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世界对话会| 全球治理能听哈耶克的吗-子政-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子政】

【10月13日，“中共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拉开帷幕。海内外著名学者、来自50多个国家的政党、政治组织领导人等共同围绕“全球治理”的话题展开讨论。在近30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这样一个全面开放、全面对话的时代里，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世界对话的主角之一。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不断滥用甚至错用西方思想家的某些学说，攻击中国模式。尽管哈耶克的学说常常被一些人拿来批评中国模式，他们却未必正确理解了哈耶克的学说。

在人类面临重重危机，寻求新全球治理模式之时，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很有必要，一方面向世界准确地传达中共的声音，一方面给诸多西方学说，如哈耶克等，正本清源，以免各国抓错药方。】

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慧见”会场

回到1947年春天，在那个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拉开序幕的变化世界，在瑞士一处风景秀丽的度假胜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和一群志同道合者正致力于组建他们自己的学术团体，而在中国陕北高原的小镇延安，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战友们正紧张地指挥着各解放区的军民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在当时，恐怕再没有哪两个人群，两个组织，比哈耶克的那个“朝圣山学会”和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相距更遥远、更风马牛不相及的了。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一个代表了意图复古的欧洲贵族，一个代表了寻求解放的中国农民；一个旨在创造一套学术理论，一个旨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不仅如此。哈耶克的家庭，正如其姓氏中的“冯”所标志的，源自奥匈帝国的贵族，他所属的学派，是与古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密切联系的“奥地利学派”，他组建的“朝圣山学会”，其成员来自欧洲的上流社会，所代表的阶层，是所谓“古典的”“自由社会”；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世界等级体系中，就代表了金字塔最上层——西方帝国主义的核心集团。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而当时的中国，一个东方国家、前工业化国家、刚刚才摆脱亡国命运的前殖民地国家，则位于世界等级体系金字塔的最下层。当时还据守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又代表了中国社会等级体系的最下层，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

一个最最顶层，一个最最底层，维也纳和延安之间，几乎就是金字塔垂直高度的距离。

哈耶克一生写了很多书，他批判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但其实都只是关于西方和金字塔上层部分的事情，并不涉及金字塔下层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推进的事业。他本人也不了解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西方新自由主义革命浪潮推到了思想导师的宝座上，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大红大紫，一举成了“20世纪重要政治思想家”，在1991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时，被老布什总统赋予“终身的高瞻远瞩”之盛誉。

而1947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又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再后来，与哈耶克成为“20世纪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声誉上升过程基本同步，中国也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创造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崛起。

可惜的是，哈耶克没能亲眼见到中国经济最为壮观的那一波高增长，他在邓小平南巡的那一年离世而去。虽然身为“20世纪思想家”，却错过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虽然被誉为“终身的高瞻远瞩”之人，却也和大多数西方思想者一样，并不具有把握中国问题所需的学术视野，就哈耶克个人而言，终其一生，连中国事务的边都没沾上。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后不久，哈耶克这个名字在中国大地上也大红大紫了，成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明星，甚至直到今天，在某些人群中，仍然言必称哈耶克。

天下无奇不有，哈耶克成了包括部分中共党员在内的某些中国人的思想导师，也堪称奇事一桩。

马克思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导师，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和被压迫人民的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为人民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蓝图和方案。可哈耶克的政治经济思想性质完全不同，这套理论的适用范围没有超出欧美社会的小圈子，无论是正确的部分还是错误的部分，都与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丝毫不搭界，在世界政治光谱上，甚至与中国的人民事业完全是一左一右两个极端。那么，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成了一面旗帜，下面云集了一群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到处引用“哈耶克说……”冲冲杀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在中国的“哈耶克说……”

据说中国知识界有众多“哈粉”，还有人被誉为“东方的哈耶克”，他们通常都是将哈耶克的一些论述不加任何条件地直接拿来指导中国，或据此批评政府，或引来当作教条。

例如，有人这样论述：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也许再没有比哈耶克的思想影响更深远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为中国彻底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终极武器。哈耶克对中国经济学思想，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基本上全部是正面影响。对于正努力走向市场经济和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哈耶克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指导作用。[1]

有人这样说：

上世纪30年代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分为两派：一派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另一派是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兰格用新古典结构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这场论战当中兰格已经把米塞斯和哈耶克打败，之后讨论非常少了。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整个计划经济崩溃了。[2]

