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一般比较关注两条道路：一是革命，二是改良，前者通过暴力手段，后者则走的是和平方式。但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有纲领、有组织进行的。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既不可能是个人的孤立行为，也不是多数人无组织盲动的结果，而是依据某种理论、依托某个政党或团体有计划进行的。所不同的是这种有组织变革的动力走向是相反的，革命是自下而上，而改良则是自上而下。

除革命与改良之外的第三条路径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骚乱。它常常被视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风暴，但很少有人会把它与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因为骚乱往往是社会矛盾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在某种偶发因素下的爆发，它常常是无理念无组织的，很难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基础造成根本性的冲击。骚乱往往也有像革命那样的暴力（当然程度就不及了），但它只是零散性的、短期性的冲击波。所以，只要原有的社会结构还基本合用，不致太过腐朽，骚乱就很难成气候。

典型的例子是像法国这样的西欧国家，经常发生罢工或是移民问题，结果演变成骚乱。从设路障碍、烧汽车，到砸店铺、抢公物，种种乱象，都不鲜见。但风暴过后，社会往往又平复如初，原来的问题可能解决了，或是沉寂了，而法国还是原来那个法国。

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像这样。法国这样的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够经住骚乱，根本还在于其政治社会体制仍有基本的合理性与适用性。那些参与骚乱的人们，不过是借机发泄一下不满而已，并没有到那种真要推翻政府的地步。而法国政府本身，也能正确地看待骚乱，没有一下子就把它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归根到底，双方都还是基本信赖原有体制，最终都能基本上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但一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是没有这种韧性的，外表上看起来很强大很稳定，实际上却很脆弱。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看起来稳定、快速发展的国家，由于一个小贩之死就突然陷入骚乱，最终导致总统出走，政局动荡。骚乱威力之大，在此得到充分展示。

笔者以为，骚乱在社会变革中，特别是在类似于突尼斯这样国家中的重要性还会上升。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是：政治体制欠民主、贫富差距大，从而导致下层利益难以表达，而上层则利用一切权力牟利腐化。这就堵塞了实现变革的传统的路径。对下层群众来说，革命已基本不可能。现代国家，哪怕是最穷的现代国家，也掌握着一般民众难以匹敌的武装力量。现在早已不是冷兵器的时代，早已不是操起两把菜刀就能闹革命的时代，在无情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传统的革命手段很难奏效。

而对上层精英来说，期待他们走改良之路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因为掌权者总是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的，在没有民主体制加以制约、革命火焰又难以燃烧的情况下，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继续维护而不是改变这种体制，因为其利益已与这种体制血脉相连，谁又愿意革自己的命呢？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必然是社会分裂越来越深，无论政府做什么，民众都以一种“恒不信”的冷漠或敌视的心态对待之。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看去很稳定，老百姓也很温顺。但由于内在的矛盾不断积累，整个社会面临的张力与压力不断增大，最终必然要以某种形式释放出来。在下层人民无法选择革命，而上层统治阶级不愿意选择改良的情况下，这种矛盾释放的方式就很可能能是第三路径——骚乱。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现代国家连革命都可控制，难道骚乱还会防不到或管不住吗？事实就是如此，因为骚乱有着不同于革命的特性。其一，它没有组织没有纲领，其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的内在不满，而这点是执政者很难去掌控或者是制止的。它可以制止你结社、制止你组党，甚至制止你在媒体上自由发声，但它无法制止人们累积不满。其二，骚乱往往出于微末小事，执政者哪怕在全国布满军队，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踏灭所有这些火星。正是这些小事往往触发人们内心深藏的不满，正像火星落到干柴上，马上就烧起一场熊熊大火。其三，骚乱的手段根本无法用传统的镇压手段加以对付，它的参与者就是普通的群众，无非是这里扔几个石头，那里放几把火，大规模的武力很难派上用场。加上其无组织特性，政府甚至找不到一个对象去对话瓦解，或是以“擒贼先擒王”的方式加以镇压。对于小规模的、孤立的骚乱，执政者或许还能集中全力镇压下去，但如果是骚乱大规模或者全国性地发生，或是发生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中心城市甚至首都，执政者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欲压不能、欲罢无策的局面。突尼斯的原总统本阿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干脆逃出国外走人。

突尼斯绝非个例，就在笔者撰写本文之际，埃及又出现了集会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由此来看，在一些体制僵化、社会矛盾严重的国家，骚乱很可能正在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变革方式。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与革命和改良相比，由于其无纲领无组织性，骚乱这种社会变革方式蕴藏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能够迫使执政集团的一些人下台，但很可能无法促成社会制度向好的一面转变。由于整个社会对新制度、新社会缺乏充分的酝酿与讨论，更缺乏相应的组织力量推动之，骚乱不过是在瓦解了旧秩序的同时，使社会驶向一个无确定方向的茫然大海。其前途或许比以前更好，也可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