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这份1938年的电报对边币发行的准备金问题、未来之作用、发行的数量，乃至伪币、法币的前途做出了准确的预断。

边币发行之初是和法币携手做朋友的，对于法币是无限量兑换­——即，为了保证边币信誉，只要老百姓需要，就可以用边币兑换法币。而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法币作为基金支撑，显然边区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就要求边币必须独占边区。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发行边币，就不会有后来的货币战——不然，边币早晚会被法币这个猪队友拖垮。边币开始发行时，经济上需要联合法币，所以用法币标价边币，边币与法币按1：1投放。边区的印刷能力有限，不能印制足量的边币。同时，考虑到要维持与国民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边币也必须与法币联手打击伪币。

抗战开始后，日本的军费急速增加。为了弥补战争经费，日本动用黄金储备，从美英购买战备物资。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只剩下25吨（数据来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22页）。敌伪用联银币套取法币，再去英美银行购买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于1938年断然决定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虽然允许私人保存法币，但如欲在边区消费，必须在交易前到交易机关兑换边币；如需要到敌占区消费，也可以在边区兑换法币。严禁奸商私自带出，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支敌。边区政府只花了十个月，就停用了法币。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规定，法币只兑出不兑入。法币随即跌价，每元法币只兑换7角边币，边币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边币严格地按照边区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发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的保证。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指出：“一般在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数目，不得超过全人口每人三元。”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货币战只是经济战的最高表现形式，货币战需要其他经济战的兵力做他的后盾，如果货币战没有其他经济战的兵力为其后盾，那么，货币战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因为货币本身是不会作战的。”宋邵文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没有农业、工业作为基础，货币战是无源之水；没有贸易作为手段货币战无从开展。接下来，我们看看“土八路”当时发展农业、工业的努力。

晋察冀边区的农、工、商业发展

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是从“减租减息”开始的。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征收累进税，既公平了税源，也减轻了农民负担。1938年2月21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随后的1939年，又颁布了《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经过八年的努力，1945年时，边区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达213.7万亩，估计年增产粮食达百万石以上。此外，还有鼓励良种的种植，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民讲课，积极加强对农业的贷款等等。晋察冀边区银行农贷占放款总额的34.9%。既然手里有了粮食，“土八路”就可以进行货币战中的“粮食战”了。

“土八路”所到之处，多为农村，没什么工业。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土八路”开始着手发展简单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毕竟在战争环境下第一要务是打击敌人，保证绝大多数人能活下去。边区工业基础薄弱，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别处无法比拟的——那就是靠近教育发达地区。不幸被日寇俘虏，并最终壮烈殉国的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为清华大学的技术员；胡达佛曾留法学机工；张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韦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任一宇曾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电力；还有很多从天津、河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自愿到边区从事军工生产。除了从事军工生产，他们还积极研发民用产品，替代日伪产品。有了人，才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创造任何奇迹。边区于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先后颁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而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

根据1945年2月的统计数据，边区所需军工材料，除常用的水银、肥田粉、卫生球、碱面等还需从敌占区购买外，其余如火硝、硫磺、生铁、黄腊、棉花、铁轨、大铜元、制钱、碎铜、锡、铅、银、碳、石炭和动、植物油均可自给。自给价值和边币达162751130元。

1938年4月21日，边区开设了第一个公司裕民公司。但它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包括“土八路”缺乏商业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但最关键的，是犯了“与民争利”这个错误。1938年秋季，反扫荡结束，裕民公司关门。

从1939年4月起，各县普遍成立贸易局，但由于管理不好，于是又成立边区贸易管理局。贸易管理局的任务包括：加强贸易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活跃内部贸易，办理商人登记与商业登记等等。为了加强贸易机关，边区政府规定：未建立贸易局之专区，应建立贸易局；同时鼓励私人向专区、县贸易局投资等；贸易局与税务局分离不易于出入口管理，故于1941年4月1日将税务局与贸易局合并；为了与游击区、敌占区进行商业往来，1941年8月各专区贸易局全部改成公营商店。

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作《关于财产生产等问题的结论》的报告，特别指出：“对外贸易要统制，但是应由政府限制必须品出口，鼓励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入口……境内贸易应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竞争。”

为了弥补财政困难，边区政府欢迎私人向公营商店投资。公营商店的主要任务则包括：对外办理出入口和对内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经营的货物种类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火柴与军需品，及其他人民所必须的，或出口所必须的商品，原则上不进行零售；在秋季粮食丰收收购，以免谷贱伤农；在春荒的时候卖储备粮，平抑粮价，既调剂了商品，还稳定了物价。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粮食、棉花绝对禁止出口，包括能做枕木的木材；而奢侈品严禁入口，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

