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BBC中文网5月30日报道，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于5月30日在美国芝加哥去世，享年83岁。芮效卫是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曾经用30年时间将《金瓶梅》译成英文出版。

2013年12月，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最后一卷出版，全书共全五册，总长达2500多页。当时已经被医师诊断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的“渐冻人”）的芮效卫说，很开心自己能够“活”着完成这项工作，这套《金瓶梅》将是他此生最后一本著作。

美国汉学家芮效卫/资料图

幼年时跟着传教士父亲在中国生活

芮效卫1933年在南京出生，其父芮陶庵(Andrew Tod Roy) 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的弟弟芮效俭(J.Stapleton Roy) 也在南京出生，芮效俭曾在九十年代任美国驻华大使。

“1930年代，我的父母以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他们先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并在那里接受高强度中文学习。我的父亲学习语言非常具有天赋，他很快就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身份用中文做讲演。1932年，我的父母搬到了南京，1933年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出生。1936年，我们全家回到美国休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南京大学搬到了四川省首府成都，我们也于1938年返回中国，并在成都一直住到1945年。”

2013年，芮效卫在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出版的校园半年刊《TABLEAU》上回忆了自己在中国的童年，“我的童年时代非常动荡。1938年至1939年，日军空袭成都，每个礼拜总有五六次。幸运的是，那里有非常好的防空警报系统，空袭的时候我们就在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过夜。当时我读的是加拿大的学校，学校后来关闭搬到了乡下。我的弟弟（芮效俭）和我就由家庭教师来教，他们是成都其他大学各大院系的老师。从1939年到1945年，我们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芮效卫随全家返回美国，因为父亲要回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年他又和全家一起回到南京。这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即便南京和上海也即将处于前线。但芮效卫父母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父母决定，既然他们是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他们的职责就是传递他们的信仰，不该理会政治环境。他们决定看看能否坚守下来。”芮效卫回忆，当1949年5月，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他所就读的美国学校里400个学生只剩下了包括他在内的16人。当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他正在参加10年级几何考试。

1949年至1950年，芮效卫全家住在南京，那里没有西方学校，只好由大学教授们来教芮家兄弟。“我弟弟和我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国话，我们都是从生活的环境中习得的，但我们都不会读写中文。”芮效卫回忆说，当时母亲雇了个专业家庭教师来教他和弟弟中文。半个多世纪后他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叫赵雅男（音同），他曾帮助赛珍珠翻译《水浒传》。

在这位家庭教师的教导下，芮家兄弟重新学习中文，在那个时候芮效卫才发现自己完全被这门语言迷住了。1950年，17岁的芮效卫在南京秦淮河边一家二手书店找到《金瓶梅》，从此与《金瓶梅》结下不解之缘。他称自己从1950年起就一直是《金瓶梅》的学生。

“《金瓶梅》是全世界第一本描述中产阶级的经典文学”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芮效卫主修历史并开始研究语言和文学。他想成为一名中文学者。在朝鲜战争时期，他当了两年兵，并被派往中国台湾。1956年，芮效卫离开军队重新回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哈佛大学以及之后的普林斯顿，芮效卫都是教授中国文学。

为了能很好地研究《金瓶梅》，芮花了近两年时间为每一行诗词、每一句谚语做卡片索引。最后做了几万张卡片。有人问芮效卫：为什么不雇个研究生帮你做？芮效卫的回答是：“我知道他们干不了。后来无论读到什么中国古代戏剧和诗词，我都能辨析出是否在《金瓶梅》里出现过，很快找到索引卡片。那些卡片上写着我的翻译和注释。没有这些索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最后的翻译工作。我还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金瓶梅》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那是巨大的工程，但是我会继续去寻找那些诗词的线索。”

对于“金瓶梅”的无法忘情，让芮效卫在后来的汉学领域中针对《金瓶梅》做深入的研究。直到1981年，好友余国藩邀请芮效卫为其英译本《西游记》校阅时，芮效卫第一次燃起翻译“金瓶梅”的雄心。

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的芮效卫于1982年决定着手翻译《金瓶梅》，从1982年开始直到2012年才完成了《金瓶梅》足本翻译工作。最后一卷于2013年9月出版。

芮效卫强调，《金瓶梅》绝对不仅只是一本“色情书”，他认为《金瓶梅》是全世界第一本描述中产阶级百姓生活的经典文学，而且书中对于一般百姓的生活状况，包括服饰、食物，甚至葬礼，都有非常仔细的说明。

