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描述为：“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对于这个可喜可庆的局面，他用“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一语做了一个文学概括。

短短一两百字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其中的真实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放在自1921年至今的这个100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来看，上述这段话的全部内涵极不简单，非常厚重。

其中所包含的“发展”和“贫困”两个概念，在最近的这100年历史中，每一个都是一幅巨大的画卷。

奋力脱贫攻坚，生态追“清”逐“绿”，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韩坊镇农民在查看蜂箱。图片来源：新华社 李明水摄

现代世界的贫困和发展

先说贫困。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差别，古代的贫困和现代的贫困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社会普遍处在物质产品相对缺乏的状态，但仍然可以享受到各种“缺乏中的富足”；例如今天仍然可以见到的某些热带岛国社会，虽然缺乏各种现代生活设施，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仍有富余，居民的幸福感并不低。

但是现代的贫困，则是一个被人为建构的、与富裕生活互为因果的相对概念。正如一些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贫困”是历史上两次突变的结果，第一次因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发生，第二次则因第三世界的发展而发生。也就是说，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相同步还伴随着一个贫困的“现代化”。正如波兰尼所说，“贫困、政治经济以及对群体的发现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1】

“现代贫困”的两次突变是有历史数据支持的。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经济计算，在16世纪初期到18世纪末期的300年里，发生了欧洲的人均GDP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分流”；而更重要的是，自1820年至今的200年间，全球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减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中国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上是一个富裕社会，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这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在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冲击世界之前，中国在富裕程度上还大大高于欧洲。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时，除了兵器这一类物品，其他礼物与中国的同类物品相比都“黯然失色”【2】。

所以，当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突然“发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并将世界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部分时，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第三世界”，并非仅仅因自身原因而没能实现西方的发达和富裕，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其实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实现发达和富裕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说白了，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废墟。出生于哥伦比亚的美国人类学教授阿图罗·埃斯科瓦尔在他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中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市场经济的扩展割裂了人们与社区之间业已建立的纽带，并且剥夺了千百万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之后，现代意义的大规模贫困才开始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3】

认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现代贫困的第二次突变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事实上，在1820年时已经成为了富裕国家那些国家，在200年后的今天更加富裕了，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差距更加扩大了。而讽刺的是，这个贫富分化进程，在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大行其道的这几十年里却一直加速进行。

1948年2月，联合国成立了坐落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集结了包括劳尔·普雷维什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内一个精英团队，开始提出一系列日后被称为拉美结构主义或拉美发展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其中心思想是应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外围”理论，将拉美经济作为“外围”的发展前景与欧美这个“中心”的经济活动连接起来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1949年普雷维什撰写了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和其主要问题》的著作，由于他还担任了联合国贸发委员会首届会议的主席，因此该书中的重要思想也影响了拉美以外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根据普氏的定义：“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而根据他的理解，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但是由于涉及到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合理分布，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他说，“发展主义为了发展的目的而要求大量增加政府的开支……国家被当成了通过经济计划化和工业化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锋。”【4】

在当时，这看起来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方向，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国家力量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无论快慢，总是可以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各种社会问题也总归是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但是，事后看来，这个“普雷维什主义”显然是低估了“中心”国家对于“外围”国家的支配力量。一个超出发展主义理论之外的不可言说之理是：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是否应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都是由前者的利益所决定的。

与拉美发展主义诞生的同时，源自于“中心”国家的另一个发展主义也出笼了。1949年1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关于“公平政策”的思想，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解决全球“欠发达地区”的问题。他说道：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的生存环境近乎悲惨。他们面临食物短缺和疾病的侵袭。那些地方的经济生活还处于原始阶段。贫穷不仅让当地人民饱受折磨，也阻碍并威胁着那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让人们摆脱贫困折磨的知识和技能……我相信我们掌握的科技知识应该惠及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主要靠科技知识而“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的方案，而且是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差异、直接面向全人类中的贫穷人口的“普世主义”救助计划，与源自于“外围”国家的发展主义并无根本冲突。

历史上第一次，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肩并肩走到一起来了。以杜鲁门演讲中的“第四点计划”为指导思想，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和贷款项目，都集合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成为了以加快发展为总目标的一整套“战略”、“规划”和“方案”。

但是很快，西方主导的发展主义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虽然发展主义都以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目标，但在二战后“三个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随着西方全球霸权的重建，前者逐步蜕变为一种建立在发展主义话语和政策之上的新型殖民主义，而后者则分化为拉美的“依附发展”( dependent development)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 两种本土实践。

