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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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不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约瑟夫•奈则是因为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美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研究经济大萧条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他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会快速蔓延，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自拔于经济危机之中。当然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各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分工与贸易，世界经济体要稳定运作，需要一个龙头、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要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

金德尔伯格从他的历史研究中提炼出“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其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其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金德尔伯格认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是扮演这样一个“领导者”角色，负责开放市场、稳定汇率、维护和平秩序和航行自由等。但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出现悲剧的原因就是领导权的青黄不接。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而美国也许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奈说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抛弃这个领导责任，不再愿意去扮演这个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他的担心是，当前中国也许力量还不够，或者没有这种意愿，或者还想继续搭便车，因此一旦美国不愿继续承担国际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体系便会出现巨大的动荡甚至会慢慢解体，贸易战将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再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就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扮演危机管理的角色。

奈的担忧是很典型的美国主流外交精英的观点，他们对美国中心秩序的衰落预设了各种悲观的结论。他们倾向于夸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低估其他利益攸关者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能力与意愿，也不愿认真面对从“西方中心世界”过渡到“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否有能力扮演积极性与建设性角色的这个重要课题，所以他的分析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片面诠释。

的确，当下的世界存在着类似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悲剧重演的风险，但形成系统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与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路，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产生的相关利益攸关者群体的数量还是远大于受损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撑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或是很多中小型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都已明白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跟国际规范。

奈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我们把它叫作“补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这是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对国际体制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性的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当然，美国可能因为自己块头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顾后，可以完全在双边关系里滥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且在对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让许多美国保守派的资深外交人士都看不下去，担心美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堕落为“流氓超强”（rogue superpower），但他毫不在意这些批评，甚至还公开崇拜美国历史上展现残暴不仁本性的人物。但是，全球经济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因为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很多国家强烈的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立场基本上非常一致，它们不会跟进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不会轻易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抗中选站。2018年10月的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的声明中很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联合国体制、WT0多边贸易体制、《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坚定支持，与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虽然它们现在暂时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只要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

七、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而非危机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开始扮演领导角色的心理非常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们对美国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奈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学者，但是他在说明美国过去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作为一个领导者为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担当主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时，都是选择性诠释。如果仔细回看战后70年和过去30年的历史，美国的霸权本来就存在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很多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例如，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有稳定汇率的公共效用，但如果美国滥用发钞特权的话，便是公共之恶。

另外，美国是很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但是它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带来很多公共之恶。美国常在各地区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让其中一边或者两边都得依靠它，买它的武器。美国总觉得其他国家都不安全，不希望有任何力量在任何区域替代己身“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是“世界警察”，但对很多国家而言，要请这个保护者代价昂贵，而且政治副作用很大，你抗拒它的无理要求，就可能被列为政权更迭的对象。此外，美国放纵华尔街在全世界发行有毒的金融资产，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作一种进步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去。欧洲就上了它的大当，这当然是公共之恶。欧洲债务危机的起源，就是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被美国华尔街的思路洗脑了一它们大量购置美国机构发行的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性金融资产，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可能一文不值，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这些正是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之恶（而不是公共产品）的一些明显例证。

《华尔街之狼》剧照

另外，并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美国就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只有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内强势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需要的公共产品，它才提供，不符合它们需要的，美国绝对不提供，也不准别人去提供。这是很霸道的。美国的国际角色必然符合国内执政精英所认可的美国利益与世界观。它也仅愿意提供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产品，排斥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可的公共产品。华尔街、军工集团、能源巨头、高科技产业等利益集团在美国执政联盟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美国推行的国际贸易、货币与金融秩序必然符合这些集团的根本利益。在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下，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模式必然以保障跨国企业享有最大行动自由与发挥最大竞争优势为优先考虑，基本上反对任何对跨国企业行为进行节制或监管的全球多边机制。美国主流精英信仰个人主义、利伯维尔场、代议制民主，倡导有限政府，又以文明优越者自居，他们把倡导普世价值、推行民主制度与利伯维尔场也视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来极大的争议。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这个秩序。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

