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尽管许多地区岀现了不错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努力在脱贫，但是全球范围的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转折点就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快速不断下降，在这个转折中，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1990年，中国还有七亿五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两千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帮助他们消灭贫困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想见，中国在达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后，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然，任何快速的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经济学术语叫“负面外部性”。当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时，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方面，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但另一方面，正如图4所示，中国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国的3.9倍。在很短时间内，中国从一个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经济体（图4中虚线）迅速上升，尤其是在1980年后直线上扬。虽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40%，但总量在2005年前后（根据世行的估计）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这一趋势也将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三、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整体而言，中国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具体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第一，中国的快速兴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见。因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力量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并且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吸纳进来。几乎没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或者是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关键的放大与加速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的“之一”。

第二，中国的快速兴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其在安全、军事、金融以及货币领域的霸权，今日的美国与其在苏联解体时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强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中国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利伯维尔场（Libre marché）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显示出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文化、经济的导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国，这些亚非拉国家虽然形式上独立了，但各方面都难以摆脱对曾经殖民过它们的西方国家的依赖，像非洲长期高度依赖法国，自己的军队与情报人员都由法国培训，甚至自己的外汇储备也都寄放在法兰西银行。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长期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比较薄弱。但是中国的快速兴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是一个新的机遇，一方面，它们可以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互补关系，中国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还主动搭建了与各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协调机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全面释放了出来。

第五，对许多亚非拉国家而言，这带给它们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通信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级基础设施建设能量；第一次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考虑；而且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政变。这种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最终，中国的兴起必然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所以，西方对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非常不适应，西方社会精英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是预料中的。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这一报告和随后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来源，认定中国为“改变现状国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国和俄罗斯企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输出压制的政权。

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建设性交往政策而进行战略转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来美国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过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快，面临的挑战也必然越来越大。

四、推动超级全球化的“三驾马车”

过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员的流动也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是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尔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第二驾马车”是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第三驾马车”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第一，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展开，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流动、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力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流动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给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的改革，并要求各国压缩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来强化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它们松绑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架构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把更多的产品纳入免税或大幅度关税减让范围，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抱有乐观期待，这也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快速发展。

第二，超级全球化也得益于资讯与数字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了惊人的突破。货柜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与机动调整超远距离和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与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整合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同步进行天文级数规模的金融商品与合约交易，完成下单、撮合、对冲、交割、结算与保管登录。

第三，超级全球化也得利于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与能量。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到二十年）吸纳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新成员的先例。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也在最短时间内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建构了上下游供应链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抬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费市场。

所谓“超级全球化”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来理解；二是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来理解。哈佛大学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级全球化”界定为以追求货物、服务、资金以及金融活动穿越国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出现于过去三十年。我们也可以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高度整合之结果来理解超级全球化。无论是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新启动的全球化相比，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跨国供应链网络、贸易网络、运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将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空前的程度。

超级全球化带来三个结构性的改变：第一，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第一次出现，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在各种高附加价值制造业领域维持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过去三十年国际贸易中最终产品的增长比例要远远低于中间性产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长速度，就说明了跨国产业链的长足发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现爆炸性成长，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实体经济活动；第三，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之跨境流动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们用贸易依赖程度与金融国际化程度这两个最常用的指标来衡量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图5的浅色线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贸易依存度，根据右边纵坐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坐标度量的深色线，也就是金融国际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和欧洲的资本账户也是不开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更是统统都没有。

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深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4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岀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实则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生产外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更是大量移转到亚洲，而中国成为接收外移制造业的最大基地，因为中国的劳动者素质高、供给量特别大。如图6所示，在20、21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而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椭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如此规模的劳动群体快速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曾经的东亚“四小龙”更不用说。中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早已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中国让欧美企业最震惊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以很短的时间、在全世界产业分工中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与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国《金融时报》根据联合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制作了一幅图（见图7），清楚地显示在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类别中，中国的岀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在过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电池、有机化学、轨道运输设备、液晶显示器和发光二极管、柴油发动机、柴油大型锅炉、油轮等产品类别上，中国的份额在2017年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未来，中国制造业还将跨入半导体、高速电脑、核能发电、民航客机等更尖端的科技产品。

