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我们隆重迎接了两次。

第一次，从2000年进入21世纪;第二次，从2001年进入21世纪。

新世纪，中国在崛起，中国人在用力地活。

全球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势如破竹，中国奇迹和中国问题同样突出。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回望前十年走过的路，看荆棘与光荣，听呐喊与细语，察痼疾与陷阱，析理想与落差，寻共识与良方。

感谢加藤嘉一写国际关系、叶檀写财经、老愚写社会、余世存写思想、胡泳写网络、欧宁写城市、张颐武写文学、朱其写艺术、谭飞写娱乐、徐达内写传媒、令狐磊写生活方式，共同描绘了新世纪十年的中国生态。不一定全面，但一定真诚，带着十年的体温。

这个世纪还很漫长，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对中国和中国人乐观，对“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美好世界”亦心存乐观。

国际关系十年

这十年，中国是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多样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崛起包容着不同的要素，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经济至上、历史传统与先进文化……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矛盾，还要去突破思维的僵化与体制的瓶颈，试图成功使得自己“软着陆”。

矛盾的时代，纠结的中国

中国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是无人走过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两个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路”。

一

“加藤，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去中国的？”

这个问题，我至少被问过上千次。一开始没能很清楚地给予答案，刚来中国的2003年4月，我才18岁，边想边说，花一至两小时才能让对方明白我选择来中国的背景与理由。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问与回答的不断重演，此刻，我终于能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解释清楚了。这意味着进步还是退步，我不知道，让时代去说吧。

日本人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吸收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和人物，对“中华”两字抱着崇拜之心。我们的社会尊崇“以和为贵”和“天人合一”，还有最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字则是百姓生活和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

我这个以与众不同作为人生准则的另类少年，从小向外看，每天瞭望世界地图，想象国际关系的理想国。因对内的保守与封闭不满，渴望能出去，并从海外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只是想确认日本社会极端排斥个性，盲目保护共性的“维稳”方式是否是国际通用的，况且，最好能去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国家，这样才能对比得更鲜明。

读高三时邻居中国的首都——北京申奥成功，我一直在课堂内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感兴趣，所以狂学了英语，高二开始当翻译，那时抱着将来去联合国工作的愿望。英文掌握得还可以了，为了去联合国，还需要增加一门，阿拉伯语和俄语算了，感觉合不来，法语太优雅，不适合我，西班牙语明显不够严肃，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无聊男人，就熟悉而陌生的汉语吧。我有个弟弟和妹妹，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长子去欧美国家留学，就只能奔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低的国家。

主观与客观，乐观与悲观，主动与被动，期望与不安，积极与无奈……都有。但综合来看，我的出国战略似乎是最终自然而然地落脚到中国身上。这叫缘分，换句话来说，是命运。我幸亏获得了公派身份，运气良好，老天没有忘记我，本人就遵从了上帝的安排。从本科到硕士，享受到了6年的全额奖学金。2003 年到2010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

1999年8月，我15岁第一次出国，毕业旅行，到悉尼奥运前夕的澳大利亚呆了两个礼拜。那次外游让我开阔了眼界，并论证了一个事实：不是我在日本体验的事情彻底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世界原来充满多样性，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到外国走一走，接触不同的文明体系，将能够让自己加强对谋生的信心和希望。从澳洲回国后，我下决心，上大学时一定出国。

2001年7月，中国北京申奥成功。我17岁，作为亚洲人，更是东亚人，我也感到很高兴，为北京感到骄傲。它意味着，中国北京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东京一样，将进入迈向奥运主办国的黄金时段。坦率说，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更多来自“悠久历史”和“华夷秩序”，不过是神秘的乌托邦而已。而北京申奥成功把我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在我眼中，它逐步变成现代的，现实的，现成的存在。确信，若北京没走那条路，我不会选择来这里。

2003年4月，我终于来到北京。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那是在举国体制下为奥运建造的象征品，同时带着实际用处，就像中国造航母的战略。我坐东航着陆二号航站楼，从机场走出来，对北京产生的第一印象就是“黄”，不是所谓“扫黄”意义上的，而是来自国际上著名的沙尘暴之黄。空气很不好，令人陷入黄昏状态。我上正规、红色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与今天一样10元，每公里比现在的2元便宜，1.2元。师傅把肚子暴露出来，很像是个啤酒肚，白色的袜子，穿着黑色的皮鞋(什么个时尚感呢……)，在抽烟，身上有浓厚的味道，应该是10多天没洗澡了。我很抱歉地说，我对北京或中国的第一印象只能用“糟糕”两字来形容。

