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墨西哥的复活节焚烧了特朗普的纸人，有人在纽约中央公园竖立了一块特朗普的墓碑，他遭到共和党高层大佬几乎一致的反对，但支持率却一路狂飙，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

实际上，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结局如何，近9个月以来的“特朗普现象”都已无法抹去，都已成为了当下美国政治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现象有着深层的历史逻辑。只有看清这个历史逻辑，才能理解，“特朗普现象”不是反常，恰恰是正常。

在众多分析文章中，很多人都提到“政治不正确”这一点。即是说，特朗普一系列“政治不正确”言论、明显的“反政治正确”立场，恰恰成了他的制胜之道。

德国《世界报》网站3月初刊登了该报国际新闻编辑克莱门斯·韦京文章，列举了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势不可挡”的15条理由，分别是：反对移民、迎合白人的政治认同、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穆斯林、反对精英、自己出资竞选、迎合民众对强人的渴望、有效利用了电视、有效利用了社交媒体、使用犯规战术、毫无顾忌地撒谎、使用语言霸权、党内策略失误、党内的反奥巴马偏执、反对保守正统观念。[1]

仔细分析这十几条，其中一些是主要因素，如反对移民、反对穆斯林、反对精英、反对保守正统观念等，都是特朗普手上的“反政治正确”主牌。而正是由于高调打出了这些主牌，所以才能够最充分地利用电视和社交媒体，才可以最放肆地撒谎、撒泼，才最大程度地借助了党内的偏执和失误。主要因素和辅助因素就这样发生了共振，产生了合力。

这就是左右逢源、赢者通吃的效应。所以，归根结底，特朗普的制胜秘诀甚至可以归结为“反政治正确”这一条。

由于美国被自身的“政治正确”原则所统治，长期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敢于挑战所有“政治正确”信条的美国总统，而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政治正确”的内容进一步增多、原则进一步强化，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于是，物极必反，天降斯人，“反政治正确”顺势成为最新旗帜，特朗普得以横空出世。

专栏作家约翰.怀特在《今日俄罗斯》网站撰文，指出特朗普无非就是代表了一个“扯掉了面具的美国”，一个本来面目的美国。他说，“美国政治分析专家们的共识是：特朗普是一个异类，一个在道义上和观念上与白宫乃至整个美国都矛盾对立的候选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那是大错特错了。”

“他残酷无情地对待对手，贪婪于自己的成功，为了取胜不择手段。这就是说，特朗普并不是任何类型的异类，他就是典型的美国之子和美国梦，就是撕掉了刺绣花边和华丽包装之后的那个美国。”[2]

而要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可以靠撕掉“刺绣花边和华丽包装”来取胜，先要理解此前的美国是如何披上“刺绣花边和华丽包装”并把自己打扮成“政治正确”先锋的。尼采说过：“极端立场不可能让位于温和立场，只会被另一端的极端立场所取代。”围绕“政治正确”的正反循环，正是美国近百年来的历史逻辑。

自由、民主、人权三面大旗的“易帜”

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1904年，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他出版的《诺斯特洛姆》一书中，写了一位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这位典型的帝国主义代表人物这样宣布：“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3]

这就是还没有披上“刺绣花边和华丽包装”的那个美国，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赤裸裸的霸权，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正确”，手里也没有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挥舞不停。

但同时还要看到，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美国的确也有深厚的理想主义的传统，这是一种源自于《圣经》叙事的文化取向，坚信美利坚大地就是上帝所说的“应许之地”。所以，尽管出身很野蛮，美国也一直都有成为文明世界领袖的冲动。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人权这三个观念，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能打动人心、争取民心、最具有宗教感召力的三个政治哲学观念，哪个国家拿到了手里，就等于拥有了国际政治中的原子弹。所以，无论是出于美国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结，还是出于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算计，早晚是要把这三面旗帜拿到自己的手里。

自由

自由的实质是自主，但在人与人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的情况下，主人的自主包含了针对奴隶的权力，而奴隶的自主则包含了针对主人权力的反抗。所以，同样说自由，主人的自由和奴隶的自由完全是对立的、零和的、非此即彼的，无法相提并论。