八、中国的关键作用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敦促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完全可以创造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中国不但会提前达成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顺势治理国内空气污染问题、带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术与设备协助开发中国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所以，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中国的沙漠治理成效突出

如图9所示，仅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至少将近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自然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70%以上的份额，美国则不到20%，在18%左右。

到了2016年，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是后来者居上。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124个，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56个。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惊人。

根据AID Date这一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在官方发展融资领域，中国的融资规模从2011年以后就明显超过美国。当然，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欧洲国家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中国提供大量机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来华进行在职进修与技术培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气象、工程、扶贫、能源、城市规划等个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或承接大项目时，不仅大量雇佣当地的职工，也会提供在职培训，甚至将部分骨干成员带到中国来培训，帮这些国家提升人力资源。中国也扮演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未成立之时，中国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融资规模都超过了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的总和。

因此，中国的一个特殊作用就是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面对东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共同体乃至整个非洲，中国已经建立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这些合作平台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合作机制，它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而是花了很大精力与它最紧密的战略伙伴搭建军事联盟，基本上不重视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和全方位互联互通架构。

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努力成为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如何落实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将是一个值得继续追踪的问题，但是其精神、传递的政策信号都具有历史性意义。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努力和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与聚焦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这些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协商方面由两个若干经济大国参与构成的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一个是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砖五国”。现在因为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诚然，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可以想见，今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最近，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这家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咨询顾问集团发布了一份题为《2050全球经济：长程展望》的报告，得到了广泛关注，也被包括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所引用。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这份报告中有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图表（见图10）：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为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报告认为，这些体量比较大的后起之秀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根据购买力等值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基本持平了，当然，在名义GDP上，E7和G7相比可能还有落差。但是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会变成G7的两倍。这个变化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未来二十年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过去的格局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九、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未来

在这些全球变化趋势下，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先从以下三个最基本的面向探讨一下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一，人类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群体，只有一个地球——它是我们生存发展最根本的依托。地球上诸多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不是哪个国家恩施的，而是全人类的。地球的海洋、大气、通信频道乃至没有国家可以进行排他性占取的南北极，都是公共的。整个海洋，除了领海跟经济专属区外，都是公共的，还有很多我们目前不太了解的深海和外层空间，也都是公共的。

如何妥善保护这些公共领域、节制滥用，更好地管理、分配与共享，避免悲剧性的生态失衡，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无法逃避的全球议题。人类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已经让地球不堪重负，以前我们认为海洋无限宽广，不管倒多少废水，倒多少重金属、多少废油都无所谓，都会被稀释掉。然而事实不然，我们已经破坏了整个海洋的生态平衡。很多国家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某些技术先进的国家还试图占用更大的资源：知道鱼群在哪里就设法捕获更多的鱼，知道石油天然气在哪里就赶紧开采。这不只是自扫门前雪，而是非常自私自利地攫取、掠夺和滥用。

第二，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保障彼此的发展机会。我们虽然讲和平与发展，但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联合国虽然存在已久，但是安理会的功能基本上是瘫痪的。因为少数强国可以完全不理会《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职权，单边发动军事侵略或者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在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尤甚，文明间的冲突让人担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全球化的动力？因为整体来讲，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红利，但是它不应只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一套游戏规则。全球化本身一定要改革，否则逆全球化政治风暴会继续蔓延。如何调整全球化的路径、规则，是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尤其要节制巨型跨国企业及其市场垄断力量，而且还要让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另外就是如何把全球化的动力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更加夯实。

另外，虽然人类社会已经高度紧密相依，全球治理在很多领域依然滞后。换言之，经济高度整合，生态上相互依存，但是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整合协调机制严重不足。美国提供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最低限度的并且是有利于它自己的。美国霸权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和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也长期落后于全球社会发展需要，公共管理严重缺位，需要及时补救。