我在北大宿舍第一位同屋是巴勒斯坦人，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我是带着“三无状态”来到北京的——没有人民币，没有中国朋友，不会中国话，我跟他只能用英文交流。他的房间太乱，空间太小，我根本没法住下来，换了房间，第二个同屋是蒙古驻华大使的儿子。

我原来有个担心——来华后生活彻底变成中国化，英文怎么办，不能丢的，必须想方设法去维持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北大留学生宿舍 “勺园”简直是“小联合国”，来自10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抱着“同一个梦想”共存着，英文往往是我们之间交流的通用语。我把中文和英文同时提高起来，创造了相辅相成，一举两得的局面，这是我在华留学的意外收获。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最大动机和目的为：好好了解中国，学好中文，扩大人脉。这是“低投入—高回报”的合理化投资。我后来在勺园建立的外国人脉简直是难以置信，为将来的有关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所谓“第三世界”——非洲、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多数是驻华大使女儿、首相儿子等牛人，实际上是来华潜伏，进行游说的。看看当今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展开的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全都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第三世界的政府也以派出优秀留学生的方式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为未来的国家建设铺垫。

2006年11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非论坛”文艺晚会上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一起主持的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我来华后第一个朋友，来自非洲贝宁的留学生吉尤姆。此人的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的了解是本人根本无法去超越的。我预测，吉尤姆将来一定在中非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最起码大使，正常发挥外相，有可能当国家一把手。刘芳菲在自己央视博客“我的搭档”上这样写：“许许多多像吉尤姆这样的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最生动，最鲜活的信息。因为有他们的往来穿梭，那块大陆上的人对我们也感觉不那么陌生。但这些友好的使者却要承受着孤单和思乡之苦。给周围的非洲朋友们一点温暖吧，因为我们是朋友。”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剑桥、东京、早稻田等来自发达国家大学的许许多多的学生也来北大了解中国，学习中文，其中肯定也有与它搞好关系的投资意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4年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加坡留学生。他们基本都跟我一样是公派学生，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属于高中毕业后就跟国家签合约，确定北大毕业后回到祖国哪个单位的超精英分子，商务部、外交部、旅游局、《联合早报》等。新加坡这个面积不到北京海淀区的都市国家把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和日本同时强大的局面，古代是中国强，日本弱;近代以来是日本强，中国弱。而此刻，东亚正在迎来‘两强’时代，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两个强国之间，新加坡将采取务实、灵活、独特的国家战略，拭目以待。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学生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来华留学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享受外国生活，学习语言的范畴，实际上，稍微夸张地说，全都是为了祖国未来的对华外交谋取相应的人脉和应有的情报——潜伏。我经常被中国人称为“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我当然否定我是以交换或运输所谓情报的方式谋取金钱和权力的间谍。不过，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来华的人用什么方式谋生并不重要，只要来到中国，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权力中心——北京的人，都会产生感受、观察和思考，带着这些“礼物”回国，向有关部门汇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道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不这样做吗？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真实现状和本来面貌，而不是商业化的媒体粗心报道的中国。这一交易的过程当然对中国造成压力，理所当然，我们也在付出成本，承担风险。

肯定的是，既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无法选择把国家彻底封闭起来，甚至只能不断以开放、自由、民主的方式展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家方略，那么，中国要告别盲目担心或排斥外国优秀人员的弱国心态了。既然你有强国梦，就要有强国心。“可怕的中国通”太多了，我这个小小人物算什么东西，请你们睁开眼睛。

做大国哪有那么容易呢？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明白“祖国高度、密集、广泛被关注”是怎么回事，什么逻辑。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人员、金钱、信息等要素多米诺式地流入到中国，形成热潮，他们都是谋求“低投入—高回报”的自私品。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2007年12月，我陪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来北大演讲。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高官、著名学者、媒体人、商人等纷纷来到北大，北大有关部门没有一天是不接待的，天天忙于“高校外交”。他们是以拍马屁的方式进行游说，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和赞扬。这一切对中国来说顶多是压力，中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和余地对此感到骄傲，自以为“牛逼”。

