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网站刊登了张旭东教授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文，文中谈到如何在我们存在的政治强度上理解文化。本文也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来自于邹羽教授对张旭东主题发言的回应。文章谈到文化普遍性与“中国梦”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梦”等问题。邹羽教授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曾执教于美国缅因州贝茨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重庆大学高研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新著讨论会

我想大致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当然后面也有一个文化政治立场问题。

以前在上海谈这本书，我觉得它暗含着一个文化地缘论的视角。那就是我们不能认定文化一定是普遍的，因为所有文化都是从某个特定的地方出来的，肯定和其他文化有冲撞的过程，怎么冲撞，怎么解决，怎么实现它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角度。但同时关于中国今天的普遍性，我觉得中国当下文化的“绝对普遍性”又是不可置疑的——这听起来有些突兀，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你一定要预设一个普遍立场，才能进行一场理解活动，没有一个普遍立场是不能实现理解的。所谓interpretive horizon或者叫阐释的地平线，它必须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解虽然从特殊的语境出发，但因为它的预期结果必然是面向普遍的，因此它本身就带有普遍性。

但我们一些自由主义朋友的问题就在于往往抛弃了自身理解活动本身包含的、未实现的普遍性前提，而希望在别人已经实现的普遍性条件下进行操作。在解释学意义上，这是一种妄想。从拉康的角度来讲，更是一种疯狂。法侬曾经明言殖民文化造成的最大的创伤正是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遗产，就在于造成这样一种非理解的、回避冲突的理解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可能是我对旭东问题的一个“右派”回应，但我觉得在当下中国文化的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普遍性起点的坚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德国的洪堡曾经讲过，每一种语言里面都包含了一种世界观。而列维·施特劳斯也指出，哪怕是一个小的部落或者氏族里面，它也有一种宇宙观。这就是一个阐释的起点，一种普遍性。如果你连这样最起码的普遍性都抛弃掉了，如果你认同某种历史话语提倡的所谓近现代中国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那么文化建设就是不可能的。没有独立天下观的国家，只能是文化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种称谓。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从“中国梦”这个角度讲三点：一个是“中国梦”不是什么，我们讲“中国梦”都是正面叙述，但中国梦“不是”什么也需要弄清楚；第二点是为什么要有中国梦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的社会、政治语境是怎样的；第三个是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重叠，大家都知道二者是有重叠的，但好像都在回避这个问题，我觉得旭东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虽然我的结论可能和他有所不同。

首先第一点，中国梦不是什么。旭东的书里提到网上一个笑话，说美国人都是晚上做梦，中国人都是白天做梦。但我发现“中国梦”和弗洛伊德概念中的梦不是一回事。弗洛伊德的梦是一种替代满足：我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被压抑到下意识层面的东西，以梦的方式表现出来。替代满足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把具有冲撞性的对话内容压抑成前后连贯的独白形式，等等，也可以是梦。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梦”的主体在心理分析中总是一个创伤者的形象，这个我们不太讲，其实“美国梦”从马丁·路德·金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创伤者的叙述。美国黑人之所以要拥抱美国梦，正因为在现实中受到太多迫害、欺凌，但又无力扭转这样的现实，才有这样的梦。而我们讲中国梦，其实背后当然也有这个东西，也就是百年以来严重的政治文化经济创伤。那么面对历史创伤我们怎么办？弗洛伊德说，一般我们有一个所谓“去矛盾化”的过程，因为现实太可怕，我们要回到幻想中去。而中国传统对历史创伤的对应就很有意思，这个文明对待创伤是一种主动介入的做法，尤其是儒学传统这种“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它不满足于躲避到幻想界，而一定要持续地锚定现实，换言之，它对欲望客体的坚持是不会松懈掉的。这就是我们开国领袖讲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而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知识化和工业化经济带来的所有好处。所以中国梦不是一个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梦，而是一个“中国蓝图”。这个地方要讲清楚。我们要达到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目的，要进一步改变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实，要构造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点是为什么中国需要“中国梦”。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规划经济向知识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中国梦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困境中提出来的。工业化造成阶级的对立，知识化经济要求各种话语自由并存，那么在面临社会分化和价值多元的条件下，社会需要一个总体意义，就是我们在文学理论里讲的master metaphor或者说总譬喻。而与之对应的有关当前中国的叙事，就需要一个大的统筹。毛时代是一元社会，是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其他阶级都被主流排挤到社会边缘去了，那么在一元社会就要讲阶级斗争；现在社会阶层发生分化了，却要讲和谐社会，讲中国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个简单的政治操作：一元社会需要外在定义带来活力，没有这个，社会会死气沉沉，会僵硬掉；而多元社会需要一个内在的心理锚定，需要文化意义上的心理稳定。“中国梦”就是为后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话语方案，它是价值多元化过程中必然的一种价值取向。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心理上就需要“自由”、“民主”这样一种抽象的内在价值皈依，而中国也是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具有显著功能性的政策。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梦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第三个就是旭东讲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重叠，这个话题也特别有意思。旭东的看法是我们还是要和美国梦保持距离，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网上有句搞笑的话说“走他们的路，让他们无路可走”，但它也包含了我们在公开辩论中常常使用的一个基本逻辑，也就是说“说他们的话，让他们无话可说”。而所谓中国梦，肯定也有“做他们的梦，让他们无梦可做”的成份。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刚刚去世的人类学、叙事学、神学的大家叫勒内·吉拉尔。他提出了一个“模仿理论”，说这个模仿很不好，模仿以后就没有差别了，社会崩解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笼统地说，这种单纯的模仿也像是对存在的诸多可能性的关闭。但是拉康提出了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提示性的说法，就是我们在想获得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这样东西往往已经在被别人需要了，我们不可能是对那个东西的唯一的欲望者；然后从另一面说，你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也都可以被替代，你拿不到这瓶水可以换一瓶水喝。但是如果作为心理主体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稳定性，我们就必须要坚持一种“even if”的态度，或者说即便大家在同样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也要坚持对它的欲望；即使在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它的时候，你还是要坚持对它的欲望。

换言之，每当我们追求自己需要的东西，每当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人会来打你压你，找一堆朋友来挤兑你，告诉这样的生活已经名花有主，或者名梦有主，你们不该再来染指。或者径直跟你说其实这种所谓“好的生活”很没有意思的，我们的生活很无聊，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错误，而应该去过别样的一种更有意义的悲惨生活。……他们会用各种方法让你失去锚定，而这种状况在拉康看来就是一种心理疾病，甚至会让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所以说到底，用现代中国文学的例子，就是不要做阿Q。阿Q是怎样的呢？人家说你也配姓赵？好好好那我不姓赵；不让喜欢吴妈，我就去喜欢尼姑。其实这就是失去锚定，永远在两个欲望维度中失锚流浪的一个状况。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噩梦。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认定中国蓝图既不应该因为别人已经做过类似的梦就回避自己的目的，也不应该存在着可能更容易达成、但并不能真正满足自己要求的其他选择而放弃自己的目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要工业化、知识化经济带来的所有好处，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所以回到海德格尔，我觉得海德格尔和“毛”可以汇总在一起，简单说来，就是海德格尔的确把存在界定为向可能性的开放，但最重要的并非要向所有的可能性开放，而是要向可能性的极限开放。这种可能性的极限，在毛主义话语中，其实就是主要矛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哲学和矛盾论可以相互生发。正如坚持追求工业化和知识化经济带来的好处，是紧扣中国当下经济建设的主要矛盾，坚持中国梦本身作为始于中国的天下蓝图这个性质，也正是紧扣中国当下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极限可能，或者说后者必不可少的阐释起点和文化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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