具有新型殖民主义本质的发展主义运动，结果当然就是殖民主义的。一方面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从“该不该发展”的问题到“如何发展”的问题的跨越，通过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变革问题成为了一个普遍信仰，另一方面却是“现代化”的贫困、“现代化”的落后、“现代化”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大规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欠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计算，基于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经济起飞之前是发达国家20%-25%的水平线，在发达国家保持年增长率2%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要想在两代人（60年）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就必须达到6%以上【5】。

从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总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进行追赶的这些欠发达国家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各个方面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而且必须持续几十年的“大跃进”式发展；而这又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具有在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大跃进”式发展的宏观统筹管理能力；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保持持续几十年的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不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

这不仅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真正的现实还恰恰相反。在二战后发展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陷入了与追赶方向正好背道而驰的多重恶性循环——经济上，原本的低工资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而低廉的市场价格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工资水平，贫困被世界市场所固化；金融上，原本的资本短缺导致资本积累成本居高不下，这又进一步导致在接受外国资本的同时不得不接受更多的附加要求，本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外围”地位进一步固化；政治上，原本的贫困和落后状况导致内乱外患不断，而长期的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和落后，不要说实现全面发展追赶发达国家，本国的危机频频发生且日益深重。

不仅如此，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所推动的北方阵营一体化恰成对照，杜鲁门“第四点计划”之后的40年里第三世界中发生了150场战争，其中很多都有发达国家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最终结果就是今日第三世界的普遍状况：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频发、失业率与犯罪率居高不下、生态失衡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了一种被称为“遭遇发展”的困境。

新发展主义

围绕“遭遇发展”的反思导致了这样一种共识的形成：西方中心的发展战略正在成为陷阱，第三世界正在这种新殖民主义中沦落为比当年的老殖民主义更严重的“超级剥削”的对象。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拉美地区兴起的新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改革学派应运而生。在巴西经济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于1987 年发表的《新发展主义的理由》一文中，提出要用新发展主义取代上个世纪60-70年代该地区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核心的“古典的”发展主义，因为后者导致了该地区经济受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的“超级剥削”。

另一位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人物、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将新发展主义定义为一种更适用于“外围”国家的发展战略，其宗旨仍然是“能使所有外围国家逐渐达到中心国家发展水平”，“它以市场为基础，但它将主要作用赋予国家”【6】。新发展主义不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也不认为制度仅仅应该保障私有财产及合同的实施，总体上带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但是，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将新发展理论理解为一种介于国家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理论”，这些人却不能从根本上反对新自由主义，他们甚至非常真诚地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7】。回顾地看，正是由于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所导致的“革命的不彻底”，西方经济霸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伴随着拉美债务危机在80年代的频频爆发而进一步强化，结果是：原本大有希望的新发展主义刚刚起步就被同时期席卷而来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浪潮淹没了。

新发展主义强调国家的有形之手，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新发展主义在国家的作用这一点上正好针锋相对。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的最重要战术，恰恰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三化”主张，而这些主张恰恰就是对新发展主义政策主张的否定。

结果无需赘言，全世界都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在各个国家的狂飙突进，包括在拉美国家的全面胜利。这一席卷全球的经济-社会变革潮流在一国之内取得胜利的标志很清楚也很直接，其实就是看该国最富人群财富总量的增加程度和全体国民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据统计，以1978年为起点，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当年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而工人与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197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将近500:1【8】。

可悲的是，由于西方在拉美地区的金融、经济和文化强权，这一社会变革潮流在该地区所导致的后果就成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甚至经济崩溃。

重重危机之中，拉美地区再次涌现出大量新的政治和经济思潮，包括委内瑞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奥坎波的“新结构主义”以及巴西经济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新发展主义的复活等等。

拉美知识分子们承认，这些偏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成功实现了全面发展和赶超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强烈影响。

2012年查韦斯第四次连任总统，其反贫困政策收获大量民众支持。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中国特色发展主义

为什么同样经历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财富大转移和贫困“现代化”的两次突变，同样成为了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被发展主义话语定位在了欠发达国家的地位上，同样从很低的起点上启动了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却只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没有落入发展主义陷阱，没有成为新型殖民主义殖民地，真正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全面发展，甚至历经多次全球性、地区性的重大危机而仍然“一枝独秀”？

为什么发展主义在中国也成为了中国特色发展主义？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无论是“古典的”发展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的基本思想，甚至包括新自由主义的部分主张，都在中国的发展中贡献了各自的积极成分，而没有导致拉美式或非洲式的失败？