这是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因为中国政府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然包含计划的成分，而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主张“自发秩序”，坚定地信仰“个人”和“市场”，所以，就被一些人拿来作为了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

还有人这样说：

哈氏对集体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击中要害。对于“集体主义”来说，诸如社会、国家、阶级之类的概念，与行动者个人相比较，“不仅具有首位的实在性，而且具有更大的价值”。而对于哈氏来说，这类集合体“在特定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它们不吃不喝，也不采取积累和消费行为，将其理解为自成一体并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观点，以及把任何价值重要性赋予有关集合体的陈述，或把有关经济集合行为进行统计性概括的做法，“都是极其谬误的”。因为，这样的集合体“不仅不是给定的客观事实，而且还是人的心智建构”的产物，它并不是那种能够从科学意义上解释个人行动的本体论实体，而是一些意义客体，离开了个人，没有个人之理解和能动作用这类范畴的支持，这些意义客体便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3]

这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倾向集体主义，而哈耶克则批判集体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于是，也被一些人拿来作为了批评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武器。

不仅在这些大的方面，就连一些围绕具体行业政策的争论中，哈耶克也频频现身。就在最近，在围绕中国楼市的各种争论中，有人这样说：

中国决策者忘记了哈耶克。不然，他们应该可以根据以往楼价的涨势预料到劳动力和资金流向增长和创新型城市的大趋势。他们还应该认识到市场价格往往本能地传递了复杂、具体和不断变化的本地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散布在个人和公司之间，并很难被中央计划者掌控。他们还应该理解，如果要让供给与需求逐渐匹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就需要反映这些千变万化的本地信息。[4]

看起来，哈耶克几乎是万能了，半个多世纪前闭眼不看中国写出来的东西，现在拿到中国来事事应验，处处对口，这不成了神仙了么？

不过，细想一下，似乎也很好理解。由于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反对任何人为的、理性的建构，只强调个人，只强调自由，只强调市场，那么，他在今天的中国，不想当神仙恐怕也不行。因为当下中国名义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各项政策，就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行事，该实施计划的时候就要实施，该限制自由的时候就要限制，该强调集体的时候就要强调，如此一来，任何人只要是认定中国政府错了，制度错了、路线错了、政策错了、各项措施也错了，那么搬出哈耶克来，就一定能找到理论根据，找到斗争武器。

哈耶克在中国走上神坛，俨然成了关于中国事务的总判官，甚至超过了他在西方的地位[5] ，其根本原因，不过就是如此。

如此看来，这个事其实与哈耶克本人关系不大。把他当时针对欧美人说的那些话，拿到今天的中国来指指点点，当作教条，这绝非他的本意，不过是有人偏要这样做——出于哈耶克本人并不了解的原因，为了哈耶克本人并不明白的目的。

还哈耶克本来面目

哈耶克没能目睹中国的高速崛起，当然也就没机会重新修正他的理论，所以，称他为“20世纪重要政治思想家”，恐怕比较勉强，因为其学术成就缺了一大块。在关于中国、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关于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问题上，他的理论过于边缘，甚至完全在局外。

那些硬把哈耶克的理论拉到中国问题的中心论域，大事小事统统拿哈耶克说事的人，其实从根本上就犯了大错。因为哈耶克论著中的那些基本概念——个人、自由、市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没有一个能和中国的相应概念对的上。这些人要么是从来没读懂哈耶克的论述，要么就是故意要干这种张冠李戴、南橘北枳的事。

但无论对于人云亦云者，还是对于别有用心者，都有必要澄清一下哈耶克到底说的是什么。对于前者，是提醒，对于后者，是揭露。

（一）个人、个人自由、自由人

真正读过哈耶克著作的人都知道，这几个概念是其理论大厦的基石，是其各种推论得逻辑起点。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哈耶克通过自由freedom或liberty这个概念来定义的个人man或person，在其语境中，并不具有全人类每一个“个人”的含义，而是特指欧美社会中的某一类人，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特殊类型的人。

这个类型的人，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拥有私有产权以及支配其财产的自由，并因此成为“自由人”和“经济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Man，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特殊的人。

罗素曾说，经济学最初就是英国人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当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经济学家”最初创造出“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这个概念时，甚至都没有超出英国自由人社会这个范围，别说亚洲人和非洲人，连法国人和俄国人都不在适用范围内。

