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土耳其“向西走”还是“向东看”?

来源:《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2022-07-06 09:17

昝涛

昝涛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导读】 21世纪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东地区见证了土耳其的崛起。 在今年影响国际秩序的大事——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它某种程度上在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而在近期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上,土耳其通过一系列外交操作,得到其“其想要得到的东西”,在乱局夹缝中博弈获利,手腕颇显老辣。 有时,外界在评价埃尔多安的行动时,认为其不可理喻;又有时,将土耳其式的复兴,贴上“新奥斯曼主义”的标签;作为一个存在于东西之间的地区大国,土耳其是选择“向西走”还是“向东看”?如何理解这些年来土耳其(尤其是正发党上台20年来)的国家政策? 本文摘录自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老师的新作《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文/昝涛】

21世纪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东地区见证了土耳其的崛起。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即从长期以来奉行的亲西方、入欧盟的战略,转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出现了所谓“向东看”的趋势,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加关注其地区利益,并力图构建自身主导的地区秩序。有人说土耳其要成为“欧亚的中国”。2002年上台至今,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加入欧盟、与美国维持战略性关系等问题开始抱持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

……

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向东转”、东西并重、多元平衡的特点,这实际上接续的是厄扎尔时代的传统。不同的是,在正发党时代,土耳其综合国力更强了,表现也更为积极和自信了,尤其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如我们在前文所言,2003年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萨达姆倒台,伊拉克成为一个什叶派占主导的、亲伊朗的国家,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出现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被某些人推崇为一个“模式”。土耳其自身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桥梁国家,而是要成为一个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枢纽国家。这个时期,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在2007年开始推行其所谓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旨在通过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来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发飙”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来简要看看正发党时代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

……

当地时间6月28日,北约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前的最后一刻,瑞典、芬兰和土耳其宣布达成一项三方协议,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图片来源:斯托尔滕贝格推特

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土耳其的地区政策

我们该如何来评价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的做法与主张?过去的学者是如何评价这个问题的?土耳其政策界有什么提法?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冷战结束之前的土耳其外交战略的特点。

(1)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外交奉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孤立主义政策。当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瓦解,新的国家刚刚建立,相对困难的内外局面、帝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决定了土耳其选择消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直到二战期间,土耳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政策。

(2)在二战结束前夕,土耳其根据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自身处境和未来的判断,积极地摆脱中立,快速加入战胜国阵营。当时战争形势已经明了,土耳其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孤例,与不少国家一样,土耳其没放一枪就成了战胜国。土耳其主要是想融入战后的世界秩序,比如联合国的架构,不想被遗漏。当然,土耳其的选择也源于对苏联某些动向的担忧和警惕。

(3)冷战期间,土耳其维持了一种积极与西方靠拢和结盟的政策。这既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出于它长期对俄罗斯/苏联的地区霸权野心的恐惧,并与美国的积极拉拢有关。此外,这也与土耳其内政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有关。这个时期,土耳其成为北约里一个比较特别的成员,也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和美国所谓的“蜜月”关系就是一帆风顺的。

其次,我们看一下冷战结束后的情况。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调整。冷战后直到今天,土耳其的地区政策至少应该放在一个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下来分析。

简单来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上的特点,就是在继续维持与西方的优先关系,积极向欧盟靠拢的同时,走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土耳其的这种所谓独立自主的道路,与中国所追求的完全独立自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又长期积极谋求加入欧盟,这两个外部机制对它的自主性有重要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土耳其自身的综合实力也不够,它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概括来讲,建国90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转变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的保守主义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中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对伊斯兰价值的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和前哨国 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又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的土耳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提升明显,而欧盟陷入各种危机,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而厄扎尔主张的多元化外交,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主义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土耳其的“大国梦”受制于其有限的综合国力。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20多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武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有一种对达武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

最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正发党时代,因为正发党执政的时间比较长(2002年至今),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单位。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很显然以“零问题”为主导。大家现在提到“零问题”时,总是会嘲笑其名不符实。其实,很多土耳其人也在嘲笑政府的这个政策,说土耳其外交“零问题”变成了现在的“零朋友”。过去这些年,笔者在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调研,其实也很少遇到支持“零问题”政策的人,因为,笔者接触到的人可能很多都是相对偏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或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研究机构。

但是,所谓“零问题”政策的失败,不能被归结为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因为,土耳其所处的中东地区或者说西亚—北非—高加索地区,其地缘政治的环境是变化迅速、多元而动荡的。

“零问题”政策的失败,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正发党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是土耳其根据对外部世界形势与格局变化的判断,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上,领导那样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中长期(比如10年后)的局势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放弃“零问题”政策是一个自然变化的结果。

与“零问题”政策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政治家。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战略纵深”,一个叫“枢纽国家”。这两者实质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奉行更加主动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2019年12月13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宣布组建名为“未来党”的新政党。图自新华社/路透

正发党政府奉行的其实是积极的务实主义外交战略,这与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改变自身的国家战略定位有密切的关系—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桥梁国家,而要向一个枢纽国家转变,寻求获取战略纵深。

从特定时间段的地区形势来看,“零问题”政策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因为在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对于周围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要加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其实也是延续厄扎尔时代以来的政策。非常笼统地说,土耳其跟中国有着很相似的经济结构,比如也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它需要寻求更为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多的能源供应。作为一个能源贫乏但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土耳其走“零问题”外交的路子,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

但是,自2011年之后,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执政集团就算还想维持所谓的“零问题”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吗?

