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劳尔·莫德斯托·卡斯特罗·鲁斯，再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由于他同时还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兼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以及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

此前，作为前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弟，他在1959年直到2008年长达49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其兄的副手，共同领导古巴共和国，直到10年前，由于菲德尔健康恶化，他逐步接手了最高权力。

他与其兄一样，具有战后第一代革命者和建国者的共同特征：早年即参加革命活动并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担任军事领导人，通过推翻亲美的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人民建国，建国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继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这一代革命家，是时代的产物，在二战后期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变革中应运而生，所以虽然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但却属于同一批人：印度的尼赫鲁、南斯拉夫的铁托、印尼的苏哈托、加纳的恩克鲁玛、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中国的毛泽东……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事业中非常类似的经历，使得他们在理想、意志、话语甚至个人气质和行为方式上，共同之处甚多。

共同的历史意义

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批人的时候，会擦除掉那些胡乱涂抹在他们脸上的意识形态油彩，还原他们真正的历史意义，给他们一个更加公正的评价。

从最哲学的层面看，从菲德尔到毛泽东，以及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和人民国家的建国者，都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谋划”的勇敢实践者。

“现代性谋划”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始，彻底告别了传统政治哲学，进入了“通过纯粹属人的手段建立起尘世天国”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长达五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都是同路人，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人间天国建设方案”。通过对权利、公意、理性、历史、进步、革命等一系列现代性政治哲学观念的深入阐释，谋划者们的方案也日益完备，最终形成了尼采创立的由“超人”领导的人间天国方案，和马克思创立的由“无产者”领导的人间天国方案，前者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后者则演变为共产主义。

所有被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无非是整个“现代性谋划”这一大的宏图中的共产主义这一方案的具体实践者。在这一点上，菲德尔和毛泽东，劳尔和邓小平，都是同一角色和身份。

再从最政治的层面看。现代国家的主权问题是所有“现代性谋划”方案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世界是主权国家体系，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但这个最高权力是怎么来的呢？古代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最高权力就是君权，但现代国家必须解决谁来掌握主权的问题。博丹在《国家论六卷本》中说，无论是君王与民众的统一，或是公众与私有的统一，都无法产生出主权。实际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权的界定也罢，它们皆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一方拥有主权，而另一方则沦为臣民。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正是权力的物理决定性带来了权力的完满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只有听命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的统一，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赖于这种统一。一个拥有主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

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在本国土地上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不仅表现为人民大众对本国王室和贵族的胜利，同时还表现为本民族对外国殖民者的胜利。在这种民族解放与人民建国合二为一的革命运动中，人民领袖就是共和国主权的代表者。根据博丹的理论，只有听命于人民领袖一个人，“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新国家的建立也完全依赖于这种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见证，这是没有例外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曾经主动将国家主权和与之相伴的独立自由交给它的殖民地。所以，领导人民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是同时针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和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推翻了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直接对抗。在古巴，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们的战友们，不仅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也在革命后的建国和“保卫革命”行动中与美国直接对抗。在这一点上，菲德尔和毛泽东，劳尔和邓小平，也都是同一角色和身份。

共同的现实格局

劳尔·卡斯特罗在接掌古巴最高权力之后，明确表示，他不会全盘照搬其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策，但同时他也表示，菲德尔对于古巴共和国也是“不可替代的”。这一表态，有很大可能性是模仿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继承方式——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否定“两个凡是”，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不可替代性。

早在2002年，美国就注意到了菲德尔和劳尔之间的权力交接可能带来政策改变。当时小布什政府正在将抓捕到的基地组织成员输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华府很多人担心古巴会对该基地发起导弹袭击。但这并未发生。据可靠的消息，正是担任国防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阻止了这一决策，不仅如此，劳尔还对媒体记者保证，如果关塔那摩的囚犯跑出来，古巴的安全部队会实施抓捕并把他们送回监狱。这一高调表态让国际社会观察家大跌眼镜。

从那时起，将他与邓小平相比的观察方式即开始流行。鉴于他于1997年访问过中国，并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美国迈阿密大学古巴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菲德尔之后》一书作者拉特尔说：“我认为他将更多地采用中国的经济模式，即继续维持强硬的政治体制，但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并放松外国投资进入规则。”“并且我认为他也会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开展更多的对话”。

与外界对邓小平的评价一样，西方也使用了“务实”、“实用主义”、“改革者”等词汇描述劳尔，甚至断定他必定拥有比其兄更多的“新思维”基因。这当然是西方的观察角度，但其实也符合人民共和国自身的历史逻辑：第一代最高领袖的战友兼助手这个角色，如中国的邓小平及古巴的劳尔，会更有条件推动改革并主导政治路线的改变。因为战友这个角色赋予了他们以继承人的正统性，并保障了主义信仰和政治本色的延续；而助手这个角色又使他们不必担当意识形态的化身，便于摆脱掉意识形态的桎梏，顺利实行改革。

作为毛泽东的实际接班人，邓小平最充分、也最出色地利用了这个条件，以“总设计师”的身份领导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改革。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上已成为世界大国，经济上已位居世界第二，国内的发达经济板块已接近西方国家水平，然而，其社会主义本质仍保持不变，人民共和国本质仍保持不变，既没有被资本所控制，也没有被民粹所绑架。这个特殊性，在所有的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在所有的人民共和国中也绝无仅有。

没有邓小平极富创造性的继承和改变，取得这些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劳尔·卡斯特罗，面对着类似的现实政治格局。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劳尔说，“豆子比步枪更重要”；邓小平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劳尔坚持在农业生产方面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这可以视为有了基本的相似性。

然而，毕竟两国的国情大为不同，中国的特殊性自不待言，中国的困难比十个古巴加起来还多，但古巴也有本国特殊的难题。国力太小却离美国太近，是古巴改革面临的一个天然障碍。

实际上，古巴的“后卡斯特罗时代”，既在古巴自身的政治安排当中，也是美国外交计划的一部分。在美国的对策中，既有如何应对古巴难民潮大规模冲击美国的方案，也有如何应对佛州古巴社区大规模返回古巴的方案，前者建立在古巴突然出现大规模动乱的假想之上，后者建立在古巴突然实行自由化政策的假想之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美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都会采取措施强行干涉，而这些干涉措施足以左右古巴国内的政局变化和改革方向。

这是对于劳尔·卡斯特罗的真正考验。2014年底美国与古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2016年春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88年来首访古巴。一方面这是公开对抗的缓解，另一方面却是潜在干涉的加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坚守来之不易的政治自主和本国道路，这是他能否成为古巴的邓小平，能否带领古巴取得改革胜利的关键。

小时候的劳尔，因为特殊的长相而获得“中国人”的绰号，今年85岁高龄的他，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决定性，正在更为紧密地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在未来的5年任期内成为古巴的邓小平，既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古巴共和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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