哈耶克是20世纪的人，后革命时代，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他出身贵族，也不能公开谈论等级身份，所以只能在用词上使用泛称。然而，毫无疑问，他的“个人”仍然是一个特指。出身于奥匈帝国波西米亚贵族家庭的哈耶克，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又移居美国，一再表示对英美文明的认同，正说明他在人的类型和身份划分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类型和身份划分，并不等同于阶级划分。英美文明中的自由人，在财富规模上也许远远比不上东欧和俄罗斯的土地贵族，但在“英国人的自由”这个特质上，将自己清晰地与其他资产阶级集团区别开来。

《自由宪章》一书开宗明义：

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individual）或“人身的”（personal）自由。当我们想让读者切记我们正是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们总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有时也可用“公民自由”（civilliberty）一词，但为了不与所谓“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混淆，还是不用为好。

与我们的用法不同，自由在一般人看来，首先是指“政治自由”，亦即人们选择政府、参与立法和控制行政的权利。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义运用于作为整体的人群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自由。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民”并不一定就是“由自由人构成的人民”；人们也并不一定非要先享有这种集体自由，然后才能获得个人自由。[6]

自由宪章

这本书的整个第一章，哈耶克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区别和对比，将他所指的那个“个人自由”，与其他诸种“自由”区别开来。表面上看，他只是在论述自由这个抽象概念，但实际上，他通过一系列的分辨和排除，将他所代表的那个特殊人群，或特定集团，与所有其他人群和集团区别开来。

做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区别之后，哈耶克的政治立场也就一目了然了，他就只代表这个特殊人群的特殊利益说话，一切的论证和推理，批判和斗争，都带着这个政治前提。他并没有想要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探求真理，他所说的个人、个人自由和自由人，也丝毫不具有普世的意义，而且明确地作为平民大众、穷人社会、无产阶级、殖民地人民、非西方文化的对立面。

他批判理性建构，因为理性建构不是这个“自由人集团”的发明，反而越来越成为对立集团的武器，威胁到了“自由人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批判社会主义，批判集体主义，批判计划经济，也无不是基于同样的集团立场，带着同样的政治目的，无非是披上了一件精致的理论外衣。

看不到这最关键的一点，再细致精深的“哈耶克研究”、“哈耶克评述”也是胡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尤其突出，如前所述，哈耶克所代表的人群，所论述的事情，在整个世界上观察，与中国人社会和中国人的人民事业，完全就是金字塔顶端到底层的距离。当中国的“哈粉”们不假思索地，或别有用心地，将自己与哈耶克的“自由人”对号入座时，看起来比今天的人重新蓄起大清国的长辫子还要滑稽。

哈耶克丝毫没有想要拥抱其他集团、邀请大家进入共同体的意思。在区别了“自由的人民”和“由自由人构成的人民”并将前者排除掉之后，他又补充道：

当我们谈论一个民族，摆脱外人的奴役，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时，这是将自由的概念用于集体，而非个人。这里，我们所说的自由是指人民整体不受外人的强制。一般而言，主张个人自由的人也会怀着同样的热情支持民族自由，譬如，在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就曾经持续而艰难地融会到一起。[7]

至于殖民地人民如何才能不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团结起来，如何可能先成为一个个各行其是的“自由人”然后再成为“自由的人民”，并不是哈耶克所关心的事。出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利益，他实际上希望不要有那么多团结起来的、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自由的人民”，因为他那个集团的“自由人”所支配的私有财产中，一直就包括被奴役和被剥削的人。在过去这些人就是英国的农奴和“维兰”villain，法定的私人财产组成部分，而后来就是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时的工人，虽然不是资本家法定的私人财产，但通过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在实质上成为资本家可以任意支配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家，都不会回避被压迫民族争取本民族“国家自由”的问题，在整个民族都处在被奴役状态的情况下，任何内容的“个人自由”都谈不上。而无产者集团如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其实早在16世纪让·博丹论述民族国家主权问题时就已经说清楚了，比马克思还要早300年。

博丹在《国家论六卷本》中说，实际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权的界定也罢，它们皆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一方拥有主权，而另一方则沦为臣民。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正是权力的物理决定性带来了权力的完满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只有听命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的统一，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赖于这种统一。一个拥有主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8]

