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而是继续不断地寻找敌人，先是“中国威胁论”，接着是南联盟，而后是“流氓国家”，但始终苦于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在“9·11”之后，布什政府尤其是鹰派分子突然发现，“反恐”是一个放下很多东西的“大筐”，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加强国家安全，推动军工业发展，而且可以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以此来打击自己不喜欢或有利害冲突的国家。于是，布什在讲话中说：“反恐战争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也便成了讨敌檄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磨刀霍霍的美国盯住了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拉克、伊朗和朝鲜。

更进一步说，反恐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借口，在反恐的旗号下，它可以任意打击异己，可以赖在阿富汗等战略要地不走，可以架空联合国，可以作为双边关系中讨价还价的砝码。在这种背景下，“反恐外交”浮出了水面。

反恐政治也让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在“9·11”之前，如果美国政府想出台损及人身自由的法案，尤其是像爱国者法案这样过分的法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美国是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和民权的国家。

如果说，美国民众为了安全尚可接受一些过分的做法，那么，像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则绝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恐被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这样一些有野心的政客所利用了，而布什长达多年的“战时总统”状态，则“保证”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那个特殊时期，美国媒体显得如此弱势，它都不敢批评布什，因为那将涉及国家安全，因为那是它们在“9·11”之后曾谄媚地颂扬为“伟大总统”的人。直到伊战陷入泥潭之后，媒体才逐渐找回了平衡。

巨大的机会成本，也是反恐政治所要付出的代价。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正确的战争应该是这样的：铲除“基地”组织，稳定被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进行清晰的反对极端“神权”和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的战略选择，减少国土的脆弱性，这个日程一清二楚。但遗憾的是，布什政府却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停止了扫荡“基地”组织的步伐，而把矛头转向了伊拉克。

对此，前参议员加里·哈特在伊战爆发后感叹道：“就在短短的一年半以前，美国还像道德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上。几乎整个世界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坚定不移地寻求对‘基地’组织进行惩罚。可是，当萨达姆取代本·拉登成为我们的攻击对象‘白鲸’时，我们开始了独自的讨伐战争，把世界其他地方丢在了身后……我们独自开始了一场世界其他地方都觉得难以理解的行动。”而这场战争对反恐事业的影响是“难以承受之重”。

历史学家的话最终得到验证。在他们看来，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安全与否不仅取决于其实力，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得到国际尊重和获得公认的领导地位，而这种安全将毫不留情地被华盛顿单边主义的所作所为所削弱。这也是“9·11”后仍然与美国周旋了将近十年的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让约瑟夫·奈等学者感叹的是，“9·11”后的十年，是美国人安全感不断流失的十年，也是美国软实力不断削弱的十年，其幕后黑手，正是动机成疑、方向错误、做法失当的反恐政治。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会承认美国是世界这个养满鱼的巨大鱼缸中最大的一条鱼，但在这个没有一条鱼可以逃出的鱼缸中，最大的鱼也许可以战胜其他任何一条鱼，但却无法战胜它们全体，即使只是其中较多的部分联合起来，它也无法战胜它们。从长远的角度看，认识自我和尊重他人仍将是跨千年的命题，也是软实力的本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