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习近平说的那样许多人身子进入了21世纪，头脑仍然停留在20世纪。许多人观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据的仍然是陈旧的20世纪的理论。

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来审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马云说过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国家，淘宝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虚拟的世界中提供了国家的功能。反过来，全世界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企业。国家要像成功的企业一样，能够应对激烈的竞争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官员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国家的运营者，通过创新精神和高效的决策与执行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做产品，另一种就是做平台。微信就是一个典型的平台，微信并不提供公众消费的产品，但是为公众号、用户、商家提供了信息交互和商品交易的平台。

为提供产品的企业实现自我增值和交互作用提供媒介，就是平台型企业的巨大价值所在。微信的成功在于此，淘宝的成功也在于此。

21世纪是平台创造价值的世纪。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何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扮演着平台型企业的功能吗？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

地方政府是各种招商引资活动中最积极的主体。（资料图）

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能越大地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如火如荼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不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吗？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

稳定预期平台。没错，市场经济的决策是企业分散的决策。但是企业家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决策。在进行投资、生产决策时，他需要降低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于区域经济前景的谋划，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

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如同张五常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正式的市场竞争。招商引资就是这些“平台型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地方政府才竞相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更好的服务。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不惜血本的零地价的成本竞争，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例如，重庆市作为西部山城，如何与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吸引电子信息企业？显然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成熟的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就是借助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将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海外的“两头在外”模式。

当然，随着各种要素成本的上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谁有机会分得蛋糕？就需要政府企业家的创新。重庆市创新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销售出口在海外，这需要克服重庆缺乏海上运输通道的劣势，通过建设渝新欧铁路，海陆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一头在内”充分挖掘本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特别是重庆农民工本地就业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也避免了过年等假期长距离迁移造成的空档期，从而节约的劳动力成本。重庆的这一“商业模式”已经获得成功，重庆的两江新区正发展为国家级重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光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方面就已经形成年产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产能。这是地方政府作为平台型企业创新的典型案例。

这种平台型企业的繁荣是需要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官员不断的去创新、去谈判、去推动。这种政府企业家精神需要一个宽容的环境，因为创新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需要“冒”的精神。一味打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束缚他们的手脚，就会使得这些平台型企业失去动力。在一个“干事就会出事”的环境中，这些政府企业家是不会有闯劲，也不会有创新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微信、淘宝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几亿用户就会失去其创造价值的平台，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创伤。

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作为“平台型企业”的地方政府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节点（hub），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干预的力量。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旦这些政府的平台型企业失去创新动力之后，企业经济活动也失去了依托平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迅速下行重要影响因素。

同样，这些所谓“懒政”的问题不是靠督办所能解决的，中国经济发展不但面临着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的问题，更是面临着给地方政府松绑，让这些“平台型”企业发力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和空前力度的反“四风”建设，促进了政治生态的迅速好转，良好的政风正在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官场劣币驱逐良币时代的结束，将进入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新时代。

可以说，在营造良好从政环境上，中央已经下了漂亮的先手棋。然而，大破之后仍需大立，除了让坏人不敢做坏事之外，还要鼓励好人积极做好事。推动形成公务人员与其贡献相当的合理的透明的薪酬体系，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一种鼓励干事的环境，去重燃那些“政府企业家”内心干事创业的熊熊烈火，使他们在繁荣当地、造福一方的事业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热情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