第三，全球社会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变迁。笔者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8年在台北有一场对话，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科技乃至综合国力各个方面，无论中国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国，真正左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竞争的关键，不是那些已经看得到的方面，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而是社会制度的创新。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笔者称它为“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将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和公共治理的模式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探索。哪个社会能更快速地调整自己、驾驭这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科技、资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并将它们引导到有利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衡的发展方向，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增强而不是削弱，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视角而言，雄安新区的实验的确是千年大计。它试图以全新的思路，摆脱以前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摆脱仰赖土地批租与房地产开发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摆脱城镇户口的僵性体制，首度实现全方位智能管理。因此，将来第一个实现全面无人驾驶的地区，实现创新绿色发展的地区，可能就是雄安新区，然后再将累积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国家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而且让绝大多数社会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而不是受损，这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在这个领域里，大家都是学生，没有师傅可以跟着学。

对西方国家来讲，这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旧的体制可能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去适应和面对这个挑战。北欧现在正在开展“无条件基础收入”实验，探索如何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机器人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社会的重新分配，让每个人有最低的所得保障。按照现有资本主义逻辑，这些巨大的新增生产力可能都会被少数资本攫取，那些所谓的“独角兽公司”经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以后，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公司未来的预期收益。绝对不能让这种游戏规则主导未来。虽然各种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验，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超级透明社会已经来了。以后从人出生开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都有记录，做坏事也马上有记录，而且抹不掉。世界其实已经站在超级透明社会的门口了，像美国、欧洲也都站在这个社会的门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跨入。政府职能也是一样的，将来很多政府职能都可以被智能化，公务员可以被AI替代。现代中国海关基本采取网上自动通关，事后再抽查的方式，所以海关官员比较有空闲，可以去接受培训，去扶贫。将来公安的主要责任也不是抓小偷强盗，而是打击网络犯罪、金融诈欺。整个社会形态改变了，公共治理的挑战会变得完全不同。所以，中国若能在这些领域开创一些好的制度探索与实践，对全人类来讲，尤其对那些同样是低起点、人口规模大、资源薄弱的这些国家来讲，都有重大启发作用。如何去驾驭这些科技、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责任重大，为了14亿人的福祉，需要迎接好挑战。

十、中国的全球担当

上述这些问题，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很多涉及区域与全球层级新规范、新规则、新治理机制的建立。在这些领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肩负着期望和责任。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科技大爆发所带来的一些新挑战，或也将要求在区域与全球层次建立一些辅助性机制，以支持或支撑各国内部的体制改革与法律更新。否则，科技的发展也可能把人类导向黑暗的前景，比如，AI让发动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的心理门槛大大降低。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就很可能被极少数人全部囊括，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投资回报收益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而这些要素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中国要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不仅是在现有机制出现基础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撑。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更知道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也是为其意识形态所排斥的。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很多国家都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管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去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当顾问设计融资方案，来解决你短期融资与长期收益不匹配的问题。结果是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希望得到的投资报酬率太高。何况这些项目需要全面动用国家权力，其长期收益应该归社会所有，而不是由少数境外的所谓私募基金攫取。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一对一进行，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你现在去非洲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首都和首都之间没有民航航线，你得绕到迪拜绕、到伊斯坦布尔再飞回另外一个邻近非洲国家，很多邻接国家之间也没有铁路、高速公路或光纤网路，所以非洲虽然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中国的这些新倡议会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最明显的应当就是非洲大陆，而非洲又正好是未来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大陆。现在非洲人口已经超过13亿，很快要向20亿迈进，人口对它而言是一个巨大负担，很容易产生饥荒、疾病、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等问题。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人类都很重要。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比如现在由中国电信带头与非盟合作，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采取中国典型的“八横八纵”体制，此一宏大的构想已经在逐步落实，大概2025年就可以完成，15万公里宽频光纤网路穿越非洲48个国家，覆盖至少非洲大陆1/4的人口，而且每个国家会在骨干网络之外铺设当地的枝干网路，假以时日，非洲的几亿人将同时进入网络时代，开拓各种可能性。