从起源上看，自由这个观念确实来自西方，但却是来自西方的贵族。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里程碑事件，然而，签署宪章的男爵们从国王那里争来的自由，恰恰就包含针对自己领地内的农奴的奴役权力。没有这些权力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从《大宪章》直到18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英国人的自由”，本质完全相同，人们只看到英国人相对于本国国王和政府的自由，却无视这些自由的另一面：针对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实际上，自由有多大，奴役就有多大。

然而，自从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传遍全世界，奴隶们就开启了自身争取自由的事业。至迟从1791年海地奴隶大起义开始，自由就与所有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个世界性运动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当拿破仑1799年宣告“大革命结束了”，并转过身来派兵镇压响应“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殖民地人民之后，自由这面大旗，实际上就从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转到亚非拉“第三世界”手中了。从此以后，所有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建国运动，都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

在相当长时间里，民族解放和人民建国代表着真正的自由，这一点确定无疑，前殖民地国家涌现出各自的人民领袖群体，他们都被称为“自由战士”。面对汹涌而来的人民运动，西方也无力挑战。

但是，二战成为了一个转折点。随着美英法战胜了德意日，“自由战胜了法西斯”又成为了主流话语，自由重新成为西方的代名词。而在战后的冷战对抗中，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专政和领袖集权，西方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自由世界”的身份。同时，随着新兴的人民国家从夺取政权转入巩固政权阶段，都面临镇压敌人、抵抗颠覆的艰巨任务，不得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也就自动放弃了自由这面旗帜。

这就导致了自由大旗的再次易帜。以中国为例，在1940年代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独裁专制的化身，共产党领导民间左翼势力要民主、争自由。但1949年之后，转眼之间，随着冷战的开始，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成了“自由中国”的代表，大陆共产党政府成了独裁专制的化身。这一由美国所主导的二元论定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民主

民主大旗的易帜，比自由大旗的易帜略晚一些。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叫“民主国家”，都高举民主大旗，因为它们代表了人民主权、大众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而西方国家则基于其竞争性选举制度而自称为“民主社会”。由于冷战导致了两个阵营的分裂，“民主国家”就代表了人民主权、人民国家、人民政治，与“民主社会”所代表的资本家主权、资本家国家和由资本家所主导的政治，形成了对立。

在当时，西方还没有发明出用一人一票普选和政党轮替作为民主唯一标志这个新学说，也没有对其进行二元化。二战后起草《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那段历史，见证了当时的情况：那时西方国家唯一的斗争武器就是“两党或多党制”，但苏联代表为苏联制度的辩护理由是：在今日苏联，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工人和农民阶级可以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利益，所以创建新的政党在苏联没有正当性。

而反过来，当苏联代表提议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加入“科学发展应当服务于进步、民主和国际和平” ，并将第二十九条中的“民主社会”改为“民主国家”，又遭到了所有西方国家的一致反对，最终遭到否决。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民主和民主国家，就是苏联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名词。[4]

所以毫不奇怪，当苏联代表想要做出最后努力，在宣言通过之后的联大全体会议上又提出4项修正案，其中包括“关于人权、公民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扩展到非自治领土内的人民”、“每个人表达和散布民主观点的自由不可剥夺”等内容时，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否决。[5]

的确，将“每个人表达和散布民主观点的自由不可剥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这样一个提议，当时就是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这看起来恍如隔世，从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这一场“理论战争”，人民大学杨光滨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让民主归位》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面对来势凶猛的社会主义运动即大众权利政治，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西方思想界必须转型，转而论证自己的制度为什么就是民主的。

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出现了——熊彼得。在熊彼得那里，流行几千年的‘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被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来做决定的过程，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样，熊彼得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里，选举过程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经过西方社会科学几代人的努力，‘熊彼得式民主’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那里得到最完整系统的阐述和肯定，并把‘竞争性选举’作为类的二分对立，作为划分有无民主的根本标准，有则是自由民主，无则是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