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数字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须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传统法令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主流、信息与通信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各国劳工已经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间上移动，也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国，这就是所谓的“电信移民”（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务业从中阶到高阶的受雇者，例如从事软件设计、网页设计、美术编排到财务分析的职业群体，都无法逃避全球劳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这个一体化趋势的确对西方国家白领劳工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美国某医院里负责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技术人员，他可能跟孟加拉国一个有同样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份工作，而另一头的竟争者只要1/20的工资就愿意做这个事。

五、超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风暴

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罗德里克指出，“超级全球化”基本上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因为它们都是中小型国家，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会慢慢流失掉。比如，影响欧洲人生计的主要决定都是在欧盟做，而不在各国首都或不由各国国会做，或者有些决定也不是欧盟做，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Google（谷歌）、Microsoft（微软）、Facebook（脸书）等超级跨国企业在做，它们做出了影响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决定。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罗德里克所担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全面动摇。道理很简单，因为本来民选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社会保障职责和经济发展职责。这两个职责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经济主导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公民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化产生的经济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极少数人在瓜分这个经济红利，尤其是“超级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国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劳工群体实际上正承受各种生活压力、就业压力，还有社会保障越来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利益受损者。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是在中国收入较低的农民，他的绝对收入、生活水准在二三十年里也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增长速度是10%、8%，但欧洲不是，欧洲现在进入了0—1%的增长；日本更不是，日本几乎连续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长。“超级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这些巨型跨国企业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竞争，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都是由美国的跨国企业提议的，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复杂、专有名词晦涩难懂，就连法官也搞不懂，将来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解释。而且将来有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来找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因此这些大律师既是两头通吃，也是跨国企业权力行使的代理人。

为了凸显巨型跨国企业的支配地位，一个倡议全球正义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正式名称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别制作了表1，这张统计表很简洁地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扭曲。如果以企业营收和政府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将跨国企业（用斜体标示）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1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它2017年的营收比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大。所以，大多数国家面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时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主权国家的政府很难监管它，也很难给它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而且这些企业不但可以设法避税，还向各国政府要求租税补贴或其他特殊优惠。

同时，这些巨型跨国企业大多享有寡占或独占的强势市场地位，可以借助其垄断地位来攫取超额的利润，并企图影响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政策与规定，让自己成为政治寻租的巨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信息革命及超级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全球经济权力空前高度集中，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下在世界遍地开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陷入贫穷，蓝领阶层以前的高薪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经济停滞、收入停滞的边缘挣扎。

图8进一步表明，过去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得越激进的国家面临的问题越严重。有经济学家说这些问题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人抢了他们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动化、是信息化，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信息化与自动化不必然一定会抢工人的工作，关键是要看怎么引进新技术。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各种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任何企业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它一定会设法让“机器怎么帮人”，而不是“机器替代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引导技术引进时的路径，但在其他很多国家未必是这样。它们引进机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从平均数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除瑞典以外，大多数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绝大多数家庭都面临所得停滞的压力。在意大利、美国，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滞的，当然还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动荡、社会冲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积的，是过去35年经济地位与社会结构的一种剧烈改变，对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严重不利。因此，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也是在这个大潮流里崛起，突然之间像泥石流和火山爆发一样，把主流政治人物冲垮。他一上来就搞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搞贸易保护主义，退出许多多边体制。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很担心特朗普对美国过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传统、价值观、国际信誉和过去美国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完全弃之不顾。在他激进的单边主义之下，有些国际制度和机制已经完全瘫痪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欧盟也课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就更不用说。

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国，这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发生经贸摩擦，WTO在旁边一筹莫展，既无法调解也无法劝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瘫痪了。而且特朗普还威胁说WTO根本一无是处，他要带领美国退出联合国架构下各式各样的多边协议，甚至连美国过去主导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础一跨大西洋联盟——这一与西欧历史联系密切、具有特殊的价值观和文明纽带意义的联盟关系都动摇了。尤其在英国举行公投时，特朗普公然宣布赞成英国脱欧，他的前任智囊班农（Steve Bannon）现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络欧洲各国的极右派，继续推进裂解欧盟的政治谋略。德国和法国对他简直完全无法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担忧：现在的境况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