2008年5月，我在北大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过几天正好要访问日本，我祝福他历史性访日圆满成功。我在中国也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官员、商人、媒体人、学者等各界人士。令人感恩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向我这个7年前什么也不是的，从事言论工作的日本80后赋予了特权和宽容。他们甚至主动跟我接触，以传送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是中国，中国人是谁，中国需要什么，什么是中国利益。我能感觉到，有些长辈真的发自内心地支持我、鼓励和安慰我，他们认为，把未来走向政坛的加藤嘉一培养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我很欣赏他们的主动、激情和关怀。我一定证明你们的投资是合理而正确的。我已经把中文表达与写作看作一辈子的事业和任务了，同时也一定用我的母语以及其他会运用的语言，把真实的中国传达给世界，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请大家相信我，我做过的，正在做的，即将做的事情一定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表达一种情感：我做过的，正在做的，即将做的事情一定符合国际社会的核心利益。

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这是21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要解决的最大课题。它走向何方？我无法确定。但坚定不移，毫无动摇的前景是，中国与世界，或世界与中国已经形成“命运共同体”了。如果甲方崩溃，乙方必然崩溃，反之亦然。

二

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走了变迁。19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质疑与抗议。不少外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几乎没有例外地相信“中国崩溃论”，当时，推崇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们甚至渴望，去推动其崩溃的进程。就像二战刚结束，冷战开始的那一刻，把苏联视为“假想敌”一样，冷战刚解体的那一刻，也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拿着冷战思维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什么是美国战略家们的利益？他们是“民主和平论”的忠实粉丝，从历史的脉络推导出一个结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

结果呢？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通过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史无前例的“政经复合体”去克服了来自西方的制裁措施，随后也发挥其“体制优势”，顶住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随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的深化与普及，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做出了特殊贡献。

身经百战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们似乎放弃了主动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策略。他们接下来开始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冷战解体后依然保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占“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之便宜的中国，其发展对“我们”带来威胁，应该好好遏制。“遏制”一词英文叫 “containment”。二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的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nan)围绕美国对苏联战略提出了遏制政策，还从苏联到美国传送了著名的“X报告”电报。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崩溃论”早就失去了市场。2002年中国申奥成功，首都举办奥运会不仅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迈向“大国”，还试图去证明，社会主义体制也可以容纳世界的和平盛典，“姓社”与“姓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沟通，还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这才是中国举办奥运和世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我不是敌人，想跟你们一起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口号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并高调挂在来京的外国游客必访地——万里长城的高处。

2002至2005年的那段时间，“中国威胁论”依然很有市场。就与日本的关系而言，2005年4月，中国国内——成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等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人群用暴力的方式对日本大使馆、日本餐厅等建筑打砸抢烧，警察却不阻止，实际上默认了其推行。另外国家的人民对大使馆这一“主权圣地”行使暴力明显属于违反了国际法，对此，政府给予了默认。当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向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提出了抗议，必须道歉与赔偿。在这里透露一个机密，我当时还跟町村外相秘密在北京钓鱼台会面，介绍了反日游行的来龙去脉，共同探讨了如何应付中国。

中国政府则拿出自己的逻辑，李肇星外长坚决不承认，并主张大家在中国公共外交上很熟悉的言词：“造成这一后果的一切责任不在中方，而在日方。” 后来，中国外交部和宣传部等部门合作召集专家学者，比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把他们派遣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演讲“中日关系如何重要，爱国主义情绪要合法，理性地表达”。中国政府也确实意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并逐渐把它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

世界明白“中国特色”确实很特殊，与以往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但环球人士渐渐地澄清一条逻辑：与其去遏制中国，并把它看作威胁，不如务实与它打交道，并占其经济发展与体制缝隙的便宜。使得中国成功融入国际舆论的关键人物竟然来自美国。他叫罗伯特·左利克(Robert B. Zoellick)，现任世界银行第十一任行长。佐利克学术能力出众，又精明过人、善抓细节，因此被誉为谈判桌上的“计算机”。由于他推动了德国统一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贡献，美国国务院曾经授予他国务院的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奖”。他2000年4月、2003年2月、2007年12月以及2008 年12月应邀访华。2005年7月底来华进行首届“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佐利克在美中关系方面提出了“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的主张。其含义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国家利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两国分享着前所未有的共同利益，包括双边的、多边的、国家的、地区的、全球的、经济的、金融的、人文的、社会的、科技的、安保的甚至政治的。我回顾并判断，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的那一刻，国际对华舆论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了“中国责任论”。与美国战略思想家同样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不错过机会，趁机提出“中国应该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