熊彼得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在1942年，萨托利的《民主原理》是1962年，《民主新论》是1987年，正是在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经过西方社会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民主大旗也发生了易帜，美国和西方像变魔术一样把民主的光环戴到了自己头上。

人权

今天的世人，看到的是美国官方史学的流行说法：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强调人权的国家，1789年的“权利法案”（十条宪法修正案），继承了远自1215年大宪章等英国早期政治文献、英国的1689年权利法令直到1776年乔治·梅森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光荣传统；而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又是以1941年罗斯福在其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的“四大自由”和同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为蓝本的。

而第一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由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叙事。时至今日，人们已经非常想当然地将当今的人权事业，与美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更长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联系到了一起，似乎这面大旗自古以来就属于盎格鲁-美利坚族群，一直为世人所仰视。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还会讲给世人另外一个故事：在70年前酝酿成立联合国时，是古巴、巴拿马等拉丁美洲中小国家，而不是美国，大力推动了世界普遍人权标准的确立。

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英等国保守势力意图要将一种“18世纪西方人的人权”标准强加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古巴等众多拉美国家坚持一种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肤色的全人类普遍人权，反对在这个领域内的“种族中心主义”。

表面上看似乎是人权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实质不然，其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人权运动与纳粹运动的斗争。因为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权标准，对于其他文化，特别是弱小民族，往往就是一种反人权性质的侵害。

最早要求联合国将一个人权法案加入《联合国宪章》的动议，就是古巴、智利和巴拿马三个拉美国家在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提出来的。而最后确定的宪章文本中，7处涉及人权的行文，以及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大量条款，也出自这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之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坚持和斗争，“普遍人权”的概念就只会是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那个范围，不大会包括进生活水平提高、充分就业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基本人权”、“平等权利”和“社会进步”这些内容。

在1948年巴黎会议上，针对古巴提案中关于劳动者工资权利条款的投票中，参会代表团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支持方除古巴外，还有波兰，乌克兰，苏联，委内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白俄罗斯，智利，古巴，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和墨西哥。而除了丹麦之外的所有“北大西洋”国家，包括美国，全都投了反对票。[6]

表面上看，《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后文本，实现了妥协，整合了各方立场，事实并非如此。自那时起，“一个人权，两种表述”的情况一直持续。直到1966年，联合国又另外撰写了人权两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留了这个分歧。

但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就开始在人权问题上反攻倒算，不再承认当初的妥协，越来越片面强调政治权利意义上的人权，甚至一度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以此作为武器，在各个非西方国家煽动亲西方反对派，进行颠覆活动。

以克林顿政府时期“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为标志，自由、民主、人权三面大旗全部完成易帜，大致的时间点是：自由的易帜在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这段时期，民主和人权的易帜在冷战开始到结束这段时期。自此，美国梦想成真，终于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华丽外衣，站上了道义制高点。

作茧自缚

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一个重大的经验教训就是：人类社会决不能被“宏大叙事”所主导。共产主义是宏大叙事，自由主义也是宏大叙事；共产主义的“大词”包括革命、阶级、斗争、专政等，自由主义的“大词”就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但无论是什么主义，一旦“大词”被高调宣扬和运用，一定物极必反，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中国已经通过文革和改开很好地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美国还没有。冷战的结束被美国视为是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胜利，意识形态“软战”的胜利，自由、民主、人权被进一步高调宣扬和运用。

这种高调宣扬和运用，对于美国实际上是双刃剑。一方面作为道义武器，有力地打击了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却也在美国国内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正确”路线大行其道，实用主义政策无法施行，两党都用“大词”当作党争武器，形成“否决”政治，决策机制瘫痪，导致政治衰败。

“政治正确”路线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加速，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已成为一个被自身的意识形态所捆绑、作茧自缚的国家，百病丛生，衰败严重，积重难返。

这就是当前靠“反政治正确”而崛起的“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

注释：

[1] http://www.guancha.cn/KeLaiMenSi-WeiJing/2016_03_09_353337.shtml

[2] https://www.rt.com/op-edge/334769-trump-obama-elections-us/

[3]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4] 同上

[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