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4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宣誓就职的日子。这次要就职的是蔡英文。

为什么台湾地区领导人宣誓就职的日子是5月20日呢？因为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蒋中正、李宗仁于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这个总统职位取代的是之前的国民政府主席，而国民政府主席取代的是之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

蒋中正、李宗仁于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起自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而首任正式的大总统袁世凯，宣誓就职于1912年10月10日，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宣誓就职于1918年10月10日，第三任大总统曹锟宣誓就职于1923年10月10日。蒋中正就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则是在1928年10月10日。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就职日法统”。南京国民政府一度也想继承这个“惯例”，但由于时局变化，到底改在了5月20日。可以说这个“5·20”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的“惯例法统”。

为保住之前的“10·10”，南京国民政府不是没有提前准备。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问题先后举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谈判联合政府失败后，国民政府唯有自行宣布1946年年底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三读通过，于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中华民国至此正式进入行宪的宪政时代。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自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并在行宪后于1948年正式改组而成。

而总统宣誓就职的日期并没有能够继承。那么，蒋总统能否赶在上一年，也就是1947年的10月10日就职？当然不行，因为宪法还没实施呢。

宪法能否提早实施？作为行宪交接程序，在民选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要组织第一届国会选举。

1947年，中华民国建国以来首次举行国会议员直接选举。原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同时在10月进行。但国共内战致使铁路破坏，交通不便，使得选举推迟。最终，国民大会代表普选在1947年11月举行，而立法委员普选推迟到了1948年。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些波折，如党内人员不经政党推荐，自行征集选民联署推荐参选。

能不能再提早一点呢？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报告称，鉴于选举有可能危害和谈的效果，他们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委员长（蒋中正）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

可见，委员长已经尽力提前了。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民政府改组，容纳青年党和民社党进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并开始部署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

当时全国有4.61亿人口，约60万人选出一名实为国会议员的立法委员。有人称，作为中华民国唯一一次的国会直选，使中华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4.61亿人民直接授权产生的代议机构。60年后，南方周末等媒体评论此次选举时，更盛赞“足以说明民主政治一旦实行，人民就会学习以选票来维护其切身利益，其公民意识也就随之而滋长、建立起来。”

但首次普选其实问题很多，除了几个大城市内投票秩序良好，在中小城镇产生了大量选举舞弊，主持起草宪法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批评“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而且，在内战波及的省份，只有国军控制的地区举行了选举。这实在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称就职穿军装是被蒋介石骗。就职典礼前夕，蒋介石手谕“用军常服”。典礼当天，蒋介石未穿军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宗仁则是一身军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感觉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

根据“九二共识”中的“一中各表”，马英九宣称对一个中国“我们的解释就是中华民国”，实际就是追溯到了1912年起的中华民国，接继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二战后从日本接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中华民国。但马英九不承认的是，这个中华民国于1949年已经灭亡，蒋总统也成为了没能当满一届的“末代总统”，台湾只是一个省份而没有主权国家地位。

如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和就职，在时间上继承自南京国民政府（而不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尽管蒋家执政时代早已结束，到了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是首次改为直接选举，在政治层面落实台湾本土化运动。假如保留与马英九有分歧的地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再来看5·20这个日子，也就可以理解马英九对“一个中国”的表述，在历史细节上有所依凭，而愈加证实台独分子罔顾既存事实、切断历史联系的荒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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