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对于合作社边区政委程子华说：“用合作社的活动来教育农民，使他们了解进行合作经济事业，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有利。用群众经济上的利益，达到政治上巩固群众组织的任务。”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乌合之众。只有组织起来，群众才能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合作社在对敌货币战中发挥了不可小窥的作用。有了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健全的贸易机关、正确的经济思想、自主发行的货币和组织起来的人民，货币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货币战之一：汇率战

伪币进攻边区手段之一，就是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低价收购边区物资。他们派大量见利忘义的货币贩子，晋察冀边区俗称“牙客”，不停地买卖边币和伪币，打击边币币值。为此，边区必须清除杂钞。当时，边区金融市场充斥着各省发行的杂钞、伪河北币、伪联银币，甚至还有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这其中，边币驱除伪河北币的过程，不禁让后人拍案叫绝！

1938年3月，伪政府宣布河北币贬值，并限期在本年作废。日伪妄图通过此举贬低河北币，将平津、石家庄等大城市流通的河北币挤到边区，从而冲垮边区金融，廉价掠夺物资。边区政府提前就得到了消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边区所属的各有关专区，分别负责指派专人收集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大中城市的经济情报。情报报送后，由各行署以简报形式，每周向边区行政委员会报告一次。根据物价情报，边区政府会做物价变动原因分析，内容包括货币比值的变化；小米价格、布棉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波动等。

边区政府内部有用旧河北币打击新河北币的意见。宋邵文先生估计，旧河北币最少发行了几千万，边区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维持旧河北币。最后，边区决定采取“阶梯汇率战”，打击河北币，将新旧河北币一律打出去。

首先，边区政府发布通告《关于打击平津各杂钞出境规定》，“对群众加紧宣传鼓动、使民众尽量持向敌区购买货物、务期全部推到敌区，以免损失。”边币跟着河北币一块贬值——而且是维持在比河北币多贬值两角的速度，一道贬值。

同时，边区充分利用地理面积大、农产品丰富这个优势，在靠近敌占区的贸易局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换河北币和边币。因此，离敌占区越远，河北币贬值越多。商人到边区贩卖货物，必须将自己手中的伪币、河北币换成边币。由于边区太大，所以各地物产不一，越靠近敌占区的地方，物价也越比边区腹地价格高。反之，越到边区腹地，河北币的比值也越低。这就形成一个极大的“炒汇”利润空间了。商人除了从边区贩卖农产品以赚取价格差外，也同时把边区流通的河北币带到敌占区。当边区政府把河北币贬到五角的时候，河北币已经在边区绝迹了，全部涌入到敌占区。整个河北币汇率战，共扫除了两千余万的河北币，从数字上的统计来看，“土八路”的损失总值达四百余万。但从实际情况来考量，并没有这么多。而且，“土共”还发动群众、商人带回了一大批物资。

此役使得河北币充斥敌占区大城市，导致日寇不得不继续使用河北币，伪联银币的发行也不得不减少。为了保证敌占区的稳定，日寇也不得不限制通货膨胀。日本华北驻屯军1940年工作目标就是“金融对华对策。各兵团应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外间谣传联银券即将贬值，应严正表明既定方针，肃清谣言。”

货币战之二：汇票战、假币战、倾销战

毛泽东说：“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就没有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武汉会战前，日寇主要用军事力量迫使国民党投降。武汉会战后，日寇改变方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进攻为主”。因此，日寇将主要精力转向敌后战场，以货币战为手段，一方面继续盗取法币换取外汇，以补充军用物资；另一方面则主要打击根据地的金融，用军事和货币战掠夺物资，以支持侵略战争。

边区面积不断缩小，手中掌握的物资也大幅减少，导致边币对伪币币值下降——从1938年到1940年夏，原先是伪币对边币“贴水”，现在变成边币对伪币“贴水”。（“贴水”即英文的“discount”。“贴水”有两种意思：①中国旧时银钱业用语。不同资金间的调换，或两地间汇兑因币值不同，或供求关系不同而在比价上的折减。如1931年前后，由上海（申）向重庆（渝）汇出汇款，远远小于由重庆汇入数量，供过于求。因此，当时在上海购买渝票1000元，只须付申洋六七百元，贴水达三四成。②在外汇市场上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的差额，亦称贴水。采用间接标价法时，应在即期汇率数字上加上贴水，得出远期汇率的实际价格；而采用直接标价法时，则从即期汇率数字上减去此贴水数字，得出远期汇率的实际价格。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行“边币”，针对国统区发行的法币，进行全方位货币金融政策的斗智斗勇，值得大书特书。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法币，就如同今天的美元等，也被称为“外汇”，因此也涉及到“汇率”及如何控制“汇率”的问题。）