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

延伸阅读：

穿越障碍的文化禁欲之恋：芮效卫30年译《金瓶梅》，记者董子琪，刊于时代周报2014年1月30日。

1950年的南京秦淮河边，17岁的少年芮效卫（David Tod Roy）在一家二手书店找到他期待已久的“淫秽之书”—《金瓶梅》，那时他不可能想到，少时的乐趣会演变为今后治学的方向，而他会为之倾注一生的心血。

“现在，我毕竟可以对质疑我的人嗤之以鼻。如果我胆敢说我有一丝文化上的成就，它实在归功于我‘不幸’的躯体衰退。”芮效卫豁达而幽默地权衡他翻译《金瓶梅》30年来的所得所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芮效卫1993年即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译本的第一卷，至今终于完成。如今他已届八十高龄。在终于完成翻译《金瓶梅》五卷本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却被诊断为ALS（肌萎缩侧索硬化）。这种会造成肌肉萎缩的疾病会使得宿主不能自主行动—走路或说话，进而最终丧失咀嚼食物甚至呼吸的能力。三十年焚膏继晷辛劳翻译之后终有成果，却被确诊恶病，是个不太喜剧的尾巴。面对他的芝加哥的同事和学生，芮效卫并非哀悼即将到来的阴沉命运，而是如释重负般深表欣慰，因为他在健康之时已经完成了精致复杂的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金瓶梅》的翻译。

芮效卫认为，对西方读者而言，《金瓶梅》翻译难度很大。排除它多头并叙、见缝插针的复杂故事结构，它还百科全书般地吸收了民间俚俗词牌小调、谚语方言。并且它常被误解，被冠名为“色情小说”。他持之以恒的努力是对于这种文化误读以及陌生感的抗争。但讽刺的是，这种陌生感并没有因为前四卷已经发表而弱化—从亚马逊销售数据上看，顾客购买最多的仍是《金瓶梅》译本的第一卷。即使是《纽约时报》，在报道《金瓶梅》最终一卷出版之时，为了读者的阅读接受，仍将《金瓶梅》称为“简·奥斯汀和极致色情的结合”。即使简·奥斯汀的婚姻故事或泛滥色情的原书在文化背景与故事内涵上都不可比。

芮效卫的翻译是第一部完整的对这部极尽复杂的小说的欧美翻译版本。为何一位美国学者会对一部描述晚明社会万象与家庭关系的中国16世纪小说情有独钟，而他又为此最终花费了多少努力，这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烽火岁月里的童年

他曾有过一段动荡的童年岁月，出生于南京，启蒙于成都，受教于上海。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他辗转漂泊的游学生活，不仅映衬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势力衰长，也一路勾勒出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烽火连绵。个人的命运与中国三个城市纠结，童稚的时光里也如同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一样，深印被迫迁徙的人生无奈和战事密集的惶惑威胁。

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于1930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北京，接受学习密度极高的中文教育。父亲尤其具有语言天赋，后赴国立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33年芮效卫在南京鼓楼医院诞生（这所医院1892年由美国基督会派遣的加拿大传教士威廉·爱德华·麦克林创立）。在昔日倡导“性灵”、“饮食男女”的袁枚随园山下，赛珍珠创作《大地》三部曲的校园里，幼年的芮效卫与中国南京和古典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逸的岁月并未长久，几年之后，中日战争爆发，日伪政权下的伪国立中央大学建立，芮效卫全家于1938年和其他的教授和学员一起随中央大学迁移到成都，在那里一直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在成都，他们曾一个礼拜遭遇五六次日军空袭，幸亏空袭警报很及时，才不至于丧命。常常一家就在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过夜。因为在成都的外国学校关门了，芮效卫和弟弟芮效俭（1991-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只能在家接受教育。在中国的抗日阶段，他们也没有学校可上。

在短暂的回国休整之后，1948年他的父母重新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上海，仍保留一丝对信仰的尊重或对旧日身份的留恋。然而并非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如此想，旧情境也难以重返。他们只是处在文化版图交界处的孤独者。上海美国学校开始的时候有400个学生，当解放战争愈演愈烈之时，很多人都放弃回到美国。在1949年5月，就只剩16个学生。芮效卫多年后回忆说，当解放上海的时候，我正在参加十年级几何的期终考试。