一直以来经济学界有个很大的误区：分析研究中国的发展，总是将中国比作一个规模更大的“亚洲四小龙”，或者一个迟后起飞的日本，希望从这些国家和地区二战后的经济起飞中找到类似的规律。这个误区的问题在于忽视了二战后“三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化的本质，日本从来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亚洲四小龙”也不属于第三世界的核心地区，而中国和亚洲的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则同属第三世界中的核心地区。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通过在同属第三世界核心地区各国的分析对比中，发现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性因素。

与非洲和拉美这两个最早受到欧洲殖民主义剥削压榨的地区相比，中国最突出的一点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遭遇到欧美列强的冲击时，已是一个有着数千年连续历史的伟大文明，一个广土巨族国家，一个内含了天下结构的国家。这个基本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西方入侵这一刺激之后，所发生的反应与其他国家迥然有异，遭遇到的刺激和冲击无论多么强烈，历史深处那种“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文明自信都不曾消失。

回顾1840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最早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就开始萌芽了。然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种通过学习和掌握西方列强富强之术，来实现本国富强、并应对列强侵略和欺压的总体战略，而正是由于中国独一无二的连续不断文明、和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天然带有更加宏大的文明复兴和民族复兴使命。其根本目标决不仅限于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转型，而是必须包括摆脱受列强欺负的命运并重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这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难以见到的特殊性，是拉美“普雷维什主义”中所不具有的东西，也正是中国发展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之主要根源。

1924年，孙中山在说明他的“三民主义”主张时说，“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声明：“……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途经顺德时发表谈话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主席团就位。图片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网站

由此可见，不可受人欺负，这是之所以要在中国实行发展主义的深层理由。从中也内含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深层逻辑：西方首先发生了高速经济发展，但是当这个巨大的浪潮波及到中国之后，这些凭借经济发展突然强大起来的国家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做的事情却是欺负和压榨中国，因此它们在作为被中国模仿和学习的对象的同时，也成为了被中国反抗和打倒的对象。或者反过来说，中国既要完成追赶西方先进的任务，又必须要完成摆脱西方枷锁的任务。而正是这一点，恰恰成了中国特色发展主义的逻辑起点。

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完成于1963年的《文明史》一书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改革和解放是两项往往相互矛盾的任务，不过都必须加以完成。

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历经了很多磨难，经过许多犹豫和实验，才终于弄清楚奋斗的含义。中国是不可能像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现代化那样在一夜之间学会西方的方式的。它要学做的两件事都非常困难。【9】

也就是说，对于近100年来的中国来说，所要为之奋斗的远不止通过高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实现国民收入水平的追赶这一个单纯的经济目标，比起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以及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升级等工程在内的现代化转型等任务之外，中国还要同时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彻底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直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转型需要保持长期的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因此决不能任由外国势力插手本国事务，必须确保国家完整主权；社会的现代化改造需要将本国“西方化”，因此又决不能闭关锁国，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民族解放需要让国家自强自立，因此决不能成为“依附性国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文明复兴的任务则更加艰巨，需要在文化上连接传统和现代、历史和未来，因此必须保有“四个自信”并坚持多元、平等、包容的文明观。

这其中的每一个任务，都需要统筹和平衡，也都需要保持稳定和持续，非如此不要说在几代人时间里完成所有的任务，连其中的经济增长这一项也难以完成。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真正理解了1921-2021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个100年奋斗历史。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兰红光摄

环顾整个第三世界，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政党——在整整100年时间里，为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不可受人欺负”，为了延续5000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完成了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困难的一系列历史性任务。

埃斯科瓦尔在他的《遭遇发展》一书中问道：“今天的发展，难道不就如同上一个时代的殖民主义一样吗？”【10】在他看来，通过一整套发展主义话语，如市场、规划、人口、环境、生产、平等、参与、需求、贫困等等，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将亚非拉大多数国家作为“欠发达国家”的主体而被建构起来，但“其建构方式使得西方权力能够凌驾其上。”【11】

意味深长的是，这是20世纪末期的1995年，而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发现，在中国特色发展主义当中要么早已不存在了，要么早已解决了。今天这个进入到21世纪第三个10年并且来到了“两个一百年”第一个交汇点的中国，不会再纠缠在这种非常过时的问题当中了。

不久前刚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中国发展的远景目标是这样说的：

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关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这样说的：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这就是“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正是在世界各地发展主义波谲云诡、起伏不定的演变历程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世界意义。

注释：

1、转引自（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魏斐德著，梅静译《中华帝国的衰落》

3、转引自（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10月，P197

5、（英）艾伦（Allen.R.C）著，陆赟译：《全球经济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1月

6、徐世澄<拉美学者对“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4 期

7、〔乌拉圭〕爱德华多·古迪纳斯，刘海霞译<拉丁美洲关于发展及其替代的论争>，《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10月

8、（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10、（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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