前面讲到,土耳其受到多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以及它所处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种国际组织对它的制约。在这些复杂的结构里,土耳其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种理念,而必然要去寻求更为积极的、务实的做法。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了,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局势正在起变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它当然得看美国、欧洲或者俄罗斯怎么做、怎么想,土耳其的选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积极表现,比如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的积极政策是不是基于正确的判断呢?很明显,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谓积极政策的苦果。但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阿富汗,土耳其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可能收获还不小。虽然这些地方的形势不会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但土耳其在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积极主动地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就算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人们嘲笑它,无非是说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军工产业,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当中对比的话,你就不会贸然做出判断了。

除了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之外,土耳其外交还有一个特点需要重视,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欢使用现实的和历史的身份政治符号。这些符号包括所谓突厥的、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的、东—西方文明的等等,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复杂的历史资源有关。例如,2020年7月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的问题,就是对这些历史符号、身份政治和记忆的调动与利用。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积极支持其所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tek millet, iki devlet)意义上的兄弟之国—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表现。1另外,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尔多安个人的烙印,他性格张扬,行事高调,得罪了不少国家。从土耳其的做法到说法,外界已经将土耳其的野心归纳为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外界可能更加重视土耳其人的说法和“调门儿”,这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土耳其一些战略意图的判断。

综观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总之,不要被这些符号或说法误导,当前土耳其的领导人所追求的内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主义”,因此,它总是灵活多变的。

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

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经常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历史地看,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 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它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国家。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早在20世纪末,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后。

对于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笔者的基本看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21世纪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是继承自冷战末期的厄扎尔的遗产。

(2)它并不是土耳其自我标榜的意识形态或主张,更多是外人所贴的标签。

(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关注的是其在周边地区的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将其过度解释为一种土耳其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4)土耳其对外的积极姿态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关注伊斯兰世界,这反映出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要成为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一种雄心,而这些地区也是其所谓“软实力”能够覆盖的地区。因而,跟宗教有关的敏感话题,比如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欧洲难民问题等等,是这些年土耳其有意识加以操控的,这些都使得一些人认定土耳其在走疏远西方、回归伊斯兰的道路。而我认为,这代表了土耳其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是土耳其摆脱向西方“一边倒”、谋求其地区大国地位的表现。

(5)在土耳其国内,它主要表现为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怀念与肯定,尤其是要彰显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伟大和荣耀,期望乃至煽动当代土耳其人以此为荣,使其在精神上恢复并达到所谓奥斯曼的水平。它包括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举动,比如开放戴头巾的问题、领导人更多使用宗教话语进行政治动员,等等,而这些更加深了人们对土耳其所谓“伊斯兰化”、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印象,但目前这些举动仍局限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

3月29日,俄乌谈判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多尔玛巴赫切宫总统府开启新一轮谈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和谈开始前会见了双方代表并表示愿促成俄乌总统在土会面。图/新华社(土耳其总统府供图)

21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勃兴。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挑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当然,这个挑战也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看甚至困难重重。在土耳其国内,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甚至还因为诸多分歧而难以定稿。但对一个有着丰富的帝国遗产和历史资源,又与周边龃龉不断的国家来说,土耳其的故事里最方便人们引用的就是伟大帝国的过去及相关记忆。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对伟大帝国之过去的复兴。这样看来,圣索菲亚从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也是这个主旋律的一部分。对外部来说,理解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参照当然也是对过去的记忆,对阿拉伯人是如此,对希腊人是如此,对更广大的欧洲人也是如此。所以,“新奥斯曼主义”无非是贴在土耳其式伟大复兴身上的一个方便的标签罢了。

要了解土耳其,就需要了解其帝国遗产。帝国的遗产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类东西,而是思维上的。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和内政动向有很大的变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对美国摆出和解姿态;对埃及摆出和解姿态;继续推动加入欧盟;在东地中海问题上撤船并提出谈判;在国内进行司法、人权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些充分表现出土耳其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未来很难预测。围绕2020年圣索菲亚问题的争议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历史性变化与矛盾性,是变化了的土耳其现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是危机四伏的政客们捞取资本的把戏,也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寻找素材、制造“他者”的惯常伎俩。当然,若说这些举动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土耳其意欲复兴奥斯曼帝国,则不只是高估了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者”,也大大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复杂性。

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中,善于使用“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也就是一开始积极进取,“拉满弓”,但限于自身力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对手的反应,再相应有所收缩。通过这种策略,土耳其会实现自身理性的目标。在利比亚、东地中海、纳卡等问题上,土耳其这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土耳其“插一杠子”之后,别人就不能不带它玩儿了。阿富汗就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耳其现在成了阿富汗唯一信任的第三方,美国也得认真对待土耳其。总之,土耳其的对外策略,实际上是很有经验的,不是蛮干,更不是所谓埃尔多安的“发疯”。土耳其毕竟跟西方相处多年,经验丰富,心态也不一样。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埃尔多安选用的也是比较懂西方的技术官僚,这批人还是能够摸得清对方的基本路数的。外界所谓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无非是其“积极的务实主义”的表现罢了。

注释1:秦彦洋:《历史恩怨与现实考量—土耳其为何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澎湃·百家号”,2020年10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74762。

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责任编辑:朱敏洁
土耳其 埃尔多安 奥斯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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