出现在赛珍珠的传记里

很难说，芮效卫决心开展翻译生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949-1950年间，他们迁徙居住在南京，再也没有外国学校的优待了，只有家教，但幸而依傍大学，于是在家文理兼修，主要是由父亲教诗词，一个当地女子大学的教授教物理。在中文环境中，他和弟弟都能极为流利地说中文，但都不会写，也不会念。母亲在去留无定的情况下，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教汉语，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学者，叫做Zhao Yanan（原名未考）。他不止是一位汉语启蒙教师，更是协助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得力助手。赛珍珠极为钟爱《水浒传》，他们合作的方式是，由Zhao和另一位中国儒者一句一段地把文章念出来，口述翻译为现代汉语，然后再由赛珍珠思考辨认原文，结合两者翻译成英文。这和当初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与诸多精通外文的人协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翻译人才匮乏经验缺失的状况下，基于自身的热情和传递文化的使命，采取的折衷之策。耗时五年，赛珍珠的译本在1933年以“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为名出版，是第一本《水浒传》的英文全译本，虽然后被认为有诸多舛误，但当时极有国际影响力。

在赛珍珠后来的传记Pearl Buck in China: Journey to The Good Earth中，芮效卫被引用，并在注解里被称为Zhao的弟子pupil，虽然他们师徒缘分很短，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十年前Zhao翻译《水浒传》的经历，也间接传递到了他的美国弟子芮效卫身上。正如芮效卫所说的，《金瓶梅》受到《水浒传》的很大影响。不仅是在故事上，《金瓶梅》可看做《水浒传》“武松杀嫂”的笔峰一转的续书，在世代累积的故事形成方式及俚俗曲词的表现形态上，《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极为相似。因此这两部巨著在翻译上，若要做到既对原文忠实又能顺利向西方读者传情达意，有着可类比的难度。这位汉语老师，在亲身翻译中体验到文化差异和传递要诀，他做到的不仅是教授书写横竖波磔或普通日报阅读能力，而是让芮效卫对汉语产生迷恋般的兴趣，终其一生，以血肉精神缠绕这既陌生又熟悉的语言和它的文化。

穿越种种障碍的文化禁欲之恋

芮效卫对《金瓶梅》的发现和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横亘着种种障碍，比如当年中国文化封锁，西方文化误读，中西军事冲突以及大学工作压力。他要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坚定的志向正是在种种波折和间断中磨练得更加鲜明。

芮效卫在发现自己钟意英国文学之时，即已发现他对传统中国小说也有着浓厚兴趣，他也发觉虽然《金瓶梅》有着“淫秽之书”的名声，它的色情描写却并不比它描述的吃食、葬礼、服装、社会腐败更加详细。这本书提供了至今最为翔实的日常中国图景。当然作为青少年，当时最为吸引他的，还是那模糊的“情色细节”的召唤。这种模糊的随天性而生发的乐趣，却经常被删节版本的“此处省略560字”打断，于是他试图寻找一个更完整的本子，终于在南大图书馆找到了Clement Egerton1939年的翻译版本，但那些情色片段竟然是用拉丁文写的，只能大致看懂，他觉得还是读中文比较好。终于，1950年在秦淮河夫子庙的二手书店，他找到了那本未删节的《金瓶梅》，在那个年代，由于担心惹火烧身，很多人都对这类书避之不及，纷纷放到了二手书店转卖。文化的贫瘠和富饶就在二手书店中互相交换立场。少年芮效卫在别人遗弃的“烫手山芋”里补全了他在洁本和早期英文翻译本缺失的东西。

这种兴趣的发展，似乎是一场文化的禁欲之恋。芮效卫的父母是传教士，背负着传递基督教文明的使命来到中国，芮本人在1950年进入哈佛修习历史和语言文学之后也参与了朝鲜战争，和中国政治文化既紧张又融合的关系使他始终在文化的边界，感受碰撞和冲突。在朝鲜战争中，他通过了中文测试，被安插到台湾，收听军事广播，并读汉语手迹，他利用中文能力获取的军事成果并不可知，但这插曲般的军旅生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中文能力。