中国的发展思路也与西方主流思维不同。中国尊重国情，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主张政府、市场两手并用，这些都是超越西方主流思维的经验。加之中国经济体量特大，产业结构已经全面提升，未来中国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深度与广度上必然超越过去西方国家的想象。当然这会招致西方媒体各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妖魔化的诬蔑。然而西方媒体的诬蔑都是捕风捉影，中国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确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支撑。AID Data这个大学智库长期收集全世界与发展援助有关的数据。它也追踪中国在过去14年、在全世界138个国家通过技术援助、工程援助或者贷款援助的3485个大型项目，并评估其经济影响与作用。AID Data使用的测量方法很简单，它根据卫星的夜间空照图，看同样一个位置亮度层次与空间分布的变化。由于已经有非常完整的经验资料去支持这个模型，这些亮度信息经过测量以后，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当地的经济活动与人均实质所得，还可以看它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覆盖面。结果AID Data发现，中国投资的这些项目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还让当地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覆盖程度进一步扩散，有助于当地所得分配的均等化。这正是AID Data对14年来三千多个项目地点的卫星夜间空照图进行数学推算得来的重要结论。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例如跨国的高速公路，洲际的铁路运输，也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技术与知识的分享，以及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

很多接近海洋的国家，如果没有好的深水港、没有好的集装箱码头和伸向内陆的铁路运输，也无法发挥临海优势。这两个要搭配在一起。现在中国在这些方面也颇有建树。比如说希腊政府把原来最大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交给中远海运公司（COSCO）运营。整体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这个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接手后，比雷埃夫斯港的吞吐量很快翻倍，配合兴建铁路，一直往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中国内地企业与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到了离沿海300公里以上的地方，辐射作用就越来越弱。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系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又如，由于“中欧班列”的运量逐步增加，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各地的特产均可以利用中欧班列富裕的返程运力直接出现在沿海地区中国消费者的面前。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权利金。袁隆平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咸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不会像一些西方农业公司一样先申请种子专利，然后每年靠卖种子给当地农民来牟取暴利。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在环境、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方面，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全球电子商务平台里的领导者。试想，如果中国的快递服务可以遍布全球，而且小额跨境商品交易享受零关税，那就会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在全世界精准找到消费群体、定量生产，而且通过区块链技术数字化追踪咖啡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质量。这样，从源头采购到高价零售环节中的巨大利润就能返还给生产者与消费者。

中国也将积极参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建构。现在，第六代互联网协议（IPV6）正在变成一个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定期在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尽管起初这个大会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但慢慢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都会意识到不能缺席这个年度集会，因为将来很多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以及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会渐渐在这里落地生根。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引起了欧亚大陆沿线很多国家的关注和响应。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从技术与经济上来讲均富有可行性。因为中国有一家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大企业一国家电网，它在这个领域里技术领先，不仅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了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有重要建树，这些更清洁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全球各地区由于时差，发电与供电的高峰与离峰彼此错开，可以共享电源。如果将来有一天这个愿景真的能实现，人类社会离命运共同体也许就不远了。

十一、结论

全球化经济游戏规则，将来一定要做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它的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它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当资源与财富快速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便会对宏观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正处于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如果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那么总体消费一定会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当消费能力不够时，经济也将失去增长动力。而那些富豪不可能在物质资料消费上投入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实体经济便会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也正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已经形成的偏差，我们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即便是诉诸长期的政治动荡也无计可施，而是需要真正从源头纠正这些偏差和问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就地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

“大萧条”时期的求职者

在一些市场结构中，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都有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健全的方法，会产生非常好的效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与去中心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另外，一定要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又很难加以有效管制，只有各国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的化解。

从长时段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特朗普拆解全球化的动作，都是短期逆流。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全球社会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整体来讲，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许多群体，也仍可从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只要这些国家选择正确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科技变迁带动的社会体制变革，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就可以让更广大群体享受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因此，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而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再融合”与“深化融合”、开创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色，这将是对人类未来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政治学》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