2009年2月15日，美国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的新体制下，国务卿希拉里开始了她上任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临行前一天，希拉里来到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亚洲协会，就美国的亚洲政策等问题发表讲话。她在演讲中借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说明发展美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她说：“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须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过河，这则中国成语在今天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相信，美国和中国都能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分享机会。”时隔三年半，佐利克的“中国责任论”进一步被同种人得到了证实。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又到“中国责任论”，国际社会对崛起中、转型中“不确定的巨龙”的认知也发生了切实的变迁。问题是，它说明什么？它说明，既然中国政府和人民努力以具体言行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会给你们带来威胁，一定以负责任的方式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一定处理好国内问题，不会使它陷入崩溃的边缘，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们做大国”。那么，我们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务必以变应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起成长，而要摆脱来自意识形态的思维僵化。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解释得很到位，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世界与中国，或中国与世界的确需要同舟共济。

2010年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个考验不断的挑战年。就与日本国的关系而言，9月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日本当局行使了“国内法”，逮捕并扣留了撞船的中国渔民船长，中方对此进行严重抗议，从外交部长到国务委员，直到总理，都赤裸裸地痛批日本。很正常，从中方的立场看，日方对 “争议中的领海”进行国内法等于侵犯了“我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停止了经济、人文、社会、留学生等种种对日交流，全方位地施加了制裁措施，尤其对日本打击巨大的是稀土出口的限制和禁止。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对大量制造混合动力汽车等日本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日本在稀土进口上的90%以上是依赖中国的。日本政府也开始批评中国，还用“歇斯底里”等词语形容中国的外交风格。日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严重退步，经贸关系受挫，国民感情恶化。最后，日本政府决定释放船长，没有起诉，但处分要保留，等于完成了国内法的行使，对此，中国外交部要求日方道歉和赔偿。

2010年的下半年，对于日中关系来说，令人难受的事可持续了一段时间。日本释放了船长后，两国首脑也没能正式会晤，“撞船后遗症”很难在政治、外交、大众三个层面上得到恢复。时间进入11月，当时可预测的时机是13-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那是各国首脑一年一度相聚的多边外交场合。虽然日中关系还没获得明显改善，但胡锦涛主席不出席APEC的可能性很小，焦点在于，正式的日中首脑会谈能否召开，因此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奠定牢固的政治与舆论基础。

两国之间的谈判经受了挫折。直到胡锦涛到达日本之后还无法确定首脑会谈能否举办。中方领导人，包括陪同主席的高官也考虑到国内高涨中的民族情绪，那段时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中等规模的“反日游行”，膨胀中的舆论也日益对中国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理性的舆论基础，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就很难务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这一点对未来中国外交来说甚至意味着最大考验。

日中两国的首脑最终进行了正式会晤。只有22分钟，但两国领导人确实握了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还确认了日中两国携手发展关系的政治意志。那段时间饱受争议的前原诚司外相与杨洁篪外交部长也在友好氛围下进行了会谈，还在晚宴上聊了两小时，加强了相互理解与信任。2010年下半年轰炸日中关系的秋季风波最终也得到了缓解，这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战略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基础共同促进的结果。以经济界为前锋，两国民众对改善外交关系的渴望与要求最后战胜了政治家的保守主义与投机主义。不仅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也将进入“人民主导政治”的新时代。

日中关系走出困境，本人很有感慨。7年前，我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是的普通留学生。走过7年，在北京见证了21世纪的十分之七。我的成长与挫折与日中关系同舟共济，痛苦也好，快乐也罢，时代与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此庞大而直接，令人沉思。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我在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改善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两国官民一体外交之间起到了战略沟通的作用。请原谅，具体不方便说，有些事宜只能带到坟墓去。但此刻，我想对自己说， “你做到了，辛苦了”。