日寇盗取边区物资的手段之二，就是以发行汇票和大量印制假币的方式，向我边区套取物资，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边区的经济相对于日寇，属于弱势，物价也比敌占区低。敌占区商人到边区买货，只要带少量汇票就足以应对交易。而且汇票只能到伪银行兑现。不过，日寇把“土八路”想得太简单。天津、北京等城市都有地下党，所以无论你有多少汇票，都能给你兑出钱。

边区老百姓文化程度比较低，区分假币存在困难。但日寇忘了，“土八路”极为重视教育。边区成立不久，就出台教育法规定，“凡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必须接受教育”。以平西为例：边区政府成立之前，此地没有一所学校。到了1940年，这里已经有了高级小学五所，初小235所，学生共计10000人以上。此外，还有扫盲班249处，妇女识字班200余处，中学2处“土共”通过教育和发动群众，提高了他们辨别假币的能力；对于持有假边币的老百姓，会在进行教育后给予没收处罚；对于故意伪造边币者，则严厉处罚。同时，“土八路”还在在边区银行和各公营公司、集市、学校教育群众辨识真假票洋。比如，他们发动小学生，告诉其家长伪币跟冥币一样，没有任何担保，就是画了人头的纸，从而扩大边币流通范围，教育群众拒绝伪币、辨别假币。对于缴获的伪币，宋邵文说：“烧掉是一种极笨的办法，我们要用他们的锤头砸他的眼！”

对于日伪的倾销，边区则加强缉拿。边区规定，雪花膏、洋烟和迷信用品不准进口，钢笔要收取20%关税。都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谁也不比谁傻，日寇知道“土八路”爱学习，就故意弄一批钢笔。不过由于边区工业的发展，到了1943年，边区出入口条例则规定：“钢笔尖、笔囊免税进口”，因为这两种东西土八路生产不了。前文已经说了边区在1945年的工业生产能力，下文还将提到边区工业品生产对于货币战的作用。这里就不再展开。

我方的对策就是努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商品价格。1941年3月，冀中行署召开首次贸易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内贸易，扩大平原和山区交换；对外贸易，争取大量出口(指与敌战区贸易)出超。”宋邵文先生经常表扬平山县贸易局出口价格高，货币战政策执行得好。那么，平山县有什么诀窍呢，竟让北大毕业的晋察冀“土八路”货币战操盘手如此褒奖？

1938年初，平山县农会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为边区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刚开始入股的人不多，仅凑了100多元股金，但只用了15天，赶了三个集，“就把附近粮价每斗相差八九角和一块多的情形，给消减下去了。”农民得到了平价购粮的好处，便纷纷加入合作社。到1939年，平山已经有各类合作社588个，社员33792人，股金达45053元。平山县是山区，出产的粮食少，但盛产花椒、核桃、旱烟等。有了组织以后，农民就以花椒作为武器，进行货币战。

平山县盛产花椒、核桃等山货，靠近石家庄，每年花椒产量合边币八十万元。最大的市场是石家庄，北京、天津商人再从石家庄商人手里贩运。1939年花椒上市，石家庄商人故意压低价格，迫使平山农民低价出卖，同时吸引北京、天津商人到石家庄，企图以量大压低花椒价格迫使农民就范。

不过，成立合作社以前，此招能奏效，因为个体对大资本没有议价能力，可是今时不同往日！首先，平山县贸易局禁止花椒贱卖，还给农民贷款，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这可耗死了那群奸商——北京、天津商人到了石家庄，呆了半个月，花椒粒都没看到。正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故事却开始了。边区贸易局把商人请回平山，结果平山的山货直接对接北京、天津商人。而且这些北京、天津商人捎带脚贩运山货的同时，还把边区急需的药品、印边币的特种纸张、干电池等偷运至边区。1941年8月，在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上，实业处处长张苏作了题为《边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要“彻底执行内部贸易自由政策”，“团结商人，教育商人，组织商人，加强商人统一战线”。平山是边区和北京、天津地下党联络的通道。边区能通过地下党搞西药，或者从工厂偷运钢材进边区，都是通过团结爱国商人做的。提高了花椒等山货价格，边区就有更多的“外汇”购买必需品。边区还对运来急缺物资的商人酌情少收边币、多收伪币；规定凡是贩卖边区粮食、土布的商人，购货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边币；对用边币购买粮食的商人，则每斗便宜十元。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寇从东南亚掠夺的物资到1943年时已大多消耗殆尽。敌工部曾告：“下社两个日军，为了抢老太婆的窝头和大豆，动起手来。一被日军抓到据点干活的民夫说，日军的鞋破了将其新鞋抢去。另一民夫的棉袄也被抢去。一日三餐，只有少量大米和高粱米的杂饭，一顿只能吃一碗。菜，老兵四人一小碟，新兵六人一碟，抢来的南瓜、土豆。没有洋烟抽，靠抢民夫的旱烟解馋。”1943年，日寇先后两次修改贸易条例，放宽对边区的出口，以缓解物资紧缺。

