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南海领土争端之紧张程度日益升温，中国与美国之间为此展开的利益较量逐渐进入微妙而复杂的形势。此刻，与其为表面上的一场动静或一条新闻而焦虑或愤怒，不如从历史长河的角度冷静梳理一下中美两国之间的渊源是什么，其根本又何在。

最近重读了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的名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认识到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历史进程以及正确“认识对方，定位自己”多么重要而深远。这一大工程也是建构健全的外交关系的基础所在。

“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费正清先生提出的这句话，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美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一系列“不同”面前，两个大国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本身蕴含着困难。许多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国民性、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等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两国政府和公民理解对方国家，认识自我的过程。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后记”里的最后一句体现着他核心观点：“我们应该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人类首要利益的唯一方法”。

两个大国之间存在共同点与不同点理所当然，本身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些“点”，不主动去认识这些“点”就成问题。只有通过可用的各种渠道尽可能正确认识双方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一个国家社会的公民才能较为客观地理解对方，使得双方准确定位自己，最终推动健全的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美曾经历过的那些历史。

中美从1784年开始打交道，至今过了两个多世纪。在这些年以来，政治家、官员、商人、传教士、媒体记者、学者、留学生等各种角色参与交往两国过程。

18世纪末的交往早期，两国交往主要以商人为代表的贸易关系。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相当有限，毕竟是宣布“独立宣言”后没几年，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英国等欧洲国家。而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最早的传教士开始出去，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奥斯曼帝国，后来随着逐渐形成美国对外扩张的态势，美国与东亚之间也产生某种联系。中美两国在交往早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贸易与传教，而交往的影响也主要限于经济、社会层面。因此，两国政府或公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只好较为模糊。不过，至少可以说，从早期开始，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步体现出来，对19世纪以后的两国关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18世纪初，英国在广州地带占着支配性地位，英国是实力遍布全球的大帝国，而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稳定社会，在对华贸易中远远不如英国，当时，“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

费正清先生强调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入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评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中国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约体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当时，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带着深厚矛盾，具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比如，在鸦片战争的展开中，美国刚开始同情中国，后来分化态度，最后只好“打便车”，作为“侵略方”通过建立“不平等条约”谋求本国在华利益。

费正清先生说得很巧妙，“在执行我们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至于后来1899年至1900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 )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内容，包括“机会平等”，“中国完整”等，明显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华利益以及与其他列强相比获取更多利益的基石。

从大约18世纪初开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对华态度一直带着深刻矛盾以及某种暧昧，这两种态度有时也引起了中国方面对美国似乎毫无根据的乐观心态或期望。在这样情况下，两国之间不可能形成客观或准确相互认识，何况相互信任。

70年代的中美邦交正常化无疑对我们了解中美相互认识，定位自己的过程带来重要启示。费正清先生指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冷战开始后，中国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采取苏联“一边倒”政策，而美国与苏联是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对手，也是冷战的当事国，两极格局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于中国对美态度与政策上也起着深刻影响。

1960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中美之间产生了新机会，北京和华盛顿都成为了莫斯科的对手。找到“共同敌人”后，两国经过艰难的曲折逐步走到一起，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费正清先生指出，“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可见，除了国际因素外，国内政治因素也促进了中美两国只能接近，而不能疏远。

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有一个属于较为崭新的卢纶叫“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其核心概念是规范、认同和观念。它主张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观念性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双边关系上的改善、恶化还是维持现状，决策者对对方的态度与政策基本上是被客观条件所左右的。这里指出的客观条件包括由大英帝国强有力引导的不平等体系、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社会、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的胜利、冷战格局、苏联威胁、文化大革命、美国在越南陷入的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冷战解体等等。

一系列历史事件或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中美双方各种角色的“主见”带来深刻影响。历史告诉我们，客观条件对主观认识与判断的影响似乎是决定性的。不过，费正清先生的观察同时也告诉我们，客观条件或环境的转变也取决于“人”，尤其领导人的主观认识与判断。“在1968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

21世纪初的今天，美国与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对于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则是21世纪国际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中美两国在两个多世纪的交往过程当中，曾经在不平等体系下作为一个侵略方、另一个被侵略方并存过，两国也完全以意识形态给双方划线并造成过“隔膜”状态，过去一切都是不平等、不正常的状态。

什么是今天的中美关系？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深度互动（deep interaction）”、“深度融合(deep integration)”、“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 strategy）”…不过，最深刻地体现当今双边关系的说法恐怕是目前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B. Zoellick) 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这提法既体现着美国当局对当今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又反映着对于正在快速发展实力，提高话语权的中国的“期望”。中国为了自身发展而务必处理好，稳定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则为了落实全球战略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虽然在两国相互的需求上存在着差距，但今天中美与过去不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

而从当今的中美关系，我们能看到两个有趣的现象：其一，两国在相互认识、定位自己的层面上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平等性与对等性”；其二，当今中美关系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复杂性”，即既竞争又合作，既平等又不平等，既稳定又矛盾的关系。

不言而喻，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纺织品等经贸领域、人权、宗教、东亚合作、台湾问题、价值观问题、能源争端以及军事竞赛等问题上面临复杂而长期的问题困境，这些都是两国需要抱着战略耐心面对的课题。虽然每个问题间不存在明显的必然联系性，但两国政府与民间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切实展开“建立互信（Confidence Building）”。

在中美两国超越历史，不断寻找共同利益的当今，最重要的还是正确认识对方，定位自己。从现状看，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美都认识到了对方国家利益的底线，尽可能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美国方面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上采取刺激对方的措施，中国方面也将在反恐、中东、朝核，美国债、地区合作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我深信，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比较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清先生谈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影响时自我反思和检讨的一句话，我愿意把这段话赠送给读者，但愿能够引起大家的自我反思与检讨：“我们很少问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