三

对于当今时代，有几种说法。最时髦的似乎是“后冷战时代”和“后危机时代”。意思是，我们正面临冷战解体，即意识形态政治的结束，接下来是国家利益VS国家利益的时代，打交道的对象是个什么颜色不太重要，主要是凭有没有共同利益来决定要不要跟对方打交道，怎么交流，给什么，要什么，而且最好不是战争，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对话与协商，来面对现状，解决问题。时代需求与中国发展正在前所未有地形成“绝配”关系，时代正走向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早就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负担，还告别了姓资或姓社的辩论，抱着全新的方略与心态融入国际关系，并主动提出它需要“民主化”，为接下来的国际关系奠定舆论基础。中国的“大战略”在我看来很清楚，使得“和谐”从国内转向世界，使得“民主”从国外转向国内，这两个统治理念将碰撞下去，过程只好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局谁都不清。

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自从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丝毫的变化。它的特征有三：一、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组成;二、国际社会没有政府;三、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基本处于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和零和博弈的局面。当今世界难道不是在继承这些特征吗？不同点是，尤其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中国摆脱政治运动，放弃古老方针，融入国际社会以后，国际关系逐渐形成以“跨”字为基本特征的相互依存体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大家都是搬不走的邻居。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行业、跨政治、跨体制、跨思维、跨经济、跨文化、跨宗教、跨社会、跨人间……

所谓专家和学者还把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修饰为“多极化”，即世界有多个“极”。从地区分布看，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东亚、南亚、西亚、太平洋等地区之间逐渐形成权衡的关系。从国家分布看，除了美国、欧盟(欧盟不是国家，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往往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行为体)、日本等发达国家外，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使劲儿拉近发展距离，从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等场合判断，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毫无意义，属于两者的国家之间的“话语权”正在快速地“同质化”。不过，世界逐步变成“多极”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家和地区无疑是中国与东亚。“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这些说法，虽然依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但至少没有人怀疑其可能性。

把美国和中国视为世界两强的“G2”也是继承了“多极化”理论的产物。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最重要、最核心的双边关系，其发展方向和稳定程度将决定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未来。我在2010年9月访问澳洲的时候，一位安全问题专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颇有深度：“当今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基于两国战略性脆弱与互不信任。”两国都害怕得罪对方而失去国家利益。比如，2010年年初中美两国围绕“3T问题(Taiwan， Tibet， Trade)”发生价值观冲突的时候，3月，Google事件又冲击了双边关系。4月中旬美国将在华盛顿举办核峰会，焦点则是在中美关系处于风波的形势下，胡锦涛去不去美国出席峰会。结果是出席了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据我所知，美国承诺不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中国承诺支持美国制裁伊朗。人民币问题与中东问题，美中认清两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交换了利益，作为其结局，实现了胡锦涛的访美，并在“实现无核世界”这一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上达成了共识，两国一起显示出了“大国责任”。我想，既然中美两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假想敌，不管是金融、经济、科技、知识产权、价值观还是台湾，突发事件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好在两国都是精通战略，明白大局的国家，中美当局尽可能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繁荣的方式，避免细节影响大局的逻辑，中美关系将保持“脆弱的战略稳定”。

世界进入21世纪的10年前，当时16岁的我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给出了预测性描述。我说，“当今国际关系两大浪潮是全球化与多样化，前者是在做好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使得人、钱、物、信息等流动一体化和统一化的过程;后者则是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使得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国情等差异性和特殊性保留下去的过程。两者都是为‘让世界更加美好’做出贡献的产物，唯一的问题是，倘若两者要共存，就麻烦了。全球化与多样化在根本点上发生冲突，比水火不容还严重。怎么办？”

走过10年，我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毫无变化，反而深化了原来的观点。在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时代，人类要做的是，合作也好、竞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以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战术去证明全球化与多样化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共存的。我坚信，这一局面将贯彻整个21世纪，并困扰着人类。但如果这个问题不由我们去面对，解决，人类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而从解决根本矛盾的角度，我找到的一个突破口是，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无疑也是多样化最大受益者。中国是幸运的，能够赶上这个“矛盾的时代”去全力以赴地发展自己。中国的崛起包容着不同的要素，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经济至上、历史传统与先进文化……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矛盾，还要去突破思维的僵化与体制的瓶颈，试图成功使得自己“软着陆”。

中国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是无人走过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两个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路”。中国能否务实寻找体制上的缓冲地带，发展中的灰色地带以及改革中的本质地带，“缓冲”，“灰色”，“本质”，这些才是决定中国最终能否实现软着陆的“第三条路”。而我认为，假如中国真的能够走向“第三条路”这一当代的理想国，全球化与多样化这一21世纪的最大矛盾，也自然而然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