哈耶克所代表的那个“自由人”资产者集团，无非是先于其他民族和其他阶级，通过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拥有了权力的完整和统一，然后先于其他民族和阶级享有了“个人自由”，这就是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故事，毫无可质疑之处。那么反过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要想完成同样一个历史过程又该怎样做呢？不是只有通过产生一个人民领袖，然后“听命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的统一”，“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武力和暴力，和“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来创造出自己的国家和主权吗？

而这不正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革命建国的版本吗？明明是作为哈耶克“自由人”资产者集团、“自由人”帝国主义者集团的对立面和反对者而获得政治身份的国家和人民，怎么今天这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给自己戴上了哈耶克为他那个集团量身定制的帽子了呢？

哈耶克1947年创建的“朝圣山学会”，最初的名字原定叫“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其贵族立场鲜明且坚定。其目标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因为这些主义就是新老贵族集团共同的敌人。朝圣山学会运行半个多世纪，也就是这个集团针对其他所有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半个多世纪。理论无非是斗争武器，并不在乎是否正确，只要能适合政治斗争需要，完全换另一套说法也并非不可。

该学会第七任主席，米尔顿·弗里德曼一语道破：“世界上再没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对铁幕里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庞大的影响。他的书的翻译本在那些国家的黑市被广泛流传和阅读，最后形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公众舆论环境。”

至于后来竟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都是别人的需要，与他的本意无关。为他写作传记的作家将1974年这一年称为他“起死回生的一年”。哈耶克真正的享受和报偿是在1984年这一年实现的，那年他荣幸地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名誉勋位，在与女王会面了20多分钟之后，他称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据此不妨推想，若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今天被一群地地道道人民身份的中国人奉为神明，成了一位“洋关公”，时不时被抬出来指导一下房价，甚至很可能要评论中国男足了…恐怕老人家还要再被气死一回。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哈粉”们说，就算哈耶克说的个人是新贵族，不是平民，说的自由是主人自由，不是奴隶自由，这些且不论，但他针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批判，还是深刻的，也是和中国有关的，当然可以搬过来当作理论导师。

遗憾的是，哈耶克仍然要让中国“哈粉”们失望，因为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与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也仍然不是一回事。如果要照搬，仍然是张冠李戴，南橘北枳。

来看看原著。《致命的自负》一书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该书的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被认为是对自己毕生所反对的那个主义的一个思想总结。但就是这个一生的总结，其社会主义论述所基于的视野，仍未超出欧洲的边界，是一个很狭隘的理解和认识。

致命的自负

在该书第三章最后一部分，他写道：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然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尽管事实上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形严重，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度，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的蔑视态度，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当然，到了18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务上一样）的影响开始减退。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有了这种见解，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人间，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而过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版本，才能使其产生。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在规定的限制之内，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即使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

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展，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一种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从他到托马斯·阿奎那，这之间是1700年，再到哈耶克的20世纪，是2400年。由于哈耶克一直都直接使用“人类”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这2400年整个人类都被一种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的“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所主导，直到200多年前大卫·休谟等人出现之后，才终于深刻起来，正确起来，但由于被忽视，至今还没有完全压倒这个错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且不说哈耶克这段大简化的论述在西方学术界能否通过，以此来涵盖整个人类历史，这本身就荒唐到家，甚至近乎冒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亚里士多德是谁？他说了什么？阿奎那是谁？他说了什么？休谟是谁？他又说了什么？都是可知可不知的鸡毛蒜皮。借用哈耶克自己的话，只是在极少数人中分享的“本地知识”，浮云一片。

就说中国人，无论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大卫·休谟说了什么，总之从来没有发生整个国家从城邦“退化成村庄”的事情，哪怕都信仰老子的清静无为，信仰佛祖的万物皆空，也什么都不耽误，照样在一个庞大的国土上蓬蓬勃勃发展起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所有建制。这些和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督教神学有任何关系吗？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与圣经叙事开始发生纠缠，两千多年陷在形而上学里，自己不检讨就罢了，还非要用自己的错误代替全人类的错误，岂不可笑？

看看一百年前的梁启超是怎么说的：

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名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剥夺去了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人们的心灵却无处依托。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9]

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其中对于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一味沉迷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这个“最奇怪”之处的批评，确是一针见血。