之后他又重新进入哈佛，他最初的翻译始于将德文版《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缩减版。1967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终于可以开始随心所欲地教授课程，他开始教授《金瓶梅》，但只有一个学生注册。这门课仍然坚持了两年，每周讲授一章，他进而更加对《金瓶梅》感兴趣，这本书充满着从别处摘抄的诗词小曲，他也开始深入了解研究这些材料的细节。为了更领会原文，他花费了整整两年把每一行诗词小曲、俚俗谚语都做了卡片索引，总共做了数万张卡片。他坚持亲自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为的就是通读中国诗词曲赋，如有类似诗词出现，就可以很快在卡片中找到金瓶梅里有无相同的诗词小曲。不是如此一步一步地完成，他不可能完成那些复杂的脚注。他也通读了《金瓶梅》出现之前的所有作品。他极为重视保留原文的韵律和结构，而不满足于像之前的版本只是把汉语翻译为通顺平淡的英文。《金瓶梅》在这里不仅是叙事的小说，而是一本丰富的文献，他觉得如果需要注解，那就每条都要注解，才能让现代人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芮版《金瓶梅》精巧有序，但注解太多”

时代周报采访何谷理（Robert E. Hegel）教授，听他谈芮版《金瓶梅》。何谷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师从夏志清，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迪克曼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与中国文学教授。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芮效卫版《金瓶梅》，与以往译本比如Clement Egerton的相比，它有怎样的优势？

何谷理：与《金瓶梅》任何语言版本的翻译相比，芮效卫版本的优势在于他将《金瓶梅》中的所有流行文化元素都融入了小说叙事之中，比如说流行小曲、民俗时语、插科打诨等。在揭示并保留这些元素之时，他也将翻译“外国化”了，如果用翻译学的术语来形容的话，就是说他并没有将翻译转化成欧美本土的文本—英文小说一样，而是让读者时刻清醒，这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另一个时空的内涵非常丰富的文本。这样做能使得《金瓶梅》的读者们能够像传统文化批评家，比如袁宏道，一样接受到丰富的信息。

Clement Egerton和老舍的翻译版本与芮不同，将故事本土化了，使它读起来很像19世纪英国小说。众所周知，老舍很喜欢狄更斯，而且Egerton也没有让老舍发挥更多的空间，我以前对比过Egerton和他自己写的其他小说，发现他的中文阅读水平并不是很强，所以翻译的文体风格也和原文相差甚远。我认为老舍应该被列为协助翻译者，因为显然是他翻译了那些复杂的段落。

时代周报：芮版对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都有一样的吸引力吗？

何谷理：读芮版精巧有序的英文翻译非常有乐趣，可惜的是，会被他成千上万条注解分散注意力，并且很多注解都只是对于一些表达的通俗解释或者转换，和小说艺术本身关联很小。

对比来说，Egerton的翻译对于要求不高也不求甚解的西方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但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芮版是唯一能考虑的英文翻译。比如说我在开设课程时，会建议我们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读《金瓶梅词话》的原文，参照芮的注解，因为他们实在比任何中文版本的都要丰富且深入。用这种原文+翻译注解的方法，学生们可以既领略小说语言艺术的美感又能更加细致入微地领略小说技巧的运用。

时代周报：很多中国读者也很关注英文版翻译的问题，因为《金瓶梅》在国内的出版比较常见的是洁本，你如何看待《金瓶梅》的“淫书”之称？

何谷理：将《金瓶梅》理解为“淫书”是完全错误的。依我看来，它根本不是一部写性的书，而是关于自我欲望膨胀的毁灭效应。因为私欲畸形放大，所以才会有极度注重肉体满足，小说里无数次描写宴会、酒局、风流性事，就是这种沉耽于私欲的体现。我现在手边没有这个版本，但我以前有过一本1980年印的内部发行版本，它里面所有和性有关的都删掉了，以方格代替，我数了一下，这些方格所占不过整本书的百分之一。换言之，只有百分之一性描写的《金瓶梅》枉负了“色情之书”的恶名。它大部分的叙述并不是性，而是其他各种各类的社会交往活动。它所再现的是一个丑恶到无人愿意踏入的社会，但是我们毕竟可以从中看到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同代人。就是如此才让人震动。我认为作者是希望可以使读者从小说中领悟私欲膨胀之后的恶果。

借用古人张潮的话，《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他说得很对。张潮的朋友江含征也曾说，“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我认为色情描写应该会使得性非常诱人，而《金瓶梅》只揭露性的丑恶，使人厌恶，就如书中描写的西门庆和他的兄弟们所做其他事一般。所以《金瓶梅》并非“淫书”，而是直言不讳人性污垢，令人不安。

时代周报：你怎样评价他的成就？

何谷理：我认为芮效卫完成了无人能及的事业，因为他为在另外一种语言中重现这部经典巨著付出了无以伦比的心血。我钦佩他的决心、能力和洞见，我也同时很感激他能为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读者提供这样的成果。

（观察者网综合BBC中文网、东方早报、时代周报等消息）