石家庄日伪办的洪兴公司，特意通过关系找平西的裕华总店买麻（涞源、雁北年产麻六百万斤，为了加强出口公营公司组织，向平西调运）。为了提高出口利润，宋邵文规定：“出超的地方，对于伪币只打不收。”边币汇率提高多少，就等于出口商品价格升高多少。在1943年边区普遍5边币兑换1伪币的时候，平山县已经是3.8边币兑换1伪币。除了公营公司积极打击伪币币值，还团结“牙客”联手打击。当时，宋邵文先生规定，边区任何商品都必须以边币计价，包括情报单位对敌占区物价调查也是以边币计算的。

从“以我为主”的原则出发，“土八路”和洪兴公司的贸易品种也是自己定的，比如以麻交换肥田粉（43年之前严禁进入边区硫酸铵），因为“土八路”军工要用它做TNT。再比如，“土八路”还通过与伪军的统战关系，用钱收买伪军的弹药。等洪兴公司运肥田粉的汽车到了，边区政府命令民兵不许开枪、不许埋地雷。等洪兴公司下次再来，就把雁北生产的“三环牌”土布、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买走不少。尤其是三环布价格相当于日货的三分之一，质量还好，在抗战结束前已经畅销晋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由于棉花禁止出口，导致日伪工厂缺乏原材料，从而生产量不足。这些手工制品由农民组建的合作社生产，由公营公司定标准统一收购，用的机器是1940年边区工厂制造研发的四四棉纺机。正因为农民自己组建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一群看似平平无奇的农民才会成为英勇无畏的战士。

1945年，边区以小米、金、银和土布的涨跌为尺度，标注敌占区（如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物价指数。这从侧面说明，边区土布已经占领了一部分敌占区市场。不仅如此，1943年后，边区的土布、粮食、毛衣等还畅销到内蒙古。经常有内蒙古的商人到边区采购。

货币战之四：集市战

货币流通必须有交易市场，掌握交易市场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同时也扩大了边币流通范围。边区人民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为了减少边币的流通，日寇经常扫荡我方集市。边区民兵则设置消息树，树一倒，赶集的就知道鬼子扫荡了，马上撤离。原先的白天赶集，现改到了傍晚。为了方便交易，公营公司开办饭店，也具有情报站功能。一收到消息，掌柜的就会拿着账本、大厨拿着马勺、跑堂护送着客商走也。“土八路”跑的时候还会顺便埋两颗土地雷。虽然地雷威力小，但让鬼子缺胳膊断腿还是可能的。1943年，雁北民兵集市战就炸死炸伤日伪兵八人。渐渐地，日寇不来我方集市了，但我们又必须进入敌方集市，正如宋邵文先生所说：“为了给敌人掠夺物资与伪钞以有力的打击，就必须靠掌握集市，扩大边币市场。”

1942年，敌扫荡曲阳燕赵等地，使巩固区变成游击区。敌伪上市征税，禁用边币，向百姓倾销敌迷信品和奢侈品（如雪花膏、香水）之类。我方的对策，则由武工队把敌伪警长抓住。敌把市场迁到堡垒圈（敌在炮楼四周挖有深沟故而得名），我方派人打枪骚扰，再组织群众炸集。然后，我方派白皮红心的保长与日伪游说，将我方人员派进管理市场。渐渐地，边币处于流通主力，伪币成为暗市。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配合，达到扩大边币，减少伪币流通的目的。

1944年，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边区面积不断扩大，边币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敌伪据点以及雁北的灵邱、繁峙，甚至在新解放的灵邱城附近的乡村，都能以边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这在具有使用白洋（即袁大头）传统的雁北是“一个新局面”。敌工部报告称：“炮楼的日本兵从老百姓身上收出边币，说老百姓通匪。到了据点内跟伪军说：边币很好花的，买鸡的有。平汉路沿线各火车站边币偷偷流通。”最能体现货币战胜利的，还是物价。把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物价，和边区、敌占区物价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阜平以1938年平均指数为100，参见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华北沦陷区以1936年指数为100，参见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全国、重庆、成都、西安数据参见张公权、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