哈耶克自以为发现真理地指出，亚里士多德错了，西方人也跟着错了两千多年，而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这还用说吗？岂止是亚里士多德错了，阿奎那错了，就说休谟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就说哈耶克本人对于人类“无知”的认识，以及基于知识理论的“扩展秩序”论，真的走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泥坑了吗？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直到今天，难道不正是一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指导人，甚至改造人、败坏人的理性主义的“致命的自负”吗？要说新古典经济学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之间有多大差别，还不只是方法上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政治上带有更大的反人民性质，可以断言，这座外表精致华丽的伪学说大厦，终有一天也会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轰然倒塌。

所以，归根结底，哈耶克所批判的那个社会主义，也只是在西方形而上学那个小圈子里的一个偏狭的小概念，甚至没超出伦敦的学术界。他解释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说：“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10]

通往奴役之路

无论哈耶克在论证他心目中那个社会主义的谬误时用了多少新理论，看起来多么有理，其实都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没什么关系。中国自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具有“现代化”制度的强大国家了，无论王朝兴衰的过程如何，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文明的延续、民生的保障，这些被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称的“根本性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问题[11] ，就一直贯穿始终。没有任何一个源自于西方近现代的“主义”，可以直接拿来套用。

哈耶克完全不了解中国，所以他不会明白，他在中国的“哈粉”们也不会明白，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他那些伦敦同事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差别之大，远大于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之间的差别。

他论证社会主义之谬误的那些论证工具，如“本地知识”、“价格信号”、“有限理性”等等，放在中国“根本性建制议程”面前，不仅完全错位，而且小得不成比例。

这个问题，其实明明白白，谁都看得懂。只有中国的“哈粉”们看不懂，他们津津于用西方经济学的几把小尺子丈量昆仑山，乐此不疲。

今日中国共产党与哈耶克

本文发表之时，正值“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市召开。这个对话会已开过两次，其主旨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坦诚交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共同探讨攸关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

鉴于哈耶克身前身后的影响，作为“20世纪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这样一个对话，也不能说与他全无关系。

重要的是要看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可以说，对于哈耶克反倒可以越来越包容了。哈耶克反对过于自负和激进的理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也反对，否则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耶克认为人类要承认自己知识不足，理性有限，只能靠分散决策，推动文明自然发展，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认为，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正是这一思想最典型的贯彻。

如果将哈耶克的思想中，出于利益集团政治目的的那一部分剥离开，仅关注他的分析方法和常识判断部分，共同点就更多了。

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把构成主义的理性主义归结为科学主义，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恰当地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涉及人类行为的科学的危险思想。这个看法，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恰恰可以用于排除自由派的“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中国思想界五花八门的流派中，没有哪一派比他们更热衷于“不恰当地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涉及人类行为的科学”了。从作为数学分支的“博弈论”出发，一直推导出对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历史的主观评判，走火入魔到这个程度，竟然还是以“东方哈耶克”的名义。

科学的反革命

不仅如此，哈耶克的这段话也很像是站在和中国共产党同一个立场上说的：

那些将西方思想引入不发达国家的人士从欧洲和美国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西方人建立自己文明所依据的那些原则，而大多是梦想如何得到使西方人得以成功的那些途径。

这种发展是极具悲剧性的，因为向西方学习的国家用以指导其行动的观点，虽然也许使它们能够模仿西方的某些成就，但却妨碍它们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它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本来是可以提供这种贡献的。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结果都能够或都应该移植到其他文化土壤之中去的。如果允许最终在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那些地区出现的任何文明都自发生成，而不是对其从上之下强行嫁接的话，这些文明会更快地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方式。[12]

这个话，似乎很少被中国的“哈粉”们引用，由此可见，的确有一种哈耶克叫做“中国自由派自己的哈耶克”。

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很有必要，哈耶克能够正本清源，很多西方思想家也能正本清源。在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后，某位中国自由派学者竟然写了一篇曲解甚至反说作者原意的文字，硬塞在该书中译本中作为“导读”。由此可以想象，类似的事情他们不知做了多少！

一个全面开放、全面对话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对话主角之一。

谨以此文祝“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秋风教授新著《漫说哈耶克》内容推荐

[2] 张维迎：为什么必须重建经济学

[3] 张曙光：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读邓正来著《规则·秩序·无知》

[4] 沈联涛：楼市背后的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5] Keynes v Hayek in China | The Economist

[6] 《自